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是持续变化的结果——它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有一些是更不可控制力量对商业社会的干预，它使得市场参与者要不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更有一些，它来自于公司自身，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它如何与公众、消费者、公权力等环境因素调和。

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2018 年，商业世界一如既往变化很多。2018 年商业大事件，更多证实这一点。

 

2018 年 11 月 13 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考量之后，亚马逊宣布其第二总部落户美国纽约市的长岛和北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水晶城。为了能够在数十个城市中获得亚马逊的青睐，纽约和弗吉尼亚开出了累计高达 21 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可以帮助亚马逊回收第二总部 50 亿美元总投资的超过四成。这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亚马逊体量过于庞大，这使得他们在与美国各地方政府的谈判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以及不受限制的话语权。

而在中国，广东人谭秦东由于在网络上发布文章指责鸿茅药酒有一定毒性，而被鸿茅药酒所在地的内蒙古凉城警方抓获。新华社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学者刘明祥的观点，“谭秦东的言论即便有不对的地方，也至多是构成民事纠纷。当地警方不应干预民事纠纷，不应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其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指的是，鸿茅药酒生产商是凉城的纳税大户。按照鸿茅药酒董事长鲍洪升的说法，2017 年鸿茅药酒预计纳税额达到 2.7 亿元，而凉城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十几亿元。

商业与政治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以上两个案例都指向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企业快速发展、体量迅速增加，对于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甚至可能会侵蚀原本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

“由于国家、公司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同，两者关系的性质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商业运用自身力量的方式会对民主造成影响。有人会视其为一种威胁，但也有人会将一个成功的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是民主的前提。”《牛津商业与政府手册》如是写道。

而伦理学者奥诺拉·奥尼尔则如此概括这样一种担忧，由于公司的目的是为股东创造利润，因此他们会利用一切的资源来追逐利润，“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关心社会正义问题，除了正义在最狭义的层面上被定义为遵守法律？”

如果将整个社会视为不同力量之间的角力场，那么它显然会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政府监管对商业运行产生的影响，那么现在当大公司的力量超越各级的政府部门，他们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

在宏观层面上，大公司对于政治的影响力通常表现为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个问题在美国重新得到重视源于 2015 年政治学者李·德拉特曼 (Lee Drutman) 的一本书《美国公司正在游说》 (The Business of American is Lobbying) ，其中德拉特曼提到每年大公司花在游说美国国会成员上的资金是 26 亿美元，高于美国政府对于国会拨款的 20 亿美元。他相信，这意味着国会成员在立法时，会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大公司身上，而不是本来应该被他们所代表的纳税人。

此后，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了美国政治游说中的另一个变化。他援引一位政府说客的说法称：“25 年前……游说的目的还只是‘让政府离我们的生意远一点，我们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慢慢地，这种想法变成了‘我们怎么能把政府变成我们的伙伴？’这是一种从‘别管我’到‘一起干’的变化。”

大公司均有自身的诉求。CNN 的报道指出，通用电气在奥巴马执政的前 5 年花费了 1.34 亿美元进行游说，以获得税收减免。而娱乐业巨头康卡斯特则用 4500 万美元说服政府放松反垄断监管，2011 年他们以 300 亿美元收购 NBCUniversal 的计划得到通过。格林奈儿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两位政治学者研究发现，在 2008 年大选期间，医药公司为民主党人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因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倡导全民医保，而这会扩大医药公司的市场以及收入。

时至今日，美国有了一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他就推出了一项大规模减税计划。在毫无公众参与的情况下，他为大企业提供了巨额税收减免，或许这是企业界对于政治施加影响的最新一个证明。

“公司现在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在几乎所有的第一要务的事项上，同时进攻以及防御。”德拉特曼写道。他指出，在 1970 年代早期，商业公司还没有意识到游说的重要性。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鲍威尔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没有哪一种力量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要比商业公司来得更小。

直到后来商业公司的公众形象开始被大众质疑，并且随着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在 1970 年代逐渐消退，商业公司才开始意识到，政策对于公司运营的重要性。此后通过游说，国会改革劳动法，降低了企业在雇佣关系中的责任，并且为公司提供了减税政策。此后，大公司在游说中的投入不断增加，最终形成了当下大公司对于美国国会的影响力。

而在微观层面上，地方政府的实力相对更为薄弱，但大公司的影响力却并不会相应削减，因此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力量不均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的力量更容易为大公司所掌控。

有些利用的是地方政府的漏洞。2018 年 11 月，《彭博商业周刊》报道了一起案件。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银行收紧贷款政策，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和个人陷入经济困境。在此期间，一批以借贷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开始在纽约兴起。

在纽约，相关法律允许借贷公司将“忏悔条款”（Confessions of Judgment）纳入借贷合同当中。这就意味着，当借钱的中小企业违反合同规定时，借贷公司可以将它们告上法庭，而法庭可以在中小企业缺席的情况下，直接宣判借贷公司胜诉。后者可以以此申请资产冻结，从而获得回报。

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统计，在 2014 年以前，利用忏悔条款的案例只有 14 起，而到了 2018 年第三季度这个数字增加到超过 3500 起。“毫不意外，很多借贷公司开始滥用这一条款。在多个采访和法庭文件中，债权人指责债务人伪造文件，欺骗他们的负债金额，或是编造债务人应付的责任。”

更多时候，大公司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强行进入一个地区，从而改变当地的景观环境，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筹码。1989 年和 1990 年，《纽约时报》用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沃尔玛对于一个小镇当地的影响。

在第一篇报道中，拥有 6100 人口的艾奥瓦州小镇因德潘德斯（Independence）于 1983 年迎来了沃尔玛。市长弗兰克·布林姆（Frank Brimmer）回忆：“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不在这里建沃尔玛，那么就会在邻近市镇建造。而我们的居民并不会在乎是在这里购物，还是在 25 英里之外。”

“你没有办法打败沃尔玛，所以我们加入了他们。”由于沃尔玛体量庞大，能够通过大批量采购，压低进货价格，从而能够向消费者打出“天天低价”的口号，而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居民就更倾向于选择沃尔玛，而非当地原有的商店。在沃尔玛开业的 14 个月之后，原本开在小镇中央大街上的商店开始关闭，甚至波及了一些区域性的连锁零售商店。

沃尔玛最终取代了小镇上的大部分商业。沃尔玛自称在当地创造了 95 个工作岗位，但其中一半都是兼职工人，他们的收入仅比最低工资水平高上一些。由于沃尔玛冲击而失去的工作岗位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不少居民因此对市政当局不满：“让我不安的是，我们城市的管理者太轻易地就把沃尔玛要求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甚至是在取悦他们。当我在这里开店的时候，他们可没有为我做些什么。”市长布林姆后来接受了沃尔玛，并且为他们负担水费以及相关管道的建设费用，他相信这是为了交换沃尔玛在当地创造的工作岗位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然而一年后的报道却证明布林姆的想法可能太简单了。在得克萨斯州小镇赫尔恩 （hearne） ，沃尔玛决定在开业十年之后关闭当地的门店。在将当地原本的零售门店尽数驱逐之后，沃尔玛的突然撤出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商业真空。为了，当地居民需要驾车 26 英里前往附近的另一个小镇布莱恩（Bryan）去采购生活必需品。

沃尔玛的理由是这家门店业绩不如预期。然而当地居民的愤怒也是显而易见，“他们根本不关心自己对当地居民做了什么。我不开车，去不了布莱恩。在他们来之前，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买东西，十元店这样的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当地市政部门也是一筹莫展，他们试图招来其他的零售商，但显然赫尔恩小镇也不会回到它原本的样子。

这样的事情，依旧在美国上演。2016 年，沃尔玛宣布关闭 106 家位于偏僻小镇的门店。尽管沃尔玛表示将和当地政府一起协商，以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需求，但许多地方的居民都表示，沃尔玛已经给当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相比起从宏观层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大公司在一个地区的介入更直接、也更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与大公司主动游说政府政策始于 1970 年代不同，商业试图改造地区的尝试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源头，而这种尝试被学界称为“企业之城”（Company Town）。

学者马切罗·博尔赫斯（Marcelo Broges）以及苏珊娜·托雷斯（Susana Torres）将企业之城定义成由企业建造的居住以及服务中心。它通常紧邻或者位于生产的工厂以及开采的矿场附近。企业之城是典型的工业革命后的产物。由于生产需要大量的工人，为了吸引劳动力，企业就会试图为工人提供所有的生活所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由企业包办一切的城市。

在企业之城中，企业不仅作为雇主而存在，同时也是地主，社会安全以及和谐事实上的管理者，以及在通常情况下会为工人的消费提供服务以及商品。企业是员工所住房屋的拥有者，管理者当地的学校和教堂。“雇主的政治控制会延伸到法院、市长、市议会、以及整个警察系统。”在《权力地景》一书中，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写道，“企业之城同时会拒绝旅行商人、工会、以及其他雇主介入企业之城的运作。”这是一个事实上的独裁社会。

企业之城的背后通常都是强大的制造业企业，如钢铁、汽车等，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整个世界的支柱产业。如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威尔顿 (Weirton) ，加州的斯考蒂亚 (Scotia) 就分别是由钢铁企业和木材企业所建设。而在中国，国企力量强盛的时代，他们也承担了大量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等，也就是传统的国企办社会。

2011 年《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以《最后的企业之城》为题，讲述了斯考蒂亚的衰落。而在中国国企改革中也提出要摆脱企业办社会的传统观念。然而，企业之城并没有消失，正如《新闻周刊》提及，互联网公司，尤其是 Facebook、Google 的造城计划不过是更新过的企业之城方案。他们大包大揽掌握一切的方式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要企业足够强大，需要为大量员工提供集中办公场所，那么企业之城就不可避免。虽然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候，美国的企业之城都由钢铁、汽车、采矿等行业兴建，之后产业升级也催生了新的企业之城。

罗切斯特 (Rochester) 随着柯达的壮大而繁荣。高峰时期，柯达、施乐、以及博士伦提供了当地超过 60% 的工作岗位。沃尔玛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垄断了美国零售业，其总部所在地本顿维尔 2017 年人口大约 50000 人，而沃尔玛雇员在经历几轮裁员后仍然有大约 15000 人。他们为当地带来了旺盛的消费力，促进城市进一步扩张。沃尔玛背后的沃尔顿家族也在当地兴建酒店、艺术馆等设施。

而当产业转移，企业之城也会遇到麻烦。钢铁、汽车产能向新兴国家转移，失业的蓝领工人转向其他城市谋求生路，诸如威尔顿、斯考蒂亚这样的企业之城就彻底走向衰败，甚至会被废弃，这也是《新闻周刊》标题中“最后”一词的含义。

柯达被数码成像颠覆，其在罗切斯特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目前当地最大的雇主已经变成了罗切斯特大学，它和旗下的两家医院一共雇用有 2 万人。沃尔玛所在的本顿维尔可能不会有罗切斯特这样的好运气。在沃尔玛被亚马逊冲击的背景下，其未来也岌岌可危。

美国企业之城的兴衰也可以作为中国的参考。内蒙古凉城依赖鸿茅药酒，辽宁本溪、鞍山则主要以当地的钢铁企业为生，黑龙江伊春的伐木业更是已经走了几年的下坡路。地方过度依赖某个重要的公司可能是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

解决之法似乎也并不难寻，只要能够找到替代性产业，那就还有兴盛的机会。如同当下在美国，最为强盛的硅谷正在取代传统服务业，在一片片土地上建设新的城镇。当然，其实质也从未发生变化，对于员工全方位的家长制控制，以及对于公权力的利用以及侵蚀。

Google 位于山景城的园区被《新闻周刊》形容为可能是近年来最为家长式的尝试。“员工享受干洗服务、理发、按摩、以及提供一天三餐的餐厅。他们在公司大巴上通勤、在公司宿舍中睡觉、在公司娱乐设施中消遣。”并且 Google 还为员工提供宿舍，包括 60 个中等大小的套间或者是 400 个宿舍单间。这一数字在 2017 年又进一步追加到 5000 套住房。

而在中国，诸如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则取代了国企成为了企业之城的主要支持者。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园区占地达到 2.3 万平方公里，其中就有图书馆、运动场、IE 学院、医院这样的设施。而在富士康发生多起自杀案件之后，这家公司还配备了心理咨询室。

同时，企业之城也拒绝外部力量的介入。Facebook 目前办公的园区尽管在空间上是开放的，一座环形建筑中间有一条拥有餐厅、临时店铺、图书交换点和其他便利设施的街道，但却只允许公司的员工入内。同理，富士康的园区也是完全封闭的，外人要进入园区还需要先填表登记，才能获准进入。

企业之城的影响力也会慢慢渗透到“城墙”外部。随着 Facebook 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调和自身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他们开始向当地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先是修建了一个位于园区之外的警署、承担相应的租金，甚至还有一位警官每年超过 17 万美元的薪水。此外，他们还计划提供 1100 万美元，这将会是 6 位政府官员的薪水。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很难分清，这是一种社区支持，还是一种赤裸裸的贿赂。

反过来，如果企业之城之于当地经济意义重大，那么地方政府或许也会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支持。这种支持包括资金上的，如美国各地都为争取亚马逊第二总部开出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补助。

大公司利用公权力为自身牟利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小说《囚鸟》中，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就描写了在 1894 年发生在芝加哥的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些居住于由铁路大亨乔治·普尔曼建造的企业之城中的工人抗议公司在裁员、降薪的情况下，并不相应降低工人需要负担的房租。持续超过两个月之后，罢工在美国军队的镇压下宣告结束，并造成 30 名罢工者死亡以及 57 人受伤。此后一段时间，美国工人运动陷入沉寂。罢工的领导者尤金·德布斯被逮捕，并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处监禁。这一判例也被用作政府介入罢工的法律依据。

不过，德布斯在获释之后继续从事劳工权益方面的工作，甚至一度作为总统候选人参与选举。随着劳工权益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劳工的罢工权也在 1914 年国会通过的克雷顿反垄断法案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中得到保护。法案允许劳工组织去追寻合法的目标，从而保护了抗议、和平罢工、以及集体谈判的权益。只有当劳工组织出现暴力行为时，才允许国家暴力机关的介入。

同时，时任美国总统格洛夫·克利夫兰也组成委员会调查罢工事件，最后认定普尔曼运营企业之城的做法并不美国 (un-American)。4 年之后，该城所在地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要求普尔曼放弃对于这座城镇的运营，因为这并不在公司章程的规定之上。

无论是劳工权益的进步还是企业之城的解体，最终都仰赖于美国相对较为均衡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去寻找悲剧发生的原因，进而纠正这背后的错误。然而，在全球许多地方，由于制衡机制的缺失，大公司对于公权力的滥用最终都不了了之。

在南美洲，透明国际将智利、波多黎各、哥斯达黎加列为最腐败国家。来自 MIT 的政治学者本·罗斯·施耐德就将腐败列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影响政治的方式。尽管他强调透明国际是以民众的感受为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排名至少显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这些排位较低的国家中，商业公司更可能利用腐败。”

中国的鸿茅药酒事件则以另一种不体面的方式收场。即便法学界、包括中央级媒体在内的舆论都指责内蒙古凉城警方是将民事问题当成了刑事来处理，但最终谭秦东在被释放后，公开向鸿茅药酒道歉，而鸿茅药酒则宽宏大量地表示，已经原谅了谭秦东的行为。而跨省抓捕背后的法理问题，以及是否存在政商之间的权力滥用，则都不了了之。

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重要力量，公司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动态平衡当中。有时候政治强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就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面对地方政府的时候。这也同样需要公司慎用自身的力量，作出审慎的选择。

迪士尼在 2018 年夏天的一个选择或许能够说明问题。作为当今最强大的娱乐公司，迪士尼最近一个财年的收入接近 600 亿美元，营业利润超过 150 亿美元。长期以来，它都享受迪士尼乐园所在地安纳海姆 (Anaheim) 的退税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洛杉矶时报》援引相关估算称，20 年来迪士尼享受的资金优惠或许达到 10 亿美元。

当地居民和市政府逐渐对迪士尼感到反感。他们相信，迪士尼已经不需要当地给予的各类优惠政策了。而在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之后，作出让步的是迪士尼。他们主动要求市政府取消相关政策。迪士尼方面称，这是为了修复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这只不过是迪士尼的一场交易，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几个月后的选举中，将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推举上市长的位置，并且在最低工资谈判中赢得主动权。但对于这家一贯强势的公司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少见的妥协之举了。

题图 / wikimedia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