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消费级基因检测的用户翻了不止一倍，人数超过 1200 万，在美国，甚至每 25 人中就有一人做过这种测试。目前，这种测试能预测用户患肥胖症、阿兹海默症和癌症的遗传风险，覆盖基因超过 1.6 万。

不过，本周刊于《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的一篇论文表示， 单只是了解遗传风险，就可能会改变遗传风险。

该研究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学者 Bradley P. Turnwald 领衔，包含两项互为“概念性重复”（conceptual replication）的实验，试图保证科学性。研究者首先通过基因测序，判断每名被试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水平，并将其归入高、中、低风险中任意一组。随后，研究者会随机分发基因测试的结果，在每一组别中，有一半人得知自己具有某种高风险基因，另一半人则会认为自己基因风险较低。

首个实验招募了 116 名被试，观察被试在知道自己的 CREB1 基因型后，运动能力是否会受到影响。 CREB1 与有氧运动能力相关。实验中，所有人都得到了一个随机的结果，在此前后，被试分别参加了两次体能测试，时间相隔一周。

研究在比较过每个人的变化值后发现，自认为体能较差的被试者，跑步时长平均较前一周缩短了 22 秒，清除体内二氧化碳的速率以及换气率也显著降低——平均而言，每分钟最大换气量比前一周减少了 2 升。而作为对比，自认体能较好的一组则没有明显变化。

第二项实验则以肥胖为主题，另外邀请了 107 名被试，基因类型相应调整为 FTO（fat mass and obesity-associated）基因。这是一种肥胖症易感基因，携带其中高风险基因型的人，饱腹感较弱，容易发胖。

生理变化再次产生。被告知容易饱腹的被试，在第二次用餐后的饱腹感更为明显，并且，血液中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浓度也达到一周前的 2.5 倍，而这是一种可以刺激胰岛素分泌、抑制进食、进而控制体重的激素。在高风险组，则没有发现太大分别。

两次实验的结果中，发生改变的分别是高风险和低风险组，影响一负一正——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个有趣的发现。从结果看，两个被告知具有高风险基因的组别处境都相对糟糕。

不过，论文认为“可能最有趣的”，是对于某些指标而言，感知带来的变化甚至要大于实际遗传风险的影响，这包括：清除体内二氧化碳速率、饱腹感和 GLP-1 浓度。

研究人员因而得出结论，即主观感知到的遗传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与实际基因相同的作用，促成生理变化，并改变主观体验和行为。鉴于基因检测的大众化，他们表示，接收遗传风险信息对患者健康结果的影响，也迫切需要增进理解。

但感知如何影响生理？行为和压力水平的改变可能是推手。但研究者认为，二者在实验中的说服力都不够。用餐量固定，而得知基因型风险较低的用餐者也不太可能感到压力，即使是控制时间差后的跑步组，也都监测到了生理变化。据他们推测，得知遗传信息当下形成的观念模式，是导致身体变化的主要原因。

无论如何，相关讨论依然任重而道远。如论文在最后提及，以往还有研究表明，包括家族病史、代谢水平、葡萄糖水平、生活方式反馈在内的许多非遗传信息，都可以改变心理预期或生理状态，启动安慰剂效应，但所有信息中哪种影响更大没有系统研究。此外，预期可以引发心血管、内分泌、免疫和神经系统的变化，研究人员据此猜测，对遗传风险的认知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些内容，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顺带一提，伦理是这些研究都得处理的问题。以这次研究为例，研究者与所在的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合作，评估了对被试造成的伤害并和实验价值，举措包括：避开重症，将被试可能持有错误信念的时间控制在一小时左右，最后，实验结束后在告知真实目的之余，还要把肥胖知识拿出来“说教”一番。

题图来自 NordWood Themes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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