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项针对面向 4510 人的研究显示，有大约 60% 至 80% 的患者在就医时向医护人员隐瞒了自己的部分健康情况。

这一结论出自对两项美国全国性在线调查，分别收集了 2011 名和 2499 名参与者的答案，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36 岁和 61 岁。

具体的，受访者被询问，是否曾对任何医护人员（包括医生、助手或护士）隐瞒了以下信息：（1）不理解医生的嘱咐；（2）不同意医生的建议；（3）没有定期锻炼；（4）饮食不健康；（5）接受过药物治疗；（6）没有按处方要求服药；（7）吃了别人的药。

结果显示，两组分别有 81.1% 和 61.4% 的人至少隐瞒了一种情况 。超过三分之一（46% 和 31%）的受访者在不同意医生的建议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七种情况中最多见的一种。其次是不理解医生指示，但没有说出口的，占 32% 和 24% 。

关于原因，大多数人（82% 和 64%，95% 置信区间）表示想避免被评价，也不想被教训，六七成的人不想听到行为的危害性，超过半数的人出于尴尬，而选择不说真话。其他理由还包括，不希望让人感觉难以相处、不想占用别人时间、不想让人觉得愚蠢以及不希望某些信息出现在病历中。

在整体上，自我报告为女性、年龄较小、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更可能不披露相关信息。

这篇论文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 JAMA Network Open 上。

尽管对研究人员来说，患者有所保留的情形属于意料之中，但人数之众还是令他们感到诧异。论文还提出，研究甚至可能低估了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因为还不能排除调查参与者对自己隐瞒信息的事实有所隐瞒的可能。

此外，病情较重的受访者更可能隐瞒信息，这对本就复杂的处理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前的一些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例如全国健康信息调查中，有 12.3% 的受访者称，出于安全或隐私的考虑曾隐瞒信息。不同研究发现，使用替代药物的癌症患者中，有 20-77% 没有披露这一事实。据称，一些医生也自觉将患者报告的饮酒量和运动量分别作翻倍及减半处理。

对此，美国家庭医师学会（AAFP）会长 John Cullen 评价道，自己也曾遇过推到手术台前的病人经过反复确认才坦白的情况。他说，来回的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本质”，也是“医学的艺术”。针对一些病患对谈话写进病历的担忧，他称自己很多时候会关闭电脑，向对方保证谈话的私密性，以回避电子健康档案（EHR）的干扰。

论文作者、密歇根大学健康行为与教育学的副教授 Brian Zikmund-Fisher 表示，承认信息隐瞒的普遍性后，医生或许能认识到自己的问诊过程不太理想，而医生唯有通过缓和病人被评判、被说教的恐惧，转机才会发生。

另一作者、犹他大学人口健康科学教授 Angela Fagerlin 说，大多数人希望医生对自己有一个好印象，为了发掘医生改进沟通效率的方法，他们准备对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研究。

论文还建议，后续研究者可以针对不同疾病，系统测量患者的隐瞒率及病耻感水平。

事实上，医学界对两者都已有一些研究。尤其病耻感（stigma ），其实就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常用的“污名”在医学、公共卫生领域的另一译法，由社会学家戈夫曼在 1960 年代提出。

在医疗健康领域，stigma 指患者因疾病怀疑自身价值，并在社会群体中产生刻板印象。《中国医学伦理学》10 月刊出的一篇文章在综述中提出，容易出现病耻感的患者主要有：（1）出现可视性外表改变的患者，如烧伤患者、麻风患者；（2）精神意识改变的患者，如精神疾病患者、药物成瘾患者和酒精成瘾患者；（3）有传染风险的患者，如 HIV 患者、肺结核患者和乙肝患者；（4）特殊病症，如癫痫患者、遗传性疾病患者等。还有研究证实，除了患者的医疗求助意愿减少、治疗依从性减弱，病耻感还会降低其社会支持水平、社会功能和生存质量。

当然，患者隐瞒信息这事，还涉及医生知情权和患者隐私权的冲突，以及医患双方谁该为医疗过错承担责任的争议——而由此带来的纠纷，在社会新闻中也不少见。

题图来自 GI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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