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情绪正在占领人们的公共生活。埃默里大学的政治学研究者们发现，2012 年，全美对对立党派总统候选人感到极度愤怒的选民不到一半，而这个比例在 2016 年上升至 70%。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则显示，2001 年只有 8% 的美国人对联邦政府感到愤怒，到 2013 年人数翻了三倍。

愤怒曾被定义为一种对现代生活无意义、对社会进程没什么好处的情绪，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成熟的人和社会应该试图抑制的对象。直到 1977 年，麻省大学安姆斯特分校心理学教授 James Averill 的一场实验。

为了理解这种情绪在普通人身上发生的频次、原因和影响， James Averill 挑选了一个宁静的小镇发放问卷。Greenfield 只有 1.8 万人，居民多为安逸的中产阶级，教堂数量是酒吧的两倍。James Averill 原本预计人们只会偶尔发脾气，并且在事后感到尴尬。但调查结果与此恰恰相反：大部分人经常发怒，且都是些小事——谁去扔垃圾，孩子几点回家，饭桌上的政治。这些情绪通常通过克制的对话表达出来，很少演化为肢体冲突。更重要的是，表达愤怒其实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双方事后会变得更愿意倾听、更放松。超过三分之二的被发火对象表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James Averill 由此得出结论：愤怒是信息密度最高的沟通方式之一，能够迫使我们彼此倾听、直面问题。从那以后，对愤怒情绪的研究成为诸多学者的关注领域。后来的结论还包括：人们会倾向于认为那些善于表达愤怒的人更有能力、更强大，适合成为领袖。愤怒能够激励人们主动承担艰难的工作，甚至让人变得更有创意。

但过去一年，愤怒更多展现了它的毁灭性力量。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和性侵检举人福特教授（Christine Blasey Ford）那场时长超过 9 小时的听证会，集中体现了弥漫在美国政坛上的愤怒情绪。从 10 月 27 日宾州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到 11 月 7 日的加州千橡市乡村酒吧枪击事件，袭击者行动前都曾在网上发表过仇恨言论。

在《大西洋月刊》1 月封面文章中，作者 Charles Duhigg 分析了这种情绪是如何成为主导的，它如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书写了美国历史，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它。对于时常被愤怒情绪裹挟的我们而言，这种梳理亦有参考价值。

“正义的”愤怒

在历史上，愤怒情绪经常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当它被正当化，从一种个人化情绪转化为事关是非正义的道德感时。

Cesar Chavez 是善用这种情绪的代表之一。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加州南部的民权运动轰轰烈烈，而中部则非常平静。这里聚集着生活艰难的 25 万农业采摘者，他们多为来自墨西哥或菲律宾的非法移民，不会英语，只能在酷暑中以采摘葡萄瓜果为生，每天都要面临工作量落后就要被开除的境况。这也是工会始终无法影响的一个群体。因为过于贫穷无助，即便被拉到了谈判桌上，其中一些人也会因为雇主的一点小恩小惠迅速撤出。

Cesar Chavez 在这时以一种领袖的姿态出现。他白天伐木，晚上和周末聚集选民，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家农场工协会”（National Farm Workers）的组织，同时发行一本名为《问题儿童》（El Malcriado）的刊物，在会议上热情地演讲、唱歌、祈祷。Cesar Chavez 相信，如果想让组织团结起来，让人们为自身利益奋斗（讨薪、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是不够的，需要设立一个目标带来情感共鸣，用共同的愤怒建立团结。他利用的愤怒不是 James Averill 所定义的那种能立刻释放的情绪，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正义运动。

他随后建议“国家农场工协会”成员步行 300 英里到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吸引更多关注。1966 年 3 月 17 日，约 50 人扛着睡袋行李上路，最小的只有 17 岁，最大的 63 岁。他们遭到了当地警方的拦截，但也吸引了公众的关注。抵达萨克拉门托时，围观者达到 1 万人，旧金山和洛杉矶一些商店在了解他们的诉求后停止向中部的葡萄农场进货。Cesar Chavez 随后接到农场管理者电话，同意加薪和改善工作环境，中部移民的处境也终于进入了公众视野。

斯坦福大学研究者 Hayagreeva Rao 曾试图研究一些成功的社会运动如何将个人的愤怒转化为一种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他发现 1857 年印度起义源于一个微小的变化。英国东印度公司此前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当地士兵虽然受到糟糕的待遇，但从未有过抗议。变化来自关于步枪的谣言：升级后的步枪弹药筒涂有油脂，必须用牙咬开，但谣言说油脂是由牛油和猪油制成。对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士兵们来说，这让日常的抱怨升级为道德上的挑衅，愤怒被”正义化”了。

用愤怒赚钱的商人

James Averill 的研究结果发表后，一系列后续研究引起了大公司的注意。斯坦福大学教授 Robert Sutton 发现，一家催债公司的管理者据此发展出一套沟通话术。这家公司共有 200 名雇员，每月打出 8 万个催债电话。雇员们在电话中会先假装愤怒，带着敌意说话。负债者情绪崩溃后，他们又会变得温和，表示安慰和理解。负债者会因此松一口气，变得更愿意配合。

当然不只有催债公司了解这一点。哈佛大学商学院如今开设了一门课程专门教授如何在谈判中有效地利用愤怒情绪，比如让雇员对同一个敌人产生愤怒，并因此团结起来。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 年苹果处境艰难，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建议其不如宣布破产、把钱还给股东。当有人在公司大会上询问乔布斯对此的评论时，乔布斯简单说：“去他妈的迈克尔·戴尔”。

公司化的愤怒情绪（corporatized outrage）虽然有效，但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操控，并且倾向于牺牲弱势者以保护有钱有权者的利益，与社会正义没什么关系。这一点在媒体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

1987 年，电视记者 Geraldo Rivera 主持的一档日间脱口秀收视惨淡。为了制造话题，他找来白人至上主义者、光头党、黑人和犹太人到节目上座谈。可以想象，现场从口角演进为斗殴，布景被砸烂，Rivera 的鼻子也被揍流血了。但节目成了爆款。

1996 年 Fox News 和 MSNBC 等有线电视台将这种做法“发扬光大”。一位前 Fox 制作人认为，如果看人发火是有趣的，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有趣。“The O’Reilly Report”这档节目随后诞生，主持人 Bill O’Reilly 每一集都会吐槽精英学者和自由主义媒体机构，甚至也吐槽那些说“节日快乐”而非“圣诞快乐”的人。换句话说，这个节目把观众们希望发泄出来的厌恶情绪变成了主菜。

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称，MSNBC 的节目中有高达 85% 是在发表观点，只有 15% 是新闻。在 Fox News，新闻报道的比例也只有 45%。换句话说，愤怒情绪被用于制造看点、保持收视率。节目制作方希望让观众一直保持愤怒，至于煽动这种情绪会带来什么后果、如何疏解，他们并不负责。

在社交媒体时代，愤怒情绪则变得更为公开。人们发怒的对象演化为一些比起倾听更愿意掐架的陌生人。这构成了社交媒体公司的重要生意来源，但也构筑了情绪的恶性循环。

政客们善于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谋利。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 Steve Jarding 在解释竞选技巧时说，“如果你能弄清选民们在恐惧什么，通过指出竞争对手的道德之失将这种恐惧转化为愤怒，他们就会为你投上一票。如今竞选的精髓是愤怒和恐惧，要赢就靠这个。”

对恐怖情绪的投机倒把虽然对商人和政客有利，但却侵蚀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并让民众情绪更加失控。《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 年中期大选中，战场选区（Battleground Districts）35% 的选民认为“愤怒”最能描述他们对大选的情绪，24% 选择了“爱国”。

当愤怒得不到回应

正义的愤怒能够把抱怨上升为对公平世界的追求。但如果愤怒得不到回应，使人们认为公平是不可得的，就会引发报复性行为。

从去年延续至今年的全美公立学校教师大罢工就是如此。俄克拉何马州英语老师 Larry Cagle 去年秋天策划了一次抗议：让当地不同学校的 50 位老师同一天请病假，并且联系电视媒体报道，“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些老师如此气愤”。

Larry Cagle 所在的学校过去 10 年获得的州补助已经减少了 3 亿美元。尽管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一所州立学校，但教师们无论冬夏都不敢使用空调，该州许多学校为了节省成本一周只上四天课。Larry Cagle 本人的工资为每月 1980 美元，而此前在弗罗里达州教书的收入则是其两倍。“我有三个上大学的孩子，开着一辆 14 年驾龄的车，却没钱换。我们不能这样生活。”

俄克拉何马州教师罢工见报后，西弗吉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也接连开始有教师罢工。

愤怒没有让问题得到解决，却构成了指责的循环。研究者将这种现象成为“反刍”（rumination），并认为是它带来复仇的欲望。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 Thomas Tripp 解释说：“如果人们觉得公平机制或者程序正义已经崩塌了，复仇会变得更为普遍。”

如何应对愤怒情绪

《大西洋月刊》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审视愤怒的来源。“如果我们能停下来，看清自己的愤怒常被人利用，就能够逐渐学会摆脱他们的控制。”

以色列的一群社会科学家在特拉维夫郊区的一个保守社区 Giv’at Shmuel 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这个社区的居民都是忠诚的犹太教徒，支持右翼政客。社会科学家们的目标是说服他们放下对巴勒斯坦的仇恨，同意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和西岸建立犹太聚居区。

他们并没有试图指出这些居民的错误，而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在线上张贴支持巴以冲突的广告，赞美“为了打仗而打仗”。一幅广告印上了以色列知名战争英雄的头像，配文说：“如果不打仗，何来英雄。为了英雄，我们需要战争。”这些广告张贴时间长达 6 周，保证 2.5 万居民都能看到。

实验结束后的调查显示，认为阿拉伯人该为以色列过往战争负全责的居民比例下降了 23%，认为以色列应该对巴勒斯坦更加激进的人数下滑了 17%。尽管广告中并未提及“犹太聚居区”，但 78% 的居民认为以色列应该考虑停止修建活动。

“没人希望自己一直处于愤怒情绪中”，一位研究员解释说，“有时如果不是有人指出来，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极端主义者。”

题图为阿尔及利亚艺术家 oulmi hocine 作品《自画像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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