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5 月，葛宇路找到路边的一个监控摄像头，爬上梯子，面对并紧盯着镜头，与他所想象中的、监控屏幕后一双可能的目光进行“对视”。

这个行为最终被赶来的保安打断，而监控录像则被拷贝出来，成为时长超过 2 小时的影像作品《对视》。这是继“葛宇路”假路牌之后，葛宇路另一个颇为人所知的作品，最近正在北京“的|艺术中心”放映。

放映期间观众会被安置在一个从外部锁上的小房间，并没收手机，这也是葛宇路本人的布展想法。

同期放映的还有艺术家刘伟伟的《投票》。

不同于《对视》，《投票》是一个全新、且仍在进行之中的作品。 2017 年，刘伟伟的弟弟刘超萌生出想要移民去澳大利亚的想法，但去留的决定被许多外部因素所影响和限制，他们打算让公众代为作出选择。

展览现场，两个显示屏并置播放着不同的视频，分别为两段拉票广告，刘超本人在视频中演讲并为自己留在中国或者移民澳大利亚进行拉票。公众则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投票。

进入展览空间之前，这场投票已经于 11 月 29 日在社交媒体上开始， 12 月 29 日截止。“如果公众投票决定刘超留在中国，他将放弃个人出国的权利，继续在国内生活；如果公众投票决定刘超移民澳大利亚，那他将想尽一切办法，耗尽自己所有能力，直到彻底离开这个国家，前往澳大利亚生活。”作品介绍中这样描述。

12 月 25 日，展映第一天，策展人张涵露和两位创作者进行了对谈。讨论主题是“网红”，话题从快手直播、 1818 黄金眼，一路聊到了 Pussy Riot （暴动小猫）和徐锦江圣诞老人表情包。

细看两部展映作品，会发现“网红”这个词汇，不仅是指网络上以病毒模式传播引发大量关注的事物，在这里更意味着创作者主动以网络平台为中介制造的一种呈现效果。

刘伟伟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介入感。他曾为西安一群自组出租车公司司机记录维权的日常，拍摄成纪录片《众泰》进行展映，后又引发了媒体上的连环效应甚至于政府的关注。他对“网红”现象表现出一种拥抱的态度。“对于消费主义，对于网红（我）是百分之一万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首先要有表达的出口。”

他从话语权的角度看“网红”现象。作为一个公共表达平台上诞生的产物，他认为“（网红）实际上完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一个瓦解”。它的无规律可循和快速生产传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权力所无法掌控的缝隙。在今天，人们既能看到大山里的网红，也会目睹到一段监控捕捉的家暴场面，而大众对此产生的反应是非常难以预测的。

刘伟伟：你的作品产出它要是一根刺

在一个图像泛滥的时刻，你怎么利用传播里的一些缝隙去做事？比如说世界杯进行的时候，暴动小猫忽然冲进去，实际上它中断了传播，在足球比赛里穿插进了自己的形象，去展示了自己的宣言，就是要利用你们传播的一个机会，吃你的饭还砸你的锅……资本它肯定首先是个锅。你的作品产出它要是一根刺，既是政治无法下咽，又是资本无法下咽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它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像委内瑞拉不是有很好玩的一个事，说他们国家搞什么社会主义破产。然后他们在互联网上传图片，就是打开自己的冰箱，结果冰箱里面什么也没有。他实际上就利用了互联网，又利用了资本的逻辑，然后又在网上形成了一个图像的联合，实际上形成了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考量。

我觉得大多数成为网红的作品，它有一个简单有效和直接的方式，也有一定的作为擦边球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坚果（兄弟）做的小壕兔乡水污染的事情，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环保的议题。他跟我来聊的时候也面临很多困难，在我的理解，他如果再往下走一步，这个东西就不可能去占据各个媒体的头条。今天实际上我们是特别小心翼翼地在处理这些关于如何用互联网传播，如何进行作品跟社会之间的衔接的一个东西。

做这个作品（《投票》）对于我来说，最终的结果对我来说没有价值，因为我和弟弟本来就是两个人。最重要是在中间过程中出现的提问和跟今天中国现实的一些衔接。包括一个工人，他的确是一个上班上了六、七年的工人，他今天如何去表达自我，怎么去呈现一个态度。他从来没有写作过，自己花了两个晚上写那两段文字，又花了两天的时间去拍摄视频……经过 40 多条的拍摄，他作为一个个体，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自我认知或者是觉醒的一个过程，他敢在公众面前去说话。

葛宇路对“网红”的乐观则更有所保留。相较于刘伟伟，葛宇路本身对“网红”身份有更强烈的体认。那块“葛宇路”路牌让他在 2017 年真正成为了网红本身。

他在对谈中聊到一个有趣的观察。正因为网红的泛滥，每个人在网络上的话语权其实是转瞬即逝的，倒是现实生活中的机构愿意因此赋予他一些特权。当他向最近接触的一个展览方提出要审查机构财务账本的“无理要求”时，对方甚至因为他的所谓“网红”身份开了特例，允许他进入总部财务室阅览公司的合同。

网民反而对他已经不那么买账，他的另一个项目《东湖站》，在武汉东湖中央立了块真正的公交车牌，但并没有引发很大的讨论。当他进入网红的角色，才发现其中运作的机制比他想象的复杂许多，各方力量都干涉其中。

葛宇路：我们不一定要进入传统式的那种权力结构的想象

有人分析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营销大师，从头到尾都有很多设计，每个节点上拿捏得恰到好处……我听完觉得你说的这还是我吗？它其实完全就是一系列偶然，但它背后又能体现很多共同的意志。比方说，这两天圣诞老人变成徐锦江演的角色，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种很微弱的抵抗。我觉得大家的态度在里面其实很明显的，大家从来不会去提跟官方的对抗性，都知道圣诞节这两天好像官方的意思是有点不太待见，因为已经上升到比较意识形态的层面，民众当然不会直接对着干……反倒我觉得选出徐锦江这个形象是不错的，它既有官方那个意思是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圣诞节这样一个红帽白胡子的想象，又跟不那么正统的这种形象绑在一起。最后带着反差萌，以这样一个形象成为一个网红级的东西，在今年圣诞节成了一个火热的吉祥物，我觉得这里面凝聚了一种很新时代的反抗的方式。

我们不一定要进入传统式的那种权力结构的想象，觉得我们失去了一切。当然这是某部分的现状，但作为一个弱者，有时候其实可以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的方式……有一种我想说的，就是权力结构之间，可能当你恰好绝对地遵从它，有时候对它是最大的伤害。比如去年有一个学生不是向教育部举报说这个学校额外补课，因为教育局的规定就是学校不能额外补课，但所有学校都在额外补课。他就严格遵守教育部下发的精神，举报了他的学校，最后就搞得两头非常地尴尬。因为他把一段潜规则明确化了之后，而权力又无法自圆其说。

在新老时代交替的时候，过去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可能真的得非理性地尝试着把它给扔到一边……另外一个话题可能跟这回的话题不一定有关。关于我们手机和隐私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像我认识一些程序员什么的，他们会把手机里所有的，可能泄露他隐私的方式全部屏蔽掉，比方聊天不用微信，或者再也不用支付宝付款全部用现金，他说这样我个人信息至少大概率不会被追踪；另外一种像我，就觉得一个是我技术到不了这种程度，二个是反正这是时代趋势，拥抱它献出我的一切隐私，彻底地让自己变成一个透明人，或许能活出一种新时代的感觉。

对谈最后谈及“网红”传播模式对当代艺术家的启发和参考意义。当网络成为新的公共空间，更多的可能性爆发出来。而对于观众来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但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感和话语权。

无论是“放开了去折腾”，还是温和地介入和适应，刘伟伟和葛宇路都对信息时代抱有积极的态度。

但也正如策展人张涵露指出的，这其中包含了许多非常理想化的想象。在信息泛滥的时刻，还夹杂着大量重复和无效的信息，个人的声音其实是很容易被稀释的。即便是像刘伟伟这样颇有话题感的线上项目，至今所获得的关注度也并不是很大。

张涵露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网络就像是城市，那么网红就是城市中的景观。“网红”这个词汇已然与很多负面的标签印象捆绑在一起的当下，“是用景观抵抗景观，还是尽量去远离他？”这是许多艺术家正需要考虑的问题。

Banner 图为葛宇路，《对视》，2016. ；长题图为刘伟伟，《投票》拍摄现场，2018。来源： 的|艺术中心放映，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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