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身穿蓝色法式工作服的年轻人站在讲台上，目光呆滞，举止僵硬，模拟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情景，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喀呲声。嘉宾席中有人起身，拍了拍其中一人的肩膀。年轻人们动作变得松快了些，脸上绽放出笑容，开始交谈、握手、拥抱。

这场表演基本上浓缩了它的导演——22 岁法国女孩 Kim Hou 对于“时装设计”的美好愿景：让传统工人也能成为时尚设计师。Kim 已经为这件事工作了 2 年，并成立了一个时装品牌 About a Worker。

愿景听上去有多美好，实际就有多叛逆。Kim 目前在荷兰埃因霍温工业设计学校（Academie voor Industriële Vormgeving Eindhoven，简称 AIVE）读大四，尽管这所学校以开放和“真正的人道主义”著称，老师大多也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

唯一支持者是她的班主任。这位老师允许 Kim 把 6 个月的课程延长到一年完成，给了她在不同城市寻找工厂、联系零售商、参加展览和推广品牌的自由。她每周还会在 Skype 上与 Kim 交谈，建议她在设计品牌网站时重点展示服装的生产和设计流程，并且谨慎对待展示工人的方式。比如回避用”educate them”（教育他们）这种居高临下的词汇。

最终 Kim 在巴黎市郊 Saint-Denis 一间工厂找到 4 位制衣工人。通过商议，About a Worker 不追随传统时装日程的春夏或秋冬季，而是按城市分类，以当地工人的传统着装为设计基础，所有面料均来自项目所在的国家。

这其实是一个反商业的品牌。有多少工人可以满足 Kim 的要求？他们的生产效率如何？如何保持设计质量的稳定？即便品牌理念已经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故事，它的潜在买家又有多少？

从最保守的角度看，与其说 About a Worker 是一个商业计划，它更像一次艺术化的理念表达——只不过它的确有衣服这种产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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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关心底层。她可以熟练地讲述时下热门的道德品牌（ethical brands）倡议，可能这与 About a Worker 涉及的合作对象密切相关。

Kim 说自己在 2013 年孟加拉达卡工厂坍塌事件之后，才得知 H&M 和 Giorgio Armani 其实在同样的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商品。她对此的思考是：“工人们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他们知道怎么又好又快地工作，也有足够的想象力。问题是他们是如何被对待的，工作时长和工作环境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购买的商品背后存在很多问题。”

这个说法似乎不能完全概括全球的服装加工业劳动力状况，但可以代表 Kim 要讲述的故事。

她还会提及一只黑绿白相间的 proenza schouler 水桶包。它是 Kim 上一份实习工作的礼物。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但对行业日常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纽约，我学会了怎么在 6 个月里做 4 个系列，除此之外还有和购物中心之类合作的各种联名系列。简直太疯狂了。还有大量浪费，有时一次做 10 个样品，但只选一款出来，其它就堆在那里或者扔掉。”

然后是那个疯狂购物阶段。初中她在一所有许多富人就读的学校念书。女孩们喜欢穿戴香奈儿，时尚消费几乎是一种合群的必要。“她们会问我，Kim，为什么你没有一条 Diesel 的牛仔裤？我记得后来我一次关注了 14 个时尚博主。”

最后是一个听起来令人深思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对某些品牌如此着迷？进入时尚行业工作后，行业整体形象和运行规则的反差让她感到冲击：一些奢侈品牌喜欢谈论法国工艺，但他们的工厂可能设在西班牙，而有些鞋子则是在罗马尼亚的工厂里生产。

Kim 出身优裕。父亲是知名策展人、罗马 Maxxi 艺术总监侯瀚如。母亲 Evelyne Jouanno 则是 ars citizen 基金会创始人。两人在表示支持的同时也经常提出建议。Kim 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每个项目都不应偏离最初的设计，要让那些不被听见的人被听见、看见。

当然，这也和 About a Worker 要表达的理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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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结束实习工作后，Kim 给正在摩洛哥工厂里工作的朋友 Paul Boulenger 打了个电话。Paul 曾经创立过 T 恤品牌，对工厂和销售渠道了解得更清楚。为了提高成功率，他建议 Kim 先和小工厂合作，并且自己也加入进来，成为品牌的商业合伙人。“他和一家在巴黎附近的工厂挺熟，我们去见了一次面就决定合作。“

这家工厂就是位于巴黎市郊 Saint-Denis 的 Mode Estime。这是一家社会福利性质的小工厂，只有十几名工人，也只雇佣巴黎最底层、温饱上都有困难的人，与他们签订 1 到 3 年的合同，提供基本的薪水，也提供培训。大多数工人都是此前找不到长期工作、只能做零工的移民。

Kim 运气不错。她找到了 4 个有做服装基础的人，也就是 About a Worker 首个系列的 4 位设计师。

Fadila Boubekeur 来自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城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她从小就喜欢做衣服，针插、胸衣、手工刺绣，什么都做，这是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有一台缝纫机，擅长做昂贵的阿尔及利亚传统服装。Fadila 喜欢重复 9 岁时的一个故事：那是她第一次自己做东西，用树刺编织了一个发带。

Fadila 今年已经 60 岁了，孩子们在巴黎出生，在阿尔及利亚长大，但仍想回巴黎生活。Fadila 为此在巴黎待了 5 年，在不同协会做志愿者，直到进入 Mode Estime，”我找到了工作，还是我爱的领域，真是开心。 ”在 Mode Estime 一年半来的生活很规律：早上 9 点工作到晚上 5 点，熨烫，缝纫、锁边、剪裁，中午一小时休息。工厂外有一个小森林，风景很美。T 恤做起来最简单，15 – 30 分钟就能做一件。裤子难一点，但这是 Fadila 本人最喜欢的时尚单品。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时她提了三次“real joy”（真正的愉悦）。她正打算和同事在工厂内部成立一个工作室，自己设计衣服。“时尚不是道德（moral）的，不是不朽的，但它的诞生给了我们精气神（moral）。”她有些调皮地用了个双关。

33 岁的 Aissatou Gakou 是塞内加尔人，18 岁就到了法国，育有三子。她喜欢穿长裙，戴颜色艳丽的头巾、夸张的大耳环，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是烹饪。在塞内加尔时，她报名上过为期三年的缝纫课程——第一年学习手工缝纫，后两年学机器缝纫。不过只上了一年，这家培训中心就被关闭了。

到法国后的 2014 年，Aissatou 得知 Mode Estime 有服装培训课程，才申请入职。为了方便练习，她在家里也添置了一台缝纫机。她不喜欢做 T 恤，讨厌锁边和缝制领口这种细碎的活计，但喜欢制作图案，因为这需要精神高度集中。

突尼斯人 Kira Ghoul 看上去总是很严肃。她 42 岁，有一个 9 岁的儿子。两人来自 Djerba 附近的一个城市 Zarzis，法国人很喜欢去那里度假。虽然她从 14 岁开始学习服装，但并非自愿。这是初中学校开设的一门课程，名字叫“copy couture”（如何仿制服装）。虽然不喜欢，但 Kira 高度自律、有野心且精力旺盛。她通过竞赛又参加了另一个课程，“industrial couture”（如何管理生产线），1996 年获得文凭后就在制衣厂里持续工作了 3 年。这里的工作环境很严苛：一切都紧跟着流水线走，工作时不能扭头，每周工作 45 小时，从周一到周六，过年过节时也经常需要熬夜加班。

但这段经历也有好处：因为给 Pierre Cardin 等很多品牌做代工，Kira 到法国后几乎没有不认识的品牌。

Misbahou Yisouf 是 Mode Estime 里唯一一名男性，到今年底才满 32 岁。他出生于科摩罗群岛（Comoro Islands）。读到五年级时，因为家庭原因被迫去做石工，拿到了一张石工领班的文凭，2006 年又在军事医疗服务中心工作了 2 年。2008 年 3 月 28 日，Comoro Islands 爆发了一场战争，Misbahou 中了三枪，失去了一条腿，逃到马约特岛（Mayotte）避难。

为了远离战火，2010 年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了法国。实际上他们有三个孩子，但长子留在了科摩罗群岛。“人生很复杂”，Misbahou 说——每当要叙述痛苦或说来话长的经历但不想仔细描述时，他倾向于用“复杂”（complicated）这个词一笔带过——“但现在要容易点，我很幸运“。2014 年，一位顾问给他找到了在家乐福实习的工作，做收银员。才上一天班，这位顾问又打电话告知 Mode Estime 有一份缝纫师的工作。“我说，不不，我不会缝纫，虽然我父母都干过这个。”但 Misbahou 还是试了试，因为他需要钱——一家人当时住在旅馆里，想要换个住处。“不幸的是”，他开了个玩笑，“Alice 接纳了我”。

尽管事先已知自己是唯一的男性，会和许多女性一起工作，但“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和一群男人们一起工作”。Misbahou 原本觉得做衣服是件挺愚蠢的事，但花 3 个月掌握了两个领域的技巧后，他开始认真看待这件事，申请了全职工作，并且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份服装行业的文凭，“这样生活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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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列的周期长达 6 个月，Kim Hou 几乎全程都待在工厂里，和她邀请来的老师一起给工人们上培训课程，内容以传统时尚设计流程为基础。

一切从 moodboard 开始：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以及对这个行业的想法中寻找灵感，而不是从 pinterest 之类的图片网站上。Kim 给每人提供了一部相机，让他们拍摄工厂内外有趣的东西。Fadila 喜欢拍街景和人，尤其是街道向地平线延伸时呈现的那种纵深感，以及聚集的人群；Kira 则对一切排列整齐的事物着迷：建筑物外立面的红色砖块，花坛边整齐的围栏，通风口彼此平行的纵向栏杆；Aissatou 的照片中都是草木或者布料上的植物印花；Misbahou 则通过镜头展现出一个初入服装行业的新人的好奇：各种布料——工厂内的、市集里的，绸缎的、棉布的。

Kim 随后让他们据此在纸上画出可以印制在服装上的图案。“我特别强调，作画不一定是要做成艺术品，重要的是把信息传递出来，它可以成为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于是，Fadila 的街景转化为褶皱，人群转化为放射状的圆形印花；Kira 用方块、圆点和两条线绘制出可以无限延展的一组“元图案”；Aissatou 笔下是流动的树叶；Misbahou 则把花朵和枪画在了一起。

采集灵感和绘制图案一共花了 5 个月。最后一步是解构和重构。Kim 给工人们提供的改造基础是“Bleu de travail”。这是 19 世纪诞生的法国本地劳动者制服，一种蓝色工装。工业革命后，铁路、煤矿等工作场所的需求人数大增，劳动者需要耐磨且耐脏的工作服。“Bleu de travail”通常用天然植物染料 Indigo 染成靛蓝色，成本低、沾上油污后也不太显眼。设计比美国工作服更简约，没有拉链、褶皱等细节设计，版型宽松直挺，通常只用 5 颗纽扣开合，双边车缝加固，外加多袋设计便于收纳。

近年令法国蓝色工装重新受到关注的是《纽约时报》时尚摄影师 Bill Cunningham。数十年街拍生涯中，他的外套几乎始终是一件年轻时在巴黎旧货摊低价购入的“Bleu de travail”，这几乎成了他个人风格的标识。

工人们对蓝色工装的改造令 Kim 感到“难以置信”。Fadila 用褶皱把工装变成了一条不对称的连衣裙；Kira 的银色印花让简单的外套具有了未来感；Kira 把树叶做成荷叶边，与飘带搭配缝制在外套表面，让它具有了类似川久保玲风格的立体感；Misbahou 的花朵和枪重复点缀在前襟、衣口和裤口，令人想起潮牌中常用的大面积 Logo 印花。

到生产环节，Kim 和 Paul 在 Kickstarter 上募集了近 1.2 万欧元，4 位设计师每人有两件作品正式生产，定价均在 200 至 400 欧元左右，目前除了官网也在欧洲一些精品店出售。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是对欧洲的消费者而言，Kim 事后也收到了关于价格过高的反馈。

“如果法国人要花 300 欧元买衣服，会尽量花在精致的衣服上，比如羊绒服装或者品牌手袋，尤其是经典品牌。法国人对经典品牌很有感情，这导致年轻设计师品牌很艰难，定价经常得在 200 欧元以下。”

她解释说，除了产量低，这样的定价是一种主动选择，希望让工人和主流设计师处于同样的位置上。“Alexander Wang 的设计就是在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他可以定那么高的价格呢？为什么工人们成为设计师、有了自己的品牌就不可以呢？”她的想法是：通过高定价，品牌可以将目标群体圈定在行业精英身上。如果让精英直接消费工人设计的衣服，就意味着工人的声音可以被直接听到。

不过考虑到品牌在商业上的可持续性，About a Worker 从去年起推出了一些款式更简洁的新产品，如夹克、T 恤、卫衣等，价格均控制在 100 欧元以内，此外还有只卖 10 到 40 欧元的周边：一些印着“自由、平等、创意”“Work in Progress”等字样的帆布包、钥匙扣和手拿包。

或许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是，能够设计劳动服装的工人毕竟不多，而帆布包就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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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起，About a Worker 开始了第二个系列的合作——威尼斯。

威尼斯系列来得有些偶然。Kim 和 Paul 先是收到 Venice Design 的邀请，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到这座城市展示自己的第一个系列。和策展人聊天时，对方提起一个名为“ Il Cerchio”的非盈利机构。

这个机构从 1997 年开始为威尼斯 Giudecca 岛上的女子监狱“Casa della Reclusione Donne della Giudecca”提供名为”The Sartoria”的制衣培训课程，并且帮助这些女性成立了自己的成衣品牌“Banco Lotto n*10”。后者还于 2003 年在威尼斯最繁华的 Castello 区域开设了一间独立门店，运营至今。

两人在 Facebook 上找到了“Banco Lotto n*10”的老板 Giulia Pannoli，并通过她和监狱建立了联系。威尼斯本地一家专门为奢侈品牌供应高级面料的纺织坊 Rubelli 也提供了支持，愿意将剩余面料交给两人用于培训和制作新系列。

在等待数周的审批流程后，两人终于在 4 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第一次迈进了这间女子监狱。一切都比第一次合作繁琐得多：过安检，把身份证件交给警卫，把所有电子设备放进储物柜，把摄像机交给另外一位警卫，在进入监狱内室前再过安检并登记姓名。走过长廊，尽头才是他们要找的“Satoria”。

参与项目的 4 个女孩 Anna、Cin、Maya 和 Mihaela 是由监狱方挑选出来的。她们每周工作 5 天、每天 4 小时，除了为本地设计师，也给监狱自己的品牌 “Banco Lotto n*10”制衣。

进入监狱、见到女孩们，Kim 才意识到这次的状况多么特殊。About a Worker 成立之初的基础是透明性：就像第一个系列那样，让工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既通过最终设计出的衣服，也通过设计流程中积累的大量照片、草图和对话传递信息。但监狱禁止 Kim 带摄影师，每次也只允许拍摄两三小时。相比之下，第一个系列有 6000 多张照片或视频，威尼斯项目则只有 300 多张。

监狱也不允许 Kim 过多打听这些女孩的身世。和女孩见面后，Kim 也主动放弃了这种尝试。她大概知道女孩们大多只是犯了些小差错，但因为没钱请律师进了监狱，有些则只是因为移民问题。大多数人背景凄凉，来到这里甚至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有的人要在那里待 25 年。我们把时尚杂志带给她们看，还有些艺术家的书。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囚犯生活多得多。”

Kim 不希望合作变成一次因回忆往事而带来的“自我伤害”，认为这个系列应该强调女孩们在“囚犯”之外的身份，想展示这些女孩在受到蔑视的时候，可以通过创造力找回自信。“我们从来没去过监狱，所有想象都来自美剧里那些残暴场面。但进了监狱你会发现，最糟糕的其实是 24 小时都被监控，被当做小孩子一样对待。要知道，这里 20 到 50 岁的人都有，都是成年人。”

这次设计的基础，是临近威尼斯本岛的人造岛 Sacca Fisola 的一种传统劳动者服饰。这个岛屿有 1530 人口，主要聚集着那些因中心城区士绅化和旅游业发展而被驱赶至外围的人。传统服饰是衬衫、长裙搭配一条围裙。

Kim 让女孩们从做面罩开始——这不仅是因为在威尼斯，也是因为面罩既寓意自我隐藏，也意味着自我展示。面罩可以成为女孩们的 avatar（虚拟形象），寄托疯狂的想象，展示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把它复制到最终设计的衣服上，也许也可以看作是用设计还原了真实的自我。

女孩们仍然得到了相机用于拍摄生活环境中常见的 5 种结构和 5 种质地。但由于不能外出拍照，这次制作 moodboard 的过程更依赖回忆和绘画：挑选最能定义周围环境、定义自身和定义过往经历的 9 种颜色；用 20 分钟画出认为能代表自己灵魂的动物；3 种每天都会感受到的情绪；值得纪念的回忆。再用线条把这些组装成面具雏形，用墨水填充面具，最后用不同颜色和质地的面料把面具缝制出来。

在官网最终展示的三件作品中，一件看上去像在做鬼脸的尖顶帽，一件形似长着胡子的孩童面容，一件是金黄色和浅蓝色拼成的心。

制作面罩后，Kim 又让女孩们据此制作更大块的面料。他们需要自问的问题包括：在监狱里保持快乐最需要什么；周围的人是如何穿着的，你如何定义自己的风格；做衣服的时候你最常想什么；你最擅长什么。随后要找出最能代表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颜色。

4 个女孩中最让 Kim 意外的是中国女孩 Cin。Cin 曾经在服装厂聚集的意大利城市 Plato 工作。最初她似乎完全没法按照 Kim 设定的流程自我提问、绘图、选择布料，但最后却做了一件“最疯狂”的裙子。从 Kim 发来的照片看，这的确是一条充满想象力的裙子：以白、浅紫和朱红色搭配，看上去是用背心裙搭配衬衫的假两件；胸口做成了四个翻盖口袋突出胸部线条，百褶裙的每条褶皱处都用朱红色明线突出；脖颈处还增加了几条硬挺的白色飘带作为装饰。

“她一直说‘non capito, non capito’（我不懂），后来变成‘capito cap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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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品牌故事”，而 Kim Hou 需要在全球各地参加展览和演说活动时不断重复展示它们。

她在官网显著位置上放了一份可供访客随时下载的“Manifesto”（宣言）：我们已经学会为生造的故事鼓掌喝彩。这些故事镶嵌在闪闪发光的金色画框里，辅以知名时尚设计师和潮流明星的点缀，但却是由一些从未具名的制衣工所构筑起来的。

Kim Hou 是这个理念的设计者，也是展示者。

她的日程看上去和一个普通大四女孩的一天没什么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项目好像就是我的生活了”：早上 6 点起床，花一点时间冥想，然后去工厂开会，和记者见面，工作至晚上。她的消费习惯也变得越来越克制，三个月才买一次新衣服。

今年整个夏天，她都待在巴黎工厂。过去三四个月，她总是拎着旅行箱跑来跑去，每周和不同人见面，大多是为了通过展览、装置和对谈活动向更多人展示 About a Worker 的成果和概念。

9 月底巴黎时装周期间，她刚和一家日本买手店合作开设了一间快闪店。在这间 10 平米的画廊展间里，她原样复制了制衣厂里的环境，重现项目的设计流程，让 Kira 来和衣着光鲜的人们交流，找来在圣马丁和巴黎公益时尚学院接受不同教育的学生对谈，探讨时尚教育的未来。她希望这个快闪店不仅是销售衣服的地方，也成为人们探讨新生产方式和创意方式的地方。

About a Worker 与 Mode Estime 工厂的合作还在继续，“你不能利用他们做一个系列然后就停止合作关系。”由于其福利性质，工人在 Mode Estime 的合同最久总共只能是三年。Kim 正在和工厂设计一个长期项目，允许工人们在积累足够的资历后找到更好的工作。

参与第一个系列的 4 名工人中，唯一的男性 Misbahou 已升职成为领班，离他进入时尚圈的梦想算是近了一步。Fadila 打算一年后退休。Aissatou 因为家庭原因已经离开，全身心放在照顾三个孩子上。Kira 病得很重，实际上在加入项目时她就已经被诊断出癌症，但对她而言，“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Kim 计划下一步在中国或者孟加拉寻找工厂。”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推出新系列，也许甚至可以帮工人们开店。让人们了解工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人们参与讨论。我没有解决办法，只是提出问题。About a Worker 只是为了让不同背景的人有机会遇见，能谈一谈整个时尚体系能否变得更好。“

那么 About a Worker 可以在多大范围内改变服装加工业的劳工状况？可以让多少“精英直接消费工人设计的衣服”，多少“工人的声音可以被直接听到”？

追寻这个答案的过程或许就是 Kim Hou 经营这个品牌的过程。

如果 Kim 希望自己这个品牌长治久安，可能她无法回避那些商业化最基础的问题：获取利润就需要扩大规模，或者提高毛利率，而扩大规模意味着理念的损耗。但如果不为利润，那么这个生意就会像慈善艺术一样进行，它的可持续性本身能维持多久？

有两点或许是最实际的：一个是在 About a Worker 与工厂管理者签订的合同中，每卖出一件就有 10% 的提成返还给所有工人，而不仅是负责设计的那位工人。其次是，Kim 只是一个提出问题的人，她不必以此为生。

题图、配图来自 About a Worker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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