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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过什么童年创伤吗？”

 

心理医生平静的问话在我心里炸起了响雷。生完孩子的第一年，工作异常繁忙，我的压力值也节节攀升，直到自己觉得已经再难以承受，开始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有时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孩子健康活泼，家庭也能帮助，工作虽忙也不至于苛刻，我这爆表的压力值从何而来？怎么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如果压力只是来自于生育与工作，那以后人生面对的更大压力时怎么办？

我和心理医生细数了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被父母打，老师性骚扰，同学欺负，课业环境压力大……把自己的内心掰开来之后，才想起许多早已刻意忘怀的童年往事。其实它们都在大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疤痕，只是我总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们。但那都是遥远的往事了，和我现在面临的压力问题有什么关系？

Paul Tough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与撰稿人。2012年他写的How Children Succeed一书出版，迅速入选各家媒体年度书籍的排行榜。这本书旨在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孩子长大了可以成功，而有的孩子则注定失败？他的第一章非常直接地问：怎么才能让孩子失败？答案居然在于童年创伤与成年压力之间的联系。

自1995年起，美国加州医疗保险Kaiser HMO的病人都会收到一个调查问卷，询问他们是否有过童年创伤，包括暴力行为、性侵犯、情感忽视、父母离异、家庭成员去世/常年伤病/酗酒毒瘾等。Kaiser的预防医学部门主管Vincent Felitti与亚特兰大疾病预防中心的传染病学家Robert Anda分析了回收的7万多份问卷，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超过四分之一的病人生活在有酒瘾/毒瘾的家庭中，另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病人曾被父母殴打过。两位科学家采用一个ACE记分方式，每一个汇报有过一种创伤的病人得一分。他们发现，三分之二的病人ACE分数超过1分，而八分之一的病人ACE分数超过4分。

更令人惊讶的是，Felitti和Anda对比了这些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的童年创伤与其成年后的遭遇呈非常强烈的相关。对比ACE分数为0的成人，ACE超过4分的人有两倍以上的可能性发生抽烟行为，7倍可能性发生酗酒和早期性行为，两倍以上机率获癌症和心血管疾病，4倍以上机率获呼吸道疾病；ACE分数超过6的成人，自杀机率是ACE0分人的30倍；ACE5分以上的男性，吸毒的机率是ACE0分人的46倍。虽然心理学家们很早就认为，有过童年创伤的人更容易酗酒吸烟、滥用药物、得抑郁症，所以得癌症、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的机率自然就比较高。但Felitti和Anda发现，即使这些ACE高达7分以上的人不吸烟不喝酒不体重过量，他们获得可致死心脏病的机率依然是ACE0分人的3.6倍。

在接下来十年里，科学家们逐渐发现，使得童年创伤真正对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罪魁祸首，是现代人生活里无处不在的——压力。我们的身体通过一个叫“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简称HPA）的系统在控制压力。当一个潜在危险发生时，我们的大脑中的下丘脑释放一种化学物质，激发垂体的接收器，垂体则释放出一种信号荷尔蒙，刺激肾上腺释放了一种叫糖皮质激素的压力荷尔蒙，激发了我们身体的保护机制。我们会发现自己感觉到恐惧与焦虑，我们的心跳加快，皮肤出汗，口舌干燥，我们的神经递质被激发，葡萄糖含量上升，心血管系统给肌肉输送血液，血液里的炎症蛋白水平迅速提高。

神经生物学家Robert Sapolsky在其书《为什么斑马不得溃疡》里解释道：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在漫长的进化过程里，人类感应系统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短暂的压力。远古时期的人类需要在丛林里碰到狮子时迅速抛开，我们的压力感应系统可以帮助我们保命。但现代生活中的压力不再来源于路上可见的狮子，如今我们担心的事情是家庭关系、还房贷、工作升迁、养育子女，这些压力时间漫长，且无法通过逃跑躲避而解决。而我们的HPA压力感应系统不仅无法帮助我们适应这样的生活变化，甚至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作用。如果HPA压力感应系统长期处于应急状态，我们的身心健康会得到很大的损害。而如果HPA在婴幼儿时期长期作用，则会对成年生活产生极大的损伤。

注意，损害我们身心健康的并不是压力本身，而是压力所带来的HPA身体反应。洛克菲勒大学的神经内分泌学家Bruce McEwen解释：HPA系统无法分辨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压力，它们在对待碰到狮子和在公众演讲的反应是一样的。当你站在观众面前，你的压力值升高，开始口干舌燥，因为HPA系统只能给你释放“逃跑”的信号，这对于帮助你完成演讲一点用都没有。而如果你担心的是子女的养育问题，那么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你只能一直感觉到不必要的恐惧与焦虑。

如果把HPA系统比作一个消防站，当警报响起时，消防员没有时间来分析到底是什么着火了，也没法研究用什么消防车最合适，只能把所有消防车都开出去救火，而最后也许只是浇灭了一根蜡烛，或者连个火星都见不到。

Paul Tough在How Children Succeed里讲述了他的一个采访。采访对象叫Monisha Sullivan，一个18岁的单身妈妈，孩子已经两岁了。她住在美国最富裕城市之一的旧金山，身处在城市里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Hunter Point。Monisha出生才几天，就被毒瘾深重的生母抛弃。她与同样犯毒瘾的生父和哥哥在贫民窟里长大。10岁时，她和哥哥被旧金山儿童保护部门带走，被迫分开在各自的寄养家庭里生活。但她不停与寄养家庭产生激烈矛盾，总是在几周之后就逃跑出来。有时寄养家庭无法承受她的性格，把她送回福利机构，而福利机构又把她送到一个新的寄养家庭，直到矛盾再次爆发。这种生活持续了整6年，直到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Monisha有严重的失眠症，她的手经常不受控制地颤抖。她不停掉头发，只好用头巾包住头上的一块斑秃。最麻烦的是她永不停息的焦虑症，她担心自己的学业、女儿、父亲、哥哥，甚至担心旧金山会发生大地震，过往旧金山机场的飞机会朝她扔下炸弹。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HPA救火系统不停提出最高级别的警报：生母和继母打架！再也见不到爸爸了！寄养家庭不照顾我了！她的HPA不停送出各种消防车，警铃不休止地在她的脑海里回响，她的消防队员们不停打烂她身体与心灵的防线。当Monisha 18岁时，她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她的家庭了，而是她的HPA消防队员对她身心的永久损害。

生理学家已经发现童年创伤是如何损害我们的身体机制。在我们的大脑里，童年创伤最容易伤害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质，而这偏偏是控制我们情感与认知行为的关键部位。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主任Jack Shonkoff将这种控制能力称为“执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这是一系列的高级别大脑能力，用来处理各种混乱和不可预知的情况。它们就像大脑中的空管员，管理大脑思路的飞翔。

有一个Stroop test可以很好测试人类大脑的执行能力。在测试中，你将看到用绿色字体写出的“红”这个单词，研究人员会问你单词的字体颜色。你需要控制自己随口说出“红色”的冲动，运用你的执行能力来判断这个单词字体真实的颜色是绿色。这种控制执行能力在学校生活中非常有用，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处理混乱和不可预知信息的过程，学校的社交生活则更充满争抢吵闹。这需要孩子们通过运用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使用其执行能力来控制自己好好学习，不和同学打架。

当孩子成长在压力巨大的环境里，他们的前额叶皮质受到永久性损害，会使得他们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静坐学习或执行指令，碰到情感挫折时也更难以恢复，而这对他们的学业成绩会造成巨大影响。当大脑被所有难以控制的悲伤情感与极端冲动控制时，孩子自然无法专心学习。甚至一些孩子会难以自我控制，产生严重的暴力行为，欺负殴打同伴。这也是Monisha的情况。她无休止的焦虑严重影响她的自我控制能力，使她无法专心在学校里学习，早早有了无保护的性行为，16岁时已经成为了少女妈妈。而在这种自己尚难以自保的情况下，养育婴儿的重任压力使得她更难以专注自己的发展，她的生活不停陷入泥沼。

可悲的是，虽然我们已经能理解童年创伤对成人的毁灭伤害，但陷入童年创伤的孩子并非自愿。他们不幸生在一个痛苦的环境里，被迫接受种种创伤。即使在正常家庭环境里成长的小孩，他们依然可能面对来自社会中的欺侮、歧视与伤害。我在身边朋友群中也询问同样问题：”你有过童年创伤吗？“群里的讨论经常成为各种创伤展示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