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已经签署 70 年。这 70 年中,世界从两次大战的伤痕中逐渐复原,冷战将全球秩序再次洗牌,而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的普及也在世界产生了许多全新的矛盾……
巨变之中,从前的经验在今天是否还仍然有效?《卫报》邀请了《盲刺客》、《使女的故事》作者 Margaret Atwood 在内的八位写作者,对当代社会的人权进行了新的构想。
Atwood 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讲述了一则暗黑的都市寓言。
在这个故事里,随着宗教保守势力和自由派的矛盾激化,难以调解,在新兴生物科技的帮助下,一个复杂的解决方案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强制性头部移植——那些不希望生孩子的人将和无法生育的人进行身体交换,“皆大欢喜”!
围绕堕胎法案的争议显然给了 Atwood 灵感。疾控中心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堕胎率现在达到自 1973 年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宣布堕胎成为宪法权利以来的最低数字。一方面这显示了年轻群体中避孕知识普及的成效,一方面也伴随强烈的担忧,即堕胎成为一件愈发难以获得和昂贵的事情——本月早些时候,俄亥俄州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最严格的堕胎法案之一,在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的情况下禁止堕胎。
女性的子宫像一个物件一般被放到台面上讨价还价,而在这场争辩之中,似乎所有人都有发言权除了女性本人。因此 Atwood 提出,应当在原本《宣言》的基础上,添加“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物件”的权利。
环境记者和作家 Bill McKibben 为《宣言》加入了一个原版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视角,即环境生态。“我们正在(缓慢地,也许过晚地)意识到人类可以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环境会如何反击到我们身上。”
但正是这其中最具破坏力的群体,比如石油工业、农业巨头拒绝承认和对此做出改变。 McKibben 认为,人们必须认识到,对于环境无法挽回的破坏,是对全人类生存权利的损害和剥削,这不仅仅影响到现世,对下一代也责任深重。
如果说环境问题只是因为人们仍忙于战后的信任重建而无法顾及,有些事情的发展则是 70 年前的制定者的确难以预见的。
科技跨界艺术家 James Bridle 和作家 Dave Eggers 都指向了在科技联网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全新问题。
在技术加速发展的时刻,一切的复杂程度都在以几何倍数快速增长,拥有和理解技术的人对其余个体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几乎是压倒性的。而一旦这份信任出现裂缝,恐惧、愤怒和迷失就会迅速占据主流情绪——这仅在过去一年内都有很好的体现。
Bridle 认为,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知情”是大众应得的权利,而科技技术的掌控者应当被要求提高透明度,并致力于让大众更有决策力与参与度。
2016 年,联合国通过一项无约束决议,将网络接入权定作一项基本人权,倡议”在线自由“,并谴责故意剥夺或破坏其公民互联网接入的国家。而同理, Eggers 认为,人们也应当享有“离线”的权利,没有人应当被迫使用互联网,或生活被网络强制占据。
现代文学理论教授 Josh Cohen 对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发起质疑,即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实质和意义首先在于工作。他认为人们应当有权将自己从机械的“生产力”角色中解放出来,享有真正生活的权利。
爱尔兰作家 Anne Enrigh 认为女性应当享有选择的自由:“人们应当有权利生活而免于责备,不管你是否愿意和一个男人睡觉,不管你有没有让房间里的男性感到拥有主导……有权不被强奸,有权决定是否要为一个人做晚餐……有权拥有欲望,因为思想是自由的。”
英国记者 Reni Eddo-Lodge 和小说家 Olivia Laing 则表现出对少数族裔和性少数人群的关心,认为人们应当有权“免于歧视”和“自我定义”。
这些构想或天马行空,像是 Atwood 所描述的“换头实验”;或角度新奇,认为在争取工作权和在线权的同时,反之亦然。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展现出对现代社会矛盾敏锐的感知,和一种确信——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应该让每个个体都生活地更好而不是更糟。
题图来源于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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