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着囚服，看起来真的很悲惨，这个画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年 94 岁的前纳粹党卫队（SS）的守卫约翰·雷伯根（Johann Rehbogen）在德国法院接受审判时，回忆第一次见到囚犯的场景。

约翰·雷伯根是在 1942 年 6 月至 1944 年 9 月于波兰北部的 Stutthof 集中营服役，并担任党卫军守卫。目前，德国法院正以涉嫌成为谋杀几百人的共犯的罪名起诉他。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接受审判的前纳粹分子，与他同为被告的还有另外 4 个人，此外，有 20 个人也正在接受调查。约翰·雷伯根是在少年法庭受审，因为他被指控犯案的时间点，还未满 21 岁。

目前，德国争分夺秒地将纳粹战犯——大多已经年岁已高——绳之以法。

2016 年 3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面前说了一段话：

“德国正是因为正视历史，处理历史问题，所以才被国际社会再接纳。德国愿意明确地面对事情之原样。处理自身的过去，才是和解的前提。”

如何妥善地处理纳粹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悲剧，成为德国社会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德国史教授玛丽·富布卢克（Mary Fulbrook）则告诉 CNN：“这一切都太迟了……绝大多数的罪犯都逍遥法外。”

玛丽·富布卢克在她的新书《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求》里提到 1946 年至 2005 年期间，在被送上法庭的 14 万人中，只有 6656 人被定罪。

她表示二战结束后的 5 到 10 年，曾有许多审判，包含知名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但一段时间之后，审判数量就开始大量减少了。

“为了在冷战时期和共产主义斗争，他们采取释放前纳粹分子的行动，创造一种大赦的气氛。一些 1940 年代被判处重刑的罪犯，1950 年代都被从轻发落。” 玛丽·富布卢克说。

德国联邦纳粹战犯调查局负责人延斯·隆美尔（Jens Rommel）则说：“对数万名涉嫌参与战争罪的嫌疑人，进行起诉是不可能的。许多领导人都没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又或者是被起诉前就去世了。一些人通过移民躲避起诉。”

实际上，包含同盟国所组织的纽伦堡审判，大多都是针对纳粹的军政首脑进行审判，对于中下级的军官并没有涉及，因此后续有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行的追究仅限于领导阶层的责任。

到了 2011 年，事情有了转变。

90 岁的 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因为曾在索比堡纳粹集中营担任守卫，被慕尼黑法院判定为谋杀 2.8 万人的共犯，罪名成立，并判处 5 年徒刑。

这项判决在德国社会引起极大的讨论，因为这意味着，检察官开始被允许往下追究级别较低的纳粹战犯嫌疑人。接着，德国政府陆续起诉多名参与纳粹屠杀的共犯。

在这些案件当中，又以 2015 年 “奥斯威辛的记帐员” 奥斯卡·格罗宁（Book-keeper of Auschwitz）的审判最受到注目。

奥斯卡·格罗宁过去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担任记帐员，被德国法院宣判为谋杀 30 万人的共犯。

他在受审的第一天，陈述自己看到一个小婴儿如何被党卫军指挥官残暴地杀害，他向长官表示不应该这么做，但当下就被禁止质疑长官的做法，隔天被调离原来的岗位。

不过，奥斯卡·格罗宁的证词也反映出，当时他确实被纳粹洗脑，尽管对于杀人方式出现质疑，但却没有反对杀戮这件事。他认为，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对杀戮负责，但也是“道义上的同谋”。

最终，法院判处奥斯卡·格罗宁 4 年有期徒刑，但他以年事已高的原因申请缓刑。

此后，指证他的大屠杀幸存者之一 Eva Kor 则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原谅了奥斯卡·格罗宁，并要求将他的刑期改为社区服务，“奥斯卡·格罗宁在声明中说，他错了。这事不应该发生，也不应该再发生。这是我想让他告诉那些希望恢复纳粹政权的年轻人。我告诉奥斯卡·格罗宁，我原谅了他，但这并不能免除或宽恕他所做的一切。”

今年 3 月，奥斯卡·格罗宁（Oskar Groening）在医院过世，享年 96 岁。

奥斯卡·格罗宁的证词，确实让德国社会更了解当时事件的全貌。

Mary Fulbrook 认为，“奥斯威辛的记帐员”的案件凸显出记录罪犯证词的重要性：“需要了解更多关于纳粹制度的教育系统，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不光是那些讨厌的党卫军暴徒，更重要的是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广泛群体。”

不过对于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这一切还是太晚。

朱迪·梅塞尔（Judy Meisel）过去曾与母亲一起在集中营毒气室外排队，但有一名警卫突然把她拉出警戒线，接着她的母亲就要她快点逃跑，后来她顺利跑到营房后活了下来。

朱迪·梅塞尔清楚记得当时有一名守卫将她救出来，尽管不是约翰·雷伯根但她也认得他。

朱迪·梅塞尔的孙子本杰明·科恩告诉 CNN，如果这审判是发生在 10 年前，那么朱迪·梅塞尔就有机会可以看到这场审判。

“要看到一名老人被轮椅推进法庭受审，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的想法是，这些审判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生，多么令人失望。”本杰明·科恩说。

“我想再说一遍，我不是纳粹分子。我从来就不是。” 约翰·雷伯根在法庭上重申这句话。

目前，他正在等待法院判决。

题图为波兰北部的 Stutthof 集中营，来自 Pipodesign Philipp P Egli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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