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朱迪亚沙漠高温难耐，不过在美国考古学家 Randall Price 发现青铜锅的洞穴里却很凉爽。“40 年前贝都因人洗劫了这里。不过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深挖。我们的理想情况是，如果继续挖掘，能发现终极宝藏。”他说。
对死海附近库姆兰著名洞穴有所关注的人都明白 Randall Price 所言的终极宝藏是什么。
1947 年，一个贝都因的牧羊人在洞穴里见到了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七卷写有希伯来文的语的羊皮纸，也就是最早被挖掘的《死海古卷》。百余书卷之后陆续在洞穴中被找到，这些公元前 3 世纪的文字被认为是最早期的圣经抄本（旧约）。
1993 年，在签订奥斯陆协议后，以色列政府发起了 Operation Scroll 活动，加快了调查考古遗址的脚步。虽然当时匆忙的调查没有发现新的《死海古卷》，不过他们标记下了一些贝都因人可能忽略的洞穴。其中就包括吸引了 Randall Price 的“53 号洞穴”，他和后来另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属于不同时代的陶器，还有一些散卷和碎瓦罐，不过还没有发现新的《死海古卷》踪迹。
对于那些虔诚的教徒而言，这些古代宗教文字的记载是他们信仰的根基，是上帝的信使，不管这个使者是穆哈默德、摩西还是耶稣。《国家地理》探讨了文物搜寻的话题。
富有的收藏家或者赞助者伴随了搜寻古物的过程。Randall Price 远征库姆兰背后有一位休斯顿的律师/收藏家的帮助。位于华盛顿的 Museum of the Bible 也积极地赞助了其他考古活动。
埃及深受考古学家的青睐，那里干燥的气候为脆弱的手稿提供了理想的保存环境。1844 年，圣经学者康斯坦丁·冯·蒂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在埃及西奈半岛南端西乃山山脚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且保存完整的新约圣经抄本，也就是于 325 年以希腊语撰写的《西奈抄本》。
据说，蒂申多夫在圣凯瑟琳修道院垃圾箱中发现了这些纸卷，僧侣们正准备拿去火化。他向僧侣提出要带走所有的纸卷回欧洲研究，不过僧侣只让他带走了一部分。1959 年，他又一次来到这里，这次他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而沙皇被认为是修道院所属的东正教堂的保护者。蒂申多夫也终于得以见到全部的《西乃抄本》。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事情产生了争议。僧侣称是把《西乃抄本》“捐赠”给了沙皇，但是人们围绕皇室权力在其中的影响展开了辩论。不过无论如何，它在圣彼得堡待到了 1933 年，那一年，受到经济和饥荒困扰的苏联将抄本售予大英博物馆。
蒂申多夫之后，一对苏格兰的双胞胎姐妹 Agnes Smith Lewis 和 Margaret Dunlop Gibson 也来到圣凯瑟琳修道院探索。她们发现了公元 778 年的叙利亚手抄本圣经。她们没有带走手抄本——该手抄本如今仍然保留在修道院里——她们拍下了每一页的照片，并通过化学方式让褪色的文字复原。
蒂申多夫和这对姐妹发现的文字是书写在相对昂贵的羊皮纸或牛皮纸上的，不过更多早期的文字留在了莎草纸上。
1896 年，两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 Bernard Grenfell 和 Arthur Hunt 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寻找文物时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叠莎草纸。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学者们陆续破解了内容。多数莎草纸记载的与日常生活相关：账单、信件、或者是一头驴的交易证明。约 10% 的文字与文学相关，包括荷马、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作品。一些显著的发现——比如没有收录到新约中的福音——则为理解基督教提供了新角度。
《死海古卷》无疑是有着圣字文物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版本是这样的：牧羊人把七卷发现卖给了两个古物代理人。一个耶路撒冷的学者买下了三卷，另外四卷被叫做 Kando 的代理卖给了一个叙利亚东正教教士。
阿以冲突爆发后，该教士把古卷带到美国，希望出售给大学或者博物馆，不过无人问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登出广告后，一位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代表以色列政府买下了它，成交价格是 25 万美元。现在全部七卷原始发现都保存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中。
随着这些古卷发现的消息，又有考古学家造访了库姆兰。到 1956 年，他们发现了 10 多个包含古卷的洞穴，有的古卷需要把数以千计的碎片粘合才能识别。2000 年之后，这些发现全被破译，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以赛亚书》的抄本，它与另外一本发现时隔千年，内容却相差无几——这成为了坚信上帝存在者的论据。
追寻圣物并不只有考古学的意义，也催生出了交易的价值——就像那些贝都因人和 Kando 做的一样。Kando 最得意的是收购是《死海古卷》中最长的一卷 Temple Scroll 。1967 年的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情报人员从 Kando 家中没收了 Temple Scroll ，称这属于国家财产。这之后，Kando 把残卷转移到黎巴嫩亲戚的家中，后来又藏到了瑞士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
Museum of the Bible 的主席 Steve Green 在 2009 年不断收购文物。根据 Kando 的儿子（Kando 于 1993 年去世）的说法，Steve Green 就《创世纪》的碎卷向他开出了 4000 万美元的价码，不过他拒绝了。按照 Steve Green 的说法，是对方开出的 4000 万美元价格太高他才放弃。双方就七卷《死海古卷》在 2010 年达成交易。
Museum of the Bible 的五卷《死海古卷》展品后来被证明属于伪造。Kando 家族否认自己卖出的是赝品。Steve Green 似乎淡然得多：“你以为圣经的世界会不一样，不过事实证明，像其他生意一样，这里也有只想赚一笔的人。你能做的只有从错误中学习，今后不与他们做生意。”
Steve Green 另外的一个错误是，他的古物很多是从抢劫者那里买来的。这在古物交易中也很常见，买家并不在意卖家的手是否干净。他因此被美国司法部罚了笔款。
虽然《死海古卷》受到了悉心照料，但许多其他手稿抄本在自然灾害或者动乱中消逝。保存文物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另外，为了让文物被更多人看到，破译和数字化复制的过程也得快马加鞭。按照耶路撒冷一个多明尼加研究中心人员的说法，80% 已知的、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新约的文稿都还没出版。光学字符识别（OCR）则被视作是从文字转成文档的迅捷救星。
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圣字文物的价值在于证明他们的信仰是基于事实还是虚构的故事。因此，这些发现多大程度上能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现在发现的都是抄本，而即使是怀有坚定执念的学者也承认，没有两份抄本是一模一样的。
Misquoting Jesus 的作者 Bart Ehrman 在研究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圣经》是历史的产物，是经过人们所改变的，因此我们无法得知最初的版本到底是什么。
新约研究者 Daniel B. Wallace 有不同的看法：“Bart 喜欢说我们没有亲笔原文，只有抄本，但是对于希腊罗马文学，我们也没有亲笔完整原文，只有一些片段。”
Wallace 与 Ehrman 展开了三场公开的辩论。他不否认抄本之间的差异，但认为这是词汇的丰富造成的，学者也能够通过抄本还原本真的含义。Wallace 同时指出，一个文字性历史文物真实与否的判断标准是它与事件相隔的时间，而新约最早的抄本与记载的事件只隔了几十年。
2012 年的一场辩论中，Wallace 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一份新发现的《马可福音》片段手稿被证明出自公元 1 世纪。这比此前发现的最早版本还要早上 100 年。他当时说，一份详细的研究会在 2013 年发布。不过，研究并未在一年后问世。
在牛津大学的 Sackler Library 里，《国家地理》的记者见到了这份手稿。但根据研究人员的介绍，它正确的时间应该是出自 2 世纪末期或者 3 世纪早期。他们没有发表官方声明的本意，但鉴于各种谣言，研究在今年 5 月发表。
Wallace 就事实的错误和泄露的行为道了歉。Ehrman 则表示，一份发现也无法说明问题，如果在不同地点发现不同早期的手稿，而它们都一致，那才有说服力。
题图来自：Wiki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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