1968 年 8 月 28 日，年仅 21 岁的玛丽莲·凯兹（Marilyn Katz）在芝加哥的街头，历经当年最血腥、最暴力的一场反越战抗议活动。她是这场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玛丽莲·凯兹的身旁，有数以千计与她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走在街头高喊：“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等在这群年轻人前方的是，一群头戴蓝色头盔、手持棍棒与催泪瓦斯的镇暴警察。

“我朋友的脚被打断，还有朋友的车被警察砸烂，变成一堆废铁，我自己也被打。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我的朋友佛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在一年后被芝加哥警察射杀，所以相较之下，在抗议现场被打其实不是最糟的。” 玛丽莲·凯兹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年轻人被警察殴打的画面，通过电视媒体与卫星技术，传到家家户户的客厅。

一名年轻的越战士兵罗恩·费里齐（Ron Ferrizzi）回忆看到转播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个长得跟我老爸挺像的人，在殴打一个像我的人，老天啊！我该站在哪一边。”

1955 年到 1975 年，历经 20 年的越南战争，意外地在 60 年代串联起全球青年的集体行动。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除了人口数暴增，因为战后经济复苏，享受着上一代缺乏的物质生活，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凭借新的知识，他们勇于说不，冲撞传统价值，拒绝战争。

全球各地的青年，通过大众媒体发现彼此共享着相同的愤怒。这促使他们再往前一步。

法国“五月风暴”学运分子 Michel Bonnin 说：“这个社会怎么可以容忍这么残酷的战争，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人感受直接，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兵，但还是觉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问题。法国和美国作为主流社会，为了反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日本学运分子远山真琴（化名）说：“我的高中老师说越战中，美国轰炸越南的飞机，就是从日本的冲绳起飞，所以日本跟越战并非毫无关系。日本各地都有反越战的运动。”

美国的玛丽莲·卡兹说：“这个国家发生的种种事件，持续挑战我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信念，让我质疑我们对黑人做了什么？我们对越南人做了什么？”

起先，美国民众对越战并不是很关心。他们花更多时间观看《豪门新人类》《荒野大镖客》等电视节目，比起战事，他们对于洋基队是否再次赢得世界大赛的冠军，和 1962 年过世的玛丽莲梦露更感兴趣。1968 年 1 月 2 日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 45% 的美国人，认为介入越南是一个错误。

直到 1 月 31 日，越南爆发的 “春节攻势” 开始引发美国民众的关注。

1968 年 2 月 2 日，《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上刊出一张照片：南越国家警察总长阮玉鸾，在美联社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的目睹之下，枪决北越特工阮文林。

此外，受到民众信任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当家主播沃尔特·克朗凯（Walter Cronkite）前往越南之后，在节目中罕见地公开表达对越战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已经陷入僵局，而最好方式就是和解。

玛丽莲·凯兹认为，大众媒体当时对年轻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开始认为这是一场荒谬的、毁灭性的战争。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各地遍地点火。有人发起爱之夏，主张鲜花之力（Flower power）；有人走向华盛顿五角大厦前，手举标语高声怒吼；有人反对大学陈腐，发起占领校园运动；有人对政党日渐失望，发起抗议活动。

尽管时任总统林登·约翰森（Lyndon Johnson）向美国民众表示，春节攻势为美国带来了胜利。“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越南的道路被轰炸、参战的士兵遗体被运回、民众遭受殴打的画面，这对我们来说才是真实。” 玛丽莲·凯兹说。

此后，美国陆军公开表示，打算再征召 20.6 万士兵。美国人民质问政府，“春节攻势已经是胜利在即，为何还需要这么多的士兵？”

与此同时，科纳委员会也发布一份关于各地掀起的种族骚乱报告表示：“美国正走向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分离和不平等”。

越战炮火看起来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美国本土的大事却接踵而至。

三月，已经获得党内初选的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总统候选人身份；四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六月，刚宣布加入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八月，芝加哥发生当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议活动。

美国陷入最分裂的一段时间——种族、战争、性别、世代，所有难缠的问题集中爆发。

《麻烦制造者：60 年代的前线记忆》作者比尔·齐默尔曼（Bill Zimmerman）曾在纪录片《越战》里表示：“1950 年代，我们觉得我们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我们想弄清楚，身为世界上最好国家的市民意味着什么时，突然民权运动开始在我们脑海中爆发。我们不认为我们有任何力量，我们没想到我们能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我们能造成影响。突然，南方的一些黑人高中生就在这么做，那让我们震惊不已。”

比尔·齐默尔曼也是一名反越战运动的分子，他在 1967 年成为纽约市布鲁克林学院的教授。1968 年，作为一名教授，积极参与反越战运动，招募学生加入。但当时也因为参与运动，被校方开除。

1948 年到 1973 年，是婴儿潮世代成长期间，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经济进步最快的时期，光是这一世代，上亿人的生活获得大幅改善，美股从 1949 年一路上涨到 1957 年。

这段期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上升了 40%，累积的财富创造出大批的中产阶级，整个社会进入消费社会。

玛丽莲·凯兹原先也属于主流社会中的一分子，与那些流血、暴力的抗议活动沾不上边。她成长在普通的中产家庭，课余兼职做时尚模特，加入姐妹会，甚至获选“选美皇后”。很快的，她与一名实业家订了婚，眼看即将成为那些广告看板里“经典”的美国妇女。

1965 年的某一天，她发现黑人学生不过是在路上争取权益就会被警察们痛殴，她开始质疑长久以来相信的美国价值，以及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否是一场谎言。与此同时，她决定抛弃过去的生活、朋友，加入学运组织「学生争取民主」（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 SDS），以及离开大学，她打算亲历历史，投身学运，成为一名在街头上“恶名昭彰的学运分子”。

自此，玛丽莲·凯兹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巨变，短短三年期间，她在各地积极组织学生运动，成为学运的中坚分子。

美国前商务部长、白宫办公厅主任比尔·戴利（Bill Daley）说：“1968年，这个美国史上最具戏剧性和创伤性的年份。这一切都发生在芝加哥，你就是能感觉到它的到来。”玛丽莲·凯兹也确实在 1968 年最血腥暴力的一场抗议活动中，亲历了历史。

越战结束之后，玛丽莲·凯兹并没有选择停止，她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开始，一路持续到现在，建立女权组织、呼吁堕胎权益，参与反核运动、反帝国主义、反伊拉克战争，更帮助芝加哥选出首位黑人市长，以及协助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

现年 71 岁的玛丽莲·凯兹在芝加哥创办一家关注公共政策的组织「MK Communications」，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以她的名字缩写而来。

今年适逢 1968 年 50 周年，当年参与学运的年轻人，自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玛丽莲·凯兹大方接受不同美国媒体的邀请，谈论当年发生的事情。除此之外，她还主动在几家媒体上投书表达观点。

或许是因为长期身在社会运动第一线，也或许是多次谈及这段历史，在接受《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的采访时，玛丽莲·凯兹面对任何问题，几乎有问必答、侃侃而谈。关于抗议活动的细节，她都记得相当清楚，且有条理地陈述因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玛丽莲·凯兹回应人们对运动的误解时，她的情绪会比讲述 50 年前的暴力行为更为高涨，她特别希望澄清后人将运动的失败与共和党在选举当中，获得胜利之间的连结。对于选举结果，她倾向于提醒，一些更为无形、重要的价值，是需要经过时间累积才能证明。

按照她的原话来说，这是“1968 的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玛丽莲·凯兹始终认为 1960 年代这是一个伟大的世代，那些年轻人的理想与故事，不应该被忘记。

我的人生巨变，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开始

“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的。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

1964 年《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1965 年赋予黑人政治性权利的投票权法案也通过。1968 年马丁·路德·金持续替黑人争取就业、居住、经济上的权利。然而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市却遭到枪杀。同年，引发美国各地发起一千多个抗议运动。

我 16 岁的时候，因为民权运动，成了活跃分子。

1960 年代初期，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在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课余时间兼职做时尚模特。

在变成社会活动家的前一年，我是“选美皇后”，和一个实业家订婚。不过，民权运动期间，看到学生的处境，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的家庭是个普通中产家庭，跟政治完全搭不上边，我们家有黑人管家，虽然都支持民权，但没有人参与社会运动，在我被拍照上报纸之前，家里根本没有人谈论民权。

1963 年，我在南方上学， 曾经目睹令人震惊的景象——黑人学生不准住在寝室，不能和白人同住，不能和白人在同一个足球场上踢球，也不能进入酒吧——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种族主义的过往。

后来我转学到北方的伊利诺伊州，这里也有与种族相关的问题，比如说，黑人学校人满为患以及针对黑人的严苛住房限制。

1965 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洗脸，准备要去上课，在电台里听到一则新闻报导。

一群黑人在亚拉巴马河（Alabama River）上的埃德蒙·佩特斯桥（Edmund Pettus Bridge）上遭到殴打。他们发起一场示威活动，从大桥一边的塞尔玛市，游行到另一边的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Montgomery），但却遭到警方殴打。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记得那一天，我一边洗脸一边对自己说，作为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学生，我应该和那些游行的人，一样创造历史、亲历历史，而不只是去撰写历史。

接着，我在一周之内，主动退出姐妹会，取消与实业家的婚约，并且加入了“学生争取民主”（SDS），开始组织涉及到越战与民权的示威活动。

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激进的行为。

我完全不认识 SDS 里的人，毕竟我是那种会参加姐妹会的人，刚开始，我觉得 SDS 的人和我不是一类人，他们不注重衣着打扮，相对而言我就精致很多。

我是姐妹会里第一个加入 SDS 的人。本来在姐妹会的朋友，后来都跟我失去联系，因为我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无法理解，为何会有人放弃舒适的生活去“制造麻烦”，他们大多数的人只想赚大钱，或嫁给有钱人。

作为一名学生，除了兼顾课业、筹办抗议活动，我还得打工，毕竟参加抗议活动并不能赚钱，而且我离开学校宿舍，搬到外面住，父母不会养我，我也还没结婚，所以就得养活自己。

我们时常会在半夜三点开会讨论，因为我早上要上课，晚上要去餐厅当服务生，端盘点餐，打工赚钱。

有时候，我会在周末去南方的校园里组织；有时候则是在芝加哥比较贫穷的社区里组织。1968 年，我遇见马丁·路德·金，同时也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民权运动家，这些人都成了我一生的挚友。

自从 1965 年看到黑人示威游行，短短三年间，我就像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获得新的身份，建构了一个重要的世界观。

最后我并没有从大学毕业，而是选择离开学校。我从来就不觉得休学是个错误的决定。出了社会，公司会雇用你是因为做事的能力，不是光看学历，而是因为你够聪明。

其实，积极投入运动之前，我对政治现况并不反感。但这个国家发生的种种事件，持续挑战我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信念，也开始让我质疑，我们对黑人做了什么？我们对越南人做了什么？我们也在思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迈向更好的生活？

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美国内战时期的种族问题，都有所了解，当林肯解放黑奴，黑人获得自由，证明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再次证明我们是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

但 1960 年代开始爆发的学生运动，背后呈现的事实，显然与我从小受到的教育相违背。

我现在的丈夫，当时也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我们并不是在 60 年代就认识，他是南方的民权运动分子，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参与运动。尽管我们不是在运动过程中认识，但我们有着平行且相仿的经历。他现在已经淡出社会运动，但我到现在依然坚持着。

说起来，我的人生巨变，确实就是从 60 年代开始，从校园运动开始。

被大众媒体影响的第一代青年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截至 1960 年 4 月 1 日，美国人口总数在过去十年增加 2800 万人口，这个增幅比再前一个十年，高出了 800 万。

录影带和卫星直播，这两项电视技术的革新完全改变了新闻播报的方式。根据 CNN 的报导，截至 1960 年，美国有超过 90% 以上的家庭都有电视。越来越多人通过电视获取信息。

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战被称为全球第一场“电视战争”以及“客厅战争”，意思就是这是第一个通过转播直接进到每户人家客厅的战争。

若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会说这一代是 “独树一帜的一代”。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出生在二战之后，当时社会环境逐渐稳定，物质资源也丰富，使得我们对周遭的世界有比较高的安全感，基本上不需要为钱发愁，职业前景一片光明。我们甚至觉得美国拯救了世界，比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更民主。

相比于上一代，我们有着相当不同的价值观。上一代的人很重视家庭、婚约，想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我们这一代的人，有些是拒绝婚姻的，而且女性开始有权利避孕、不生孩子（注：1940 年代的青霉素是促进性解放的重要药品，1960 年美国则公开上市口服避孕药）。

我是从媒体里得知，原来不光是美国，还有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西班牙等地的学生都发起学运。看到其他国家的学运，更突显我们是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全世界的青年，一起改变世界，让社会变得更加民主、公平、公正。我们都是朋友，是世界青年社群的一部分。这种感受很强烈。

不可否认，当时的媒体确实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我们相信美国是世界民主的中心，另一方面，却在电视上目睹黑人青年因选举等一些最基本权利遭到殴打，越南也有针对美国干预行为的抗议示威。这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震惊。

那个时候，只有三个全国性电视台，ABC、NBC、CBS，媒体人普遍受到尊重，即便人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展现出的画面，都令人信服。

相反地，不管肯尼迪总统或是约翰森总统说什么，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越南的道路被轰炸、参战的士兵遗体被运回、民众遭受殴打的画面，这对我们来说才是事实。

过去的媒体环境与现在的差别在于，如今我们有非常多的传播渠道。对于什么是事实，大家的见解很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如果说一个人遭到殴打，另一个人可能会说那只是一棵晃动的香蕉树，也就是说，一旦人们对事实的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要进行对话就会比较困难。

1968 年，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反越战运动，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马丁·路德·金借由反战的能量，推动民权运动，争取黑人权利。此外，黑人劳工阶层也在底特律发起了劳工运动。

照理来说，这应该是个充满希望的一年。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到热血沸腾，对未来也感到兴奋，我们以为这世界会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真的没能想到，马丁·路德·金会被刺杀、罗伯特·肯尼迪也被刺杀，原本期望能建立和平、进步的梦想，因为这些暗杀事件而破灭，所有人的心情跌落谷底，甚至感到愤怒。

一个原本满怀希望的春天，最后变成充满愤怒的夏天。

1968，充满愤怒的夏天

那年春天，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向美国人承诺要结束越战，修补美国黑白人种间的矛盾与鸿沟。但在六月的加州初选，他被刺杀身亡。

8 月 26 日，第 35 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在芝加哥举行。前一天，玛丽莲·凯兹组织的群众，已经在场外的格兰特公园（Grand Park）预备。民主党共有两个候选人在竞争，一个是休伯特·汉佛瑞（Hubert Horatio Humphrey），另一个则是尤金·麦卡锡，前者支持战争，后者反战。

大会的第二天，民主党在场内激烈地对党派政纲一项终结战争的条款进行讨论，当汉佛瑞的支持者投票反对该条款，反战的代表爆发了；场外，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被禁止进入代表大会附近范围，他们转而向位于密西根大道上希尔顿酒店的民主党总部游行。

马丁·路德·金遭到刺杀之后，四月底，我们先在芝加哥发起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反越战运动。后来遭到警察的暴力驱离，一共被逮捕 400 多人左右。事后回想，这次的行动像是预告，预告接下来会发生不好的事。

同月，SDS 在哥伦比亚的发言人马克·拉德（Mark Rudd）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占领校园。我知道这个活动，但我一直在芝加哥，所以并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的占领活动结束后三个月，马克·拉德就到芝加哥与我们会合，一起发动“反对民主党提名代表大会”的抗议运动。

这个夏天在芝加哥所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都清楚记得。

我朋友的脚被打断，还有朋友的车被警察砸烂，变成一堆废铁，我自己也被打。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我的一位朋友佛瑞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在一年后被芝加哥警察射杀，所以相较之下，在抗议现场被打其实不是最糟的。

我是这场活动的安全部负责人，目的是保护示威者的安全，我们这群负责安全的成员就站在大批群众的后面。

由于四月的时候，我们组织过反越战运动，对于警察的暴力驱离，算是有点心理准备，所以才会有抗议前的“安全训练”，加上我是 SDS 的领导干部之一，才担任安全部的负责人，不然以我的身材、体重来说，其实不是太适合。

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脑、网络动员学生或群众，都是靠打电话或是口耳相传，这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动员。所以一开始到抗议现场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8 月 25 日，大约一千多人在格兰特公园聚集，原本大家聚集在公园里抽着大麻，开心地玩乐。但没想到，晚上的时候，警察突然开始驱离群众，用棍棒殴打群众、使用催泪瓦斯，整个过程中非常多人受伤。现在想想，那天的情景，真是让人感到害怕。但这还不是最糟的，8 月 28 日那晚才是最恐怖的，那天警察只要看到有人在前方，就直接打下去。

全世界都在看！全世界都在看！

8 月 26 日，现场的抗议群众开始齐声抗议，而这句口号后来也变成抗议的标语。

我的一位朋友唐‧罗斯（Don Rose）是负责媒体联系的人，他最先说出这句话，并且将这个作为媒体诉求。其实每一个来参加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主流政治建制派和年轻世代之间，有严重的冲突。

媒体报导必定会影响大众舆论。我们的确是希望能通过媒体，让大家看到抗议现场，也让一般民众了解我们的诉求，看到有几千名的年轻人反对越战，这里有女性、男性、白人、黑人，不同的群体，非常多元。

原本反战只是我们这群人个人关心的议题，突然之间，因为媒体的播报，成了全国新闻，因而改变整个国家。

一开始，我们预估顶多五千人参加抗议，但后来因为警察暴力加上媒体转播，现场聚集越来越多人，将近三万多人在现场。

很多人是在电视上看到警察暴力，而且行使对象竟然是一群白人学生，这确实激怒了非常多的民众。

在芝加哥的这些抗议运动当中，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白人学生，所以其实我们会担心警察利用抗议事件对黑人族群做出暴力的行为。

如果是白人学生，警察最多就是逮捕我们，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但如果是一个黑人示威者落在街头，他的情境肯定跟白人不一样。因为一连串的抗议活动，可能会导致黑人受到警方的射杀，这也是我们当时会比较担心的事情。

其实在抗议活动期间如果受到警察攻击时，现场的人必定是会起身反抗，我们也不会去阻止他们采取行动，总不能看着人们原地不动，等着被警察打吧。

另外，就是因为这次的警察暴力，其实给很多美国人一个教训和学习的机会。大家看到这个所谓鼓吹自由主义的国家表象之下，国家权力的真实样貌与黑暗面。

这场抗议活动结束之后，我开着车到其他城市，每到一个城市遇到当地的年轻人，都会谈到在芝加哥发生的那场抗议，他们也很羡慕当时我也在现场。

后来我去了旧金山，一直待到冬天。1968 年的夏天跟秋天，旧金山的州立大学其实也发起几场示威抗议活动。我就是在这段期间，认识了加州的黑豹党，还得知当时史丹福大学里，有一群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学生组织。

我的意思是，这次的抗议确实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年轻人希望能够参与其中。我甚至认为，这年夏天发生的事，一直持续影响到 40 年后，也就是 2008 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而这场抗议活动，还有个重要意义在于巩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

芝加哥之所以会出现抗议活动，是因为当时民主党不愿意改革。大家原先都希望民主党可以推出支持进步理念的候选人，所以白人和黑人运动分子相互合作，整合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引发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后来一些美国媒体，会说因为这场活动，才导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汉佛瑞（Hubert Horatio Humphrey）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尼克森，美国就开始向右倾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其实早在 1960 年代初期，美国国会通过保障黑人投票权，以及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权利法案》之后，民主党在大选投票率里白人选民的得票率就没有超过 40%，也就是说，因为国会通过《权利法案》，使得多数的白人选民反而倒向了共和党，也是右翼的政党。

所以，1968 年民主党输掉总统大选是因为种族主义，而不是因为这次的抗议活动。当时，是因为民主党自己不愿意拥抱关于战争或人权的不同观点。

美国的第二波女权运动

在芝加哥抗议的时候，知名电视记者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采访我，或是其他人采访我的时候，都会提到我是唯一一位领导抗议活动的女性领导人。但我从来没有以此为傲。

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这是必须做的事，我没有特别想说，身为女性更应该要挺身而进，我只是为了我相信的事情站出来，就是这么简单。

但作为一名女性运动者，整个 60 年代的反战浪潮里，确实促使我们的自我意识觉醒。美国历史上有三次女权运动，1960 年到 1980 年的第二次女权运动里的中坚分子，很多都是从反越战运动里出来的。

在反越战和民权的斗争中，我们也要为女性权利斗争，女性权利本身也是人权的一部分。1968 年，我们建立了芝加哥妇女联合会、洛杉矶妇女联合会；1969 年在芝加哥建立堕胎组织。总的来说，女权运动是反越战运动、民权浪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学运后期，SDS 内部的分裂

我是在 SDS 里认识不少一生的挚友，我们这些人在 1968 年相识时，都还是孩子。

SDS 的第一代成员比我们大 5 到 10 岁，基本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这些学校。一般来说，都是中上阶层的年轻人，可能是在新劳工运动的背景下成长的，也可能是来自犹太知识分子团体。这些人起草了 SDS 早期的《休伦港宣言》。

1960 年代，成员大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了非常多关于反资本主义的文章。但不同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太相同。

当然，我们内部也经历过几次分裂，第一次的分裂是偏向知识面，第一代成员的立场比较倾向是改革资本主义，但后来加入的 SDS 成员立场则偏向革命路线。

1969 年，SDS 历经了第二次的分裂，当时战争与种族的问题白热化，有一群成员不想要继续原来的学生运动路线。这群人就是后来大家称呼的“气象员”，他们加入比较激进的左派组织，叫做“地下气象组织”，路线是激进暴力的，他们的抗议活动，一般都会出现暴力行为或爆炸。

媒体对“地下气象组织”的报道也非常多，使得大众对于学生运动的认知出现扭曲。

因为这次的分裂， 1971 年 SDS 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的状态。不过，SDS 的成员并没有因为分裂而停止参加运动，当中很多人仍活跃在社会运动当中。

我从来没离开过 1968

1968 年结束了，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后来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美国从越南撤军，1970 年代之后反越战运动逐渐变得比较沉寂。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停止社会运动，战争结束之后，我参与了反核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

1980 年代，回到芝加哥，曾加入哈洛德‧华盛顿（Harold Washington）竞选团队。90 年代之后，开始加入反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之后参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一直不断的往前进，从没有停止或退出。现在，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特朗普。

现在，很多人对学运分子有种误解，觉得这群年轻人，成年之后都不再关心社会，以一种没有经济压力的中产方式活着，这是不对的，当年参与学运的人，不少在政治圈依旧相当活跃，继续关心社会议题。

不管是帮助芝加哥首位黑人市长当选，或是帮助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当选，都与 1968 年的中坚分子有关。

2002 年，我组织了抗议伊拉克战争的大型示威游行，在这场集会里的三千人中的核心成员，全是我 1968 年结交的朋友。那一代的年轻人非常有理想性，坚持正义与平等，对世界充满好奇，人与人之间彼此有着紧密的连结。

尽管种族问题依然存在，但是黑人人权获得改善，目前有 19 位黑人女性获选为大法官。这个国家真的有所改变，而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一直相信，1968 的精神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虽然我们还没有赢得胜利，但我们改变了这个国家。

*本文感谢翻译林越越、吴凯琳的协助。

题图来自玛丽莲·凯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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