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认为自己对某个项目的掌控能力有多强，它的实现程度都会高于你的想法。你总会到达一个点，在那里，建造过程提供的解决方案，超越了你自以为对任何设计的掌控。
——何塞·玛利亚·桑切斯·格拉西亚
– 痕迹：场地与边界 –
恩里克•安卡波和伊玛库拉达•马伦达（以下简称为Enrique& Immaculada）：你现在正在瑞士的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课，最近还在提契诺州的一个竞赛中获胜。同时，你正开始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Extremadura）之外的第一个项目；迄今为止，你的所有项目都位于这一地带。这种地域限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什么因素塑造了你的工作方式？
何塞·马里亚·桑切斯·加西亚（以下简称José）：气候（climate）当然是因素之一。另一个基本点是阴影（shadow）在空间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是阴影创造了公共空间。另一个问题是规模（size）：如果我没记错，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包含西班牙最大的两个省，但它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因此在这里常常可以做一些大尺度的方案。
现在我们开始在瑞士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设计。显然，当下的实践与最初的知识储备不同，因此处理项目的手法也许会有所不同，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或许可以使用类似的策略。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自治区刚刚赢得的竞赛是在梅扎娜的克里斯蒂娜别墅酒庄与翻新改造（the Winery and restoration of Villa Cristina in Mezzana），这个项目包括对大片提契诺州景观的重建，包含一间酒窖、一幢重要的历史建筑以及其它附属设施的建筑群。于是，我们再一次直面尺度问题，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的处理手法是将现存建筑的复杂肌理相互接合。
我们总是热衷于了解项目所处的土地。我们将traza（西班牙语，即线条或痕迹）诠释为一种秩序，一个曾在此处发生过的活动行为（activity）的结果，有时也可能指代某种正在进行的过程。这种秩序展示了场地如何被文明化，即人们是如何改变了它。理解这些痕迹也许可以为着手处理项目提供较好的开端。我倾向于从这个角度看待地域的影响。
Enrique& Immaculada：你为人所知的缘由并非是提出了适用于个人建筑实践的理论框架，恰恰相反，你的建筑实践自成一种设计理念。这种态度引导你从自己的角度研究并诠释了约翰·伍德（John Wood）在巴斯的作品。从项目的运作方式角度来看，你是否认为是这种痕迹理念和基于场地外围轮廓的组织方式，将你引向了一种项目机制层面的结构性视野（structural vision）？
José：没错。我以逆向顺序建立了这种关系。对于建筑专业，我采用了一种更为实际的方式，使我得以在形成所谓理论方法之前，直接实验确定了设计理念。当然，我认为能赋予纯粹建筑设计手法以涵义的观念和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对我而言，我始终对理解几何形体以作为场地条件很感兴趣。在马德里建筑学院做讲师的第一年，一次与项目工作营学生的实地考察中，我发现了约翰·伍德在巴斯作品中的线性结构。我看到的那些新古典主义建筑在秩序与语言方面与我作品的截然不同，但我仍然发现两者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
那时我们刚刚结束圆环体育创新中心（The Ring Sports Innovation Centre）的工作，同时，狄安娜罗马式神庙周边地区翻新改造项目（the RomanTemple of Diana）也在建设中。这次发现为我的研究打开了全新的领域。
我们的项目具有线性状态（linear condition），它们可以生成一片区域（precinct）。对于我的作品，我最乐见的是与这种区域有着明确关联的诠释：将场所约束（circumscribing）于场地边界——在这里，场地不仅指自然空间和景观，往往也包括城市环境——空间的品质因此而得到释放。重要的是了解区域的形状与建筑的合适尺寸，以此在建成部分与它产生的空隙之间达成平衡和永久性联结。
– 几何：暴力的秩序 –
Enrique& Immaculada：你是否会认为你的建筑是对于现存部分的对抗？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对可以说是暴力的。
José：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关系，对于那些处于自然环境中的建筑来说尤其明显。我们的工作方法创造了一种秩序，将那些明显人为的部分与自然本身并置。然而这种暴力同时也会产生平衡。有时它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圆环体育创新中心可能会被视作是暴力的介入，因为它试图展现的理念就是作为场地上完全外来的存在，同时却在介入与已有部分之间生成平衡。这种对立在其它项目中也有体现，比如那个在智利萨维德拉港海滨步道（Puerto Saavedra seafront borderline）的线性结构项目。
Enrique& Immaculada：你是否曾将自己对场地相关几何形体的兴趣来源系统化？你喜欢像斯蒂文·霍尔的“空间杆（Spatial Retaining Bars）”那样的大地艺术或建筑手法吗？
José：我对这一领域很熟悉。是的，它们的确有共通之处，但对我来说，这种来源大概来自我的童年经历。我在邻近乡下的地方长大，这让我有机会从农业角度观察土地的几何化，例如橄榄树丛和其它农业种植园的网格尺寸，以及灌溉渠道如何将田野分割成两部分、形成一道完全人为的边界。这种对于环境的理解与农用机械的改革和组织方式有关，而我们在建筑中提出的操作方法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应对场地的机械（machinery ）。它们是改变现有环境的事件，是创造一种全新现实的基础。
对任何一个项目，我们总是从一个回应现存部分的新的总体秩序开始入手。我们也喜欢在高于基地限制的尺度上开展设计。我们的方案通过航拍照片很容易理解，尤其是狄安娜神庙和圆环中心。所以这些线条与平面的设计有关，不过它们往往更注重空间的组织。
一旦平面方案确定，我们便马上着手设计剖面。我们的项目不会与周边环境形成硬边界，它们追求通透性（permeability），这不等同于透明性（transparency）：部分继承自现代主义运动的大尺度解决方案并不适合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气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多数地区也不可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剖面的处理来解放底层空间，例如在地面上形成阴影，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利用建筑物来遮挡阳光。
Enrique& Immaculada：项目的极度简化是否意味着对于剖面的概念化处理？
José：的确，我们在剖面的处理上维持最低限度的操作，使得剖面极为中性，以此来避免整体秩序的变动。狄安娜神庙、圆环中心以及阿尔武尔克尔克旅人客栈（Tourist inns in Alburquerque）和奥利文萨的旅人客栈（Tourist inns in Olivenza）都在设计中采用了统一的剖面形式。这三座建筑长度都超过一百米。一旦组织模型形成体系，就直接进入对我们而言最根本的施工阶段。所以我们在明确构造体系之前从不敲定平面或剖面的设计。
Enrique& Immaculada：你认为这些方案适用于其他环境条件吗？你是否对密度问题感兴趣？
José：当然。在解释如何在特定条件中聚焦于项目的可建造性时，我们经常会使用线性密集（linear compactness）的表达方式。尽管我们尝试将方案的密度最大化，但仍然经常采用线性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面对如此长的立面，从形体方面入手往往效率低下。这种方式使我们能解放场地的剩余部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种方式赋予了我们定位自我的自由，使我们能应对具有一定尺度的场地。如今，当我们开始处理一种小得多的尺度——独户住宅——这促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以决定这种（尺度的）变化是否仍然可行。
Enrique& Immaculada：在你看来，转向住宅领域是否能够减少你设计中的激进成分？
José：住宅的尺度也许会迫使我们应对一些迄今从未处理过的因素。而且如果我们关注材料方面的尺度转换，也许不得不转而诉诸于其它更小尺度的构造细节，这将促使我们掌握全新的适用领域。不过，尽管我很想充分检验这个想法，但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其他方面的这类项目所采用的手法可能是相似的。举例来说，在九拱顶住宅（9 vault house）中，新的十字结构将起居空间从现存结构体系的巨大墩柱中解放出来，将一系列卧室和起居空间集中分布在二层。我们在这个项目的结构秩序上运用了一种几何手法，也是我们惯用设计建筑的方法。序列-边界住宅（theSeriation-Boundary House）使用了线性组织方式，也可以说是外部元素的重复使整座建筑成为一体。这些都是我们设计中反复使用的主题。
– 复杂性：系统与场所 –
Enrique& Immaculada：像为农产品制造厂设计的普罗纳特办公楼（Pronat Offices）和九拱顶住宅这样的项目，是元素连续重复这一主题的范例，也是你的建筑常见特征中的一种。我们不把它看作是建造手法，而是处理形体的方式。你对于序列化的兴趣来自何处？
José：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致力于精简操作元素。但不意味着我们对复杂性不感兴趣，多数情况下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当我们对一个场所应用序列化手法时，它应当被看作一个用于为项目增添复杂性的框架。这也许是我尝试遵循的一种范式：有能力操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得以应用，即触及某个场所时，它将被复杂性充满。不仅限于环境，还包括功能性，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Enrique& Immaculada：这些高度几何化的结构将如何同使用者的行为产生联系？
José：首先我要说，在设计狄安娜神庙区域过程中，我体会到让人难以接受的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这些提到的关注点不应成为焦点。作为建筑师，真正的问题在于赋予某个特定操作一种总体秩序。同时，我愈发想知道建成后发生了什么。2016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我们的项目集中关注了这一方面。我们在军械库放映了圆环中心监控摄像头的实时转播。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继续像智利萨维德拉港海滨步道这样的实验：这些中性结构将如何随岁月变迁？
Enrique& Immaculada：在你的部分项目中，严格的结构直接反映了快节奏的需求。这种应对速度是否有利于你的创作？
José：建筑师无法完全掌控一个项目、甚至某个阶段的进程。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速度”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都非常关键。狄安娜神庙改造从最初的想法到竣工花了六年时间，这段时间使我们有机会充分成长，为动工设立非常明确的标准，并通过不敲定设计获得了适应各方要求的必要灵活性。最终完成的项目保持了初衷，却与设想的结果截然不同。
在圆环中心和唐贝尼托电子装配厂房（the Electrical assembly factory in Don Benito）项目则正好相反：项目从想法到落地仅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个项目中的时间因素的压力都至关重要，它迫使项目根据可行性来决定材料选。如果过程延长，这两个项目可能将会失去它们的新鲜感。
Enrique& Immaculada：在你刚刚提及的两个项目中，你应用工业化施工的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制造出了“厚重的轻质建筑”。这一类预制轻质材料的构造方法往往被炫耀其组装过程与构件的华丽包装所掩盖，而你却赋予它们重量与深度。你为何营造出这一矛盾？在你的建筑中，重量的概念是否重要？
José：我非常喜欢这种对立关系。事实上，我一直将建筑与建造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会说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将材质强调到极致。除了少数施工决策之外，为定义建筑特性选择能胜任的材料是很重要的。我们作品中的对立大概来源于此。理论上它应该是轻盈的，但它最终成为了能强调整栋建筑一致性的厚重构造。另外，特定的解决方案来自于实践要求或业主需求。在电子装配厂房中，我们必须限制决定着内院尺寸的回车区空间，并且生成贯穿整座建筑的同质构造模式。由交通流线和热舒适性的双重条件所产生的共同影响指向了一个整合的技术方案：这种厚重墙体解决了整个项目的问题。
– 变动：建造的可能性 –
Enrique& Immaculada：我们在电子装配工厂时，你曾解释说为了适应新的功能，在某些地方对传统的布局方式做出了改动。改动既定安排好的内容，提出一个新的临时解决方案，你对这种操作方式感兴趣吗？
José：我主张利用在项目进程中和施工阶段发现的一切可能。当下在西班牙，我们通常面临最低预算的情况，这也意味着提出解决方案之前，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技术以及其所有潜能。我对这种想法尤其感兴趣：通过重新诠释传统体系探索全新的可能性，获得具体化项目的全新视角。例如，在电子装配工厂中，我们将与立面相同的金属板材做冲孔处理，让它看起来像是立面系统的凸起，解决了主要体量的采光遮阳问题。
Enrique& Immaculada：你是否关心，将你的作品当成一个整体赋予其同质性？
José：我认为线条是我们作品的关键，这在所有项目中都可以见到。同质性是处理学习过程的唯一方式。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幸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方案，每一个项目都给我们带来惊喜。无论你认为自己对某个项目的掌控能力有多强，它的实现程度都会高于你的想法。你总会到达一个点，在那里，建造过程提供的解决方案，超越了你自以为对任何设计的掌控。我将这种学习过程看作是一种惯性，即便每一次都像住宅项目一样有所不同，我们也应该利用它去迎接未来全新的挑战。我并非想把通用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不同条件和环境，而是希望我们作品中天然的连续性，能够在现存场地与我们的具体策略之间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原载于EL Croquis No.189 Alfredo Payá; Toni Gironès; José María Sánchez García 原题：《线条与场地 |与何塞·马里亚·桑切斯·加西亚对话》
*所有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来自José María Sánchez García Architects官网
作者简介：
恩里克•安卡波（Enrique Encabo）和伊玛库拉达•马伦达（ Immaculada Maluenda），二人均生于1975年，都是来自马德里的建筑师。他们分别在马德里建筑学院（马德里理工大学）和马德里欧洲大学教学。自2007年起，他们成立了Q!Studio事务所，从事写作、研究以及文化管理工作。二人曾共同编辑过近20本书刊，他们是2012年和2014年威尼斯双年展西班牙馆委员会的成员。2009至2014年间，他们编导并主持了每周电台节目“PlanetaBETA”。目前，他们在马德里世界日报文化副刊的建筑板块做独立评论人。
翻 译 | 张维宸
编 辑丨大木爻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AC建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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