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和孕育其他更宝贵的自由，唯一的办法便是放弃生育的自由。”这是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 年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的一段话。在《公地悲剧》发表 50 周年之际，杜克法学院的教授 James Boyle 在《经济学人》上发表文章，回顾了公地悲剧这个概念和它在如今的运用。

和马尔萨斯一样，哈丁也对人口无节制的增长持担忧态度。《公地悲剧》传递的理念很简单：一旦资源向所有人免费开放，它的利用效率会非常低下，因为人们的行为自私利己。举例来说，公共草地上的每一个牧羊人都想要多获利。于是某个牧羊人带了大量的羊来放牧，尽管他知道过度放牧草地可能会承受不住。而当所有的牧羊人都跟进，就会造成草地的枯竭，从而引发悲剧。

《公地悲剧》发表后影响立竿见影。对于环保主义者而言，它为环保法规的出台必要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自私自利的行为会破坏环境。

不过管制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拿无线电波来举例，如果广播网随意使用各种频率，那么势必一片混乱。把特定频率卖给某家广播公司能够让问题迎刃而解。从这个角度看，私有化是解决悲剧的方法。

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对公地悲剧传递出的非共即私的二元论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对于一些财产而言，公有和私有的界限是模糊的。（她提出通过“互惠”，个人也能够做出有利公共资源的行为。）不过，公地悲剧的核心概念仍然深入人心。

到了 21 世纪，这个概念在无形的知识产权界形引发了新的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恐怕就是数字内容的知识产权领域。

互联网让复制变得简洁廉价，其中自然也包括非法复制的行为。早在网络开始普及的 1990 年代，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们就发现，他们的财产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成为了公地。新的版权法应运而生，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们希望能够重新获得财产的所有和控制。

在过去的 20 年里，“数字围栏”通过屏蔽网络上分享文件的部分内容保护版权。不过，有的时候这些围栏妨碍到了人们的合理使用权，有的时候则会阻碍竞争和研究，催生网络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公地悲剧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如果把牧地的管理视作第一波围栏运动的话，那么数字领域里的管制可以看做是第二波。它们的出发点相似：公共财产的使用效率低下，会导致悲剧。

第一波围栏运动据说提升了农业生产（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意见）。第二波围栏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它同样使得数字内容受益。不过也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声音认为，实体公地的困境很难发生在虚拟世界中，过度放牧很容易发生，过度消耗主意则不然。我们可能低估了数字领域里公地的生产能力。

亚利桑那大学的法学教授 Carol Rose 提出了“公地喜剧”的概念。拿开源软件为例，它的开源确保了人们会在相同协议下最大化利用公地资源。而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让合作的成本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有一些人参与进来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有一些是为了替自己的产品找到用户，有一些则纯粹是出于分享的乐趣。

非盈利组织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存在便是为了提供一系列弹性著作授权方式，让作品能更广泛流通与改作。另外，维基百科、开源操作系统 Linux 以及互联网用户自发提供的可以公开使用的素材也都属于数字内容公地的范畴。

个人与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让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提出了“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的概念。虽然这种形式有其界限存在，不过目前人们似乎并没有遇到瓶颈。

另外，过分严苛的财产权界定会阻碍创新。你知道口袋里的手机包含了多少专利吗？这个数字可能在 5000-15000 之间，甚至可能达到 25 万。这其中不乏无效的专利。在医药界，确认专利是一个冗长的过程，虽然专利有必要存在，不过某种程度上它可能延缓了研究进度。

在环保领域，哈丁的公地悲剧相比 50 年前更值得注意，因为我们距离悲剧越来越近。不过，在知识产权领域，或许不该教条地信奉悲剧的论调。

题图来自：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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