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孔安怡（Aynne Kokas）1999 年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宿舍租了间房子。室友是一位中国女生，其祖父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演过一个角色。这部小成本电影讲述一个老北京家庭里三个男人的日常故事，大部分情节发生在老浴池里。在 1999 年，它被发行到超过 24 个国家地区，拿下第 24 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费比西奖）。

这是孔安怡对中国电影产生兴趣的缘由。这年年初，《洗澡》在孔安怡住处后面的摄影棚里拍摄。从住处到北京大学，孔安怡需要穿过摄影棚，可以看到不同的布景，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基层的电影拍摄人员，这些基层人员——而非决定电影走向的重要人物——在当时不可能出国接活儿。但现在，他们也成立了公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孔安怡视之为中国电影行业的重大变化之一。

孔安怡目前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在经过了 16 年的研究后，她在 2017 年出版了英文著作 Hollywood Made in China。

多年后，孔安怡再度说起这段早期在北京的经历，她还注意到另一件事：电影《洗澡》的制片人之一 Peter Loehr 也是 2016 年中美合拍片《长城》的制片人。后者由张艺谋导演，马特·达蒙主演，预算约为 1.35 亿美元。“你可以说，电影《长城》是不成功的，但如果看行业的变化，是惊人的。”孔安怡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最开始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它是不存在的，什么也没有。”但现在，她感叹，“在中国和美国做研究的一个困难是，不是按年变化的，而是按天。”

Hollywood made in China 这本书讨论的时期是从 2000 年中国加入 WTO 起，到 2016 年迪士尼乐园在上海开业为止。孔安怡将其视为中国电影和好莱坞接触的过渡期，她想解释在这段时期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其中包括从业者的改变，好莱坞制片厂如何应对中国电影行业的政策变化。“我只能说在我研究的那段时期，好莱坞的大制片厂是非常支持中国电影市场更开放的。中国对于可被引进的外国片的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这对好莱坞制片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顾虑和考量。”

当孔安怡将“好莱坞”和“中国制造”并列放置在书名中，她将两者视为两个品牌。“好莱坞”代表美国电影，“中国制造”指的是中国的工业实力和创意。“我们想看看这两者结合起来会怎样，有时候它能导向最佳情况——两边都希望制作出在中美都受欢迎的全球电影”，但“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比如东方梦工厂”。

孔安怡无法立刻举出成功的例子，她还发现在各种合作形式中，“创意层面的合作还是少，更多的还是资本层面的”。

孔安怡目前也为一些好莱坞制片厂担当顾问，她认为好莱坞制片厂对于在中国市场发展新的品牌资产、在不同平台上发行的兴趣比过去更大。他们希望增加收入来源，也想看到下一个“中国的漫威”。

但同时，她指出，从宏观层面来说，过去十多年的过渡期也是“中美关系变化的关键时间段”，中国的国营电影制片厂进入到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全球市场。电影可能只是反映这段关系的一个侧面。

而在她研究结束的 2016 年，“对好莱坞制片厂进入中国市场来说，是一段艰难时期。我的意思是，正好碰上中美之间一些宏观层面的挑战。”孔安怡说。因为“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改变”，中国对美国娱乐产业的投资从 2016 年的 47.8 亿美元减少至 2017 年的 4.89 亿美元。

这些挑战让孔安怡在谈及相关问题时，也表现得非常谨慎。

在上周的媒体见面会上，孔安怡还谈了谈对新近电影和好莱坞 #Metoo 运动的看法。

以下为《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和多家媒体群访内容整理：

Q：你认为《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 为什么在中国票房失利？

A：《摘金奇缘》在美国成功有几个原因：第一，美国语境下的喜剧电影就是很受欢迎；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很多重要的边界，其中一个是“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的概念，是指亚裔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升职障碍。

所以在美国人看来，疯狂的亚洲富人是一部带有变革性的电影。男女主演和导演都是亚洲人，一些配乐也是亚洲艺术家做的。但我觉得，“竹子天花板”其实是非常地域性，而好莱坞的制片厂常常没搞懂中国的观众想要什么。我觉得这部电影归根结底还是提高好莱坞制片厂内部的多样性的需要。就像《黑豹》，这种多样性不仅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也从商业的角度出发，这很好。

好莱坞会有一个预设，不过是个肤浅的预设，觉得电影是关于亚洲的，那么中国观众就一定会喜欢它。但事实上在中国情况不同，根本没有“竹子天花板”。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没办法做到最高领导层，或者在居民身份上有什么不同。

我还从中国朋友和同事那里听说一件事，他们对于主角是东南亚人、是新加坡人感到不开心，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不仅仅是没有打动中国的观众，甚至有点儿冒犯他们。缺乏针对性其实表明了缺乏关照。当然这些事只是我听说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观众都这么想。

我想好莱坞在考虑全球观众、中国观众的需求时，要考虑得更成熟一些。他们也在试着这么做，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个过程，我们想一蹴而就，但坦白讲，这类亚裔导演、亚裔主演的英语现代电影在五年前，甚至三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如果从稍微长一点的维度来看，确实是个很大的改变。

Q：为什么中国电影在美国市场，无法像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那么成功？有什么建议能帮中国的电影更卖座吗？

A：这是一个很难这会儿在媒体见面会上回答的问题。坦白讲，美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所以人们拿它作为目标是很正常的。但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原因，它也是世界上最难的市场。对美国人来说，有专门给他们定制的内容，用他们的语言、他们觉得舒服的英语制作的本地电影。就连英国的电影有时候在美国市场也卖得不好，更别提带字幕的中文电影了。对美国观众来说，非英语内容的电影，文化跨度是很大的。

有时候，我会说，中国的电影制作人不要觉得沮丧。这不是你们的问题。但我认为，历史上成功过的电影，都是电影的类型特征弥合了文化差异。有个词叫“文化打折”（cultural discount），大概就是指让那些没有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理解的东西。如果我们看电影《卧虎藏龙》，这就是一部高度文化打折的电影。你不需要知道中国的历史、信仰或者文化，你也可以看得很明白电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全球卖座的大片中理解这一点，他们都有非常清晰的“路标”，不要求很多背景知识或语言技巧。“小黄人”最典型了，他们甚至没有语言，就只是瞪着大眼睛。这些都是好莱坞应对全球市场时，已经臻于完善的技巧。

这不仅仅对中国来说是挑战，对美国也一样。扩大市场所采取的策略未必能增进跨文化理解。我想这是现在我们都要处理的冲突所在。

我还挺喜欢中文电影的，即便做中国研究，我也还是需要做些背景功课，来更好地理解电影。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倾向于不要那么便于出口。

Q：中国电影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阵痛，包括税务问题，也包括缺钱。是否有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

A：首先，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在洛杉矶我们称之为“好莱坞会计”（备注：“好莱坞会计”大意是指，制片厂通过分成之类的会计手段，让赚钱的大片在账面上看起来也没什么利润）。所以这是全球电影行业的问题。

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在美国市场，如果一个明星可能来演，他们会考虑潜在的风险，也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做完这个项目。打个比方，在美国，明星可能会有毒品问题。所以制片人如果要用这个明星，必须给明星买保险，如果出了问题，制片人可以得到赔偿，重新招人。所以我认为这首先是个财务问题，而不是什么文化战争或者政治问题。你知道，在好莱坞，有好莱坞会计法，一边不是那么可靠的，另一边要考虑到所有潜在的花销。

Q：你对 #Metoo 运动怎么看？它对好莱坞有什么改变？

A：我对此有很多看法。一方面，我非常希望这种气氛能够帮助导向更强的专业性，因为这才是归根结底要解决的事。如果你不够尊重人，或者没有遵循你日常职业生活的法则，你就是不专业，你就不应该被允许在这一行做事。这甚至和女性的权利、平等都没有关系。如果你不够职业，没有遵循现存法则，你不应该辞职吗？

有人说，已经够了，需要更多平等。老实说，我认为，就像一些人倡导的那样，这是个非常正向的潜在时刻，我们可以看到是有可能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到这个系统中的。如果出于担心安危和福利而选择沉默地离开，你可能就无法继续上升到更高的位置，做导演或制片人，真正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电影。所以还挺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就像我们刚刚讨论中美合作时说的，如果只看这一年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进展不够快？但如果回看十五年，我们会说，嗯，还是有挺大进步的。

题图来自 上海迪士尼乐园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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