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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一刀丨编辑：秦简
美国国会的结构、权力和运作方式，是被写在宪法第一条的。作为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唯一立法权的拥有者，美国国会常常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其中最常被人忽略的，是国会的宣战权，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军事打击都未获得国会批准，国会只能在事后被迫接受；最为人所熟知的，则是各式各样的国会听证会。
今年4月10日和11日，扎克伯格特意西装革履的出现在国会山，接受议员们的“车轮战”。事情起因是“剑桥分析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从Facebook获取8700万用户的数据，并利用数据分析向用户精准投放广告，影响美国选举。”在国会质询前，Facebook已经经历了舆论唾骂”和“市值暴跌”。
以至于当日，扎克伯格受到了极尖锐的拷问，“我是不是要给你钱，你才能不泄露我的个人信息”？然而，他只能一边微笑着“打太极”，一边不断道歉。甚至于，（《每日邮报》称）为了凸显其“态度认真”，扎克伯格还在椅子上点了10厘米的垫子。
对于盘问一间公司的CEO来说，参会的议员规模在历史上都属罕见。最终有备而来的扎克伯格，顶住了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挑战，一直“跌跌不休”的股价也在当日就上涨超过4%。当然，数据泄露的风险，严厉的政策监管，都并不是Facebook的专利。
谷歌首席执行官Pichai（Sundar Pichai）原定这周三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但由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国葬，该场听证会可能会被推迟至下周。这将是Pichai首次与议员当面对峙，因为今年9月，在国会要求Facebook、Twitter、Google参加的听证会上，Pichai和Larry Pag均没有出席。
那场听证会，由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组织，谈论的是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的事。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领导人双双缺席，让议员们认为谷歌“非常傲慢”，并且感到极为失望、愤怒。国会相关负责人称：下周的听证会上，等待Pichai回答的除隐私政策外，还有“垄断”问题。
壹
对于科技公司而言，越是流量大、用户多，获取数据时就会成本更低、优势更大，越容易形成数据垄断。这时，一旦发生泄露事件，涉及到的数据体量就会十分巨大。随着科技和工业的进步，信息技术的支柱——传感器越发充斥在我们身边，包括手机。这让数据像氧气一样无处不在，收集、集中这些数据变得更加容易。
因为对自身数据安全的恐慌，人们对垄断平台进行监管的呼声水涨船高，这些年里科技巨头们无不为此焦头烂额。互联网经济容易“赢家通吃”，形成垄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谷歌出身的李开复讲过一句话，“互联网的本质是垄断，不是竞争”。有意思的是，谷歌本身也是人们探讨垄断时最常举的例子。
特斯拉、LinkedIn、YouTube的创始人，常被称为大佬。他们共同的经历，是都曾任职于“硅谷教父”亲手打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电商支付公司PayPal。这位“教父的教父”，也是Facebook的第一位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在他的演讲中，只要提到垄断，就会用谷歌来当例子。
他有一个观点，说“我们不会对他们（谷歌前员工）进行投资”。因为在他看来，谷歌最大的成功就是早早地形成了垄断，并且十几年来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谷歌的员工很少能创业成功，因为他们以为谷歌成功是因为有免费按摩和寿司、企业文化和聪明的员工，这会误导他们。以上是彼得的观点。
事实上，当我读到这段话以后，再读我们的往期文章《“谷歌帮”中国造富记》。我至少认可，他的某些观点颇有道理，比如：谷歌的前员工们确实认为优渥的工作环境，是谷歌成功的原因之一；曾扎根于谷歌的人，离职后创业也并没能表现出预期中特殊的优势。
彼得之所以喜欢用谷歌来举例子，是因为在他看来，谷歌的垄断远比微软来的彻底。而他发现，早些年美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总是围绕着微软展开，而忽视了谷歌。欧盟的反垄断调查，就更多的瞄准谷歌而不是微软、苹果。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剧情果然出现了反转，即使在美国本土，谷歌也不再高枕无忧。
受到复杂的内外部综合因素的影响，今年四季度，科技四巨头的市值波动较大。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的市值高低均有变化，其中微软重新登顶、谷歌沦为垫底、苹果跌幅最大、亚马逊涨幅最大。针对这几家企业的评述类文章频出，本文的重心在于从第二沦为垫底的谷歌。
贰
即使有观点认为，谷歌的成功是因为它在2002年就几乎形成了垄断，且没有企业与它竞争。但深究原因，谷歌的技术优势是不可否认的。
在赫本的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里，弹唱《Moon River》的场景常被视为经典。但电影里还有个桥段，也让人印象深刻：当保罗带着霍莉离开蒂凡尼珠宝店后，来到了图书馆，给她看自己出版的书。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图书馆使用的是一种很古老的基于人力的分类目录检索，来查找借阅书籍。每次看到这儿，总会让人想到雅虎。
第一代搜索引擎的特征，就是基于人工分类目录搜索。二者是可以形成类比的，因为它们都是用人工或半自动方式，将信息分类、分级存放。用户选好类别、逐级向下查询，即可获取自己想要的图书位置或网站地址。雅虎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雅虎与我们上文主要提及的Facebook和Google，都渊源不浅。雅虎曾先后有机会收购Google、Facebook，但都因为价格原因以失败告终，最终被远远超越。有句话说，在技术碾压面前，一切市场都是蓝海市场。当Google代表的全新一代搜索引擎面世后，雅虎的市场地位一触即溃，如冰雪般消融。
雅虎最初的服务来自于人工编辑，杨致远招聘了数百名员工，根据网站的申请将它们编入目录中。而同样斯坦福大学毕业的Larry Page和Sergey Brin，从一开始就走着开发算法的路子。（因为Larry做了一个梦，想要下载全世界的网站，而这不可能靠人工实现）因此，Google可以完全自动的抓取网站。当互联网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这两种方法的差异也被放大了。
后来，Larry Page又开发出一种PageRank算法，用来对粗糙的搜索结果进行排序。这种算法可以判断出一个网站的流行性和重要性，所以Google搜索出的结果质量很高。（借鉴了学术界的思想，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越多，就越重要。）因为搜索结果精确度极高，Google一词取自数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即10的100次方“googol”。
能将想法和技术，变成一个商业帝国，Larry是受了特斯拉的启发。科学界有两大公认的旷世奇才，一个是达·芬奇，另一个就是尼古拉·特斯拉。12岁那年，Larry读到了特斯拉的传记，在深夜为他流泪。特斯拉发明了充斥当今世界的交流电和无线电，却在晚年负债累累凄惨离世。
流泪之余，Larry意识到仅仅有发明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让科技实现商业化，才能改变未来，同时让发明人受益，谷歌因此诞生。“硅谷钢铁侠”马斯克，也曾读过特斯拉的传记，并且将他视作精神偶像。用“特斯拉”命名自己的公司，就是为了向他致敬。遗憾的是，2018年，这两家企业都有些风雨飘摇。
叁
今年20岁的谷歌，在四大科技巨头中沦为垫底，可谓内忧外患下的必然结果。
在经历了近50年南征北战才打造出传媒帝国后，默多克忽然发现，搜索引擎如“网络寄生虫”一样掇取着新闻媒体的果实。借着“免费”的名义，不断地将传统媒体有价值的内容搬到网上，严重挤占了纸媒的生存空间。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报业损失了多少利益，谷歌就获得了多少好处。
2009年，经济危机和互联网危机同时涌向新闻媒体，全球报业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作为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决定率先反击：对旗下新闻网站收费，并屏蔽谷歌的抓取。有数据显示，其旗下新闻网站的总点击量从原来的1.92亿次骤降至1200万次。
乔布斯曾说过，“我们不能仅依靠博客来满足新闻需求。我们比以往更需要真实的报道”。他和默多克合作推出新产品，即iPad日报The Daily，一份完全基于iPad甚至没有网络版本的报纸。关于产品细节，乔布斯曾让苹果设计团队直接介入，但最终也没能实现“iPad于报纸，就如iPod于音乐”的目标。乔布斯少见的失手，默多克只好再度拥抱谷歌。
德国与西班牙的媒体，有着和默多克相比更屈辱的遭遇。2014年，他们都以类似的名义指控谷歌侵权，要求其支付版权费用。但谷歌只是傲慢的撤销相关媒体的搜索结果，就使它们的访问量暴跌，不得不向谷歌求饶。2015年，欧盟对谷歌展开正式的反垄断调查。
谷歌并没有将欧盟的指控放在心上，甚至没有开一场发布会，只是发了一篇博客回应了事。欧洲也确实没能出现一家可以与谷歌抗衡的企业，因此垄断了市场的谷歌，的确是这些欧洲人难以凭借政治力量消灭的存在。俄罗斯政府也在这一年，进行了反垄断局的调查。
相较而言，欧洲人显得更有毅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今年七月，因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被欧盟监管机构罚款43.4亿欧元，是全球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一笔垄断罚单。最新的消息是，欧盟正着手对谷歌进行第四次调查。
作为“反击”，谷歌将从明年2月起，对所有使用谷歌APP服务的安卓手机厂商收取授权费。由于安卓系统仍然是免费开源的平台，对于没有谷歌APP需求的国内而言影响不大。但在欧洲市场，人们使用谷歌提供的服务已经相当普遍，今年7月欧盟对谷歌的50亿美元罚款被视为此项收费的导火索。
但即使被罚50亿美元，Google第二季度依然强行盈利，净利润31.95亿美元。这是因为谷歌该季度的广告营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80.87亿美元。广告营收，占谷歌全部营收的86%。事实上，撇开欧洲和其它地区，谷歌仅在美国占有的广告市场，就超过了中国整个国家广告市场的整体规模。
互联网女皇 Mary Meeker在她的2017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称，谷歌的市值大涨是因为广告模式的进步，即把握推动广送的正确时间、地点。当“棱镜门”爆发后，斯诺登曾经发布过一条Twitter，警告大家：“请不要使用Allo”，说的正是谷歌旗下的通信应用系统。
无独有偶，今年5月20 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博士生发博客称：在他关闭定位功能后，谷歌依然向他推送基于地理位置的广告，并质疑谷歌在窃取用户位置。这在极度重视隐私的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4个月后，谷歌承认了这一点，但宣称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但这无济于事，除了欧洲人外，美国本土用户也不再完全信任Google。
这些年，印度政府也曾效仿欧盟，这股风气一度“传染”到巴西、墨西哥，谷歌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频频遭到抵制。俄罗斯也频频逼得谷歌做出妥协，更改了安卓用户的默认搜索引擎，广告业务为“选举法”让步。据新华社消息，日本反垄断监管机构已经确定，将于对谷歌明年启动调查，判断是否有“利用行业优势地位剥削供应商、打压竞争对手”的行为。
最终，美国政府也沦为了其中一员。共和党议员们抨击谷歌蓄意减弱右翼新闻、观点及用户的声音，特朗普也声称谷歌在散布关于其政府的负面消息。据悉，在即将到来的听证会上，谷歌很可能被提问“反垄断”相关问题。
而最先出手的默多克也并没有死心，宣布卷土重来。他正再度制定收费方案，并计划在方案成熟后，将旗下报纸撤出谷歌的搜索索引，以此鼓励用户付费订阅。
肆
除了来自外部的危机，企业内部这一年的人心涣散，也让谷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云计算部门的离职潮。近几个月，我们频频听到谷歌云女性高管离职的消息，李飞飞、李佳、Diane Greene都曾被寄予厚望，却相继离开岗位。
谷歌云“三女侠”时代终结
李飞飞是李佳在斯坦福读博士时的导师，都曾有领导人工智能研发团队的经验。李佳曾效力于Snapchat，却在其即将估值上市时，听从李飞飞的号召加入了谷歌，共同领导谷歌云的机器学习部门。2017年11月，她们在谷歌开发者大会上，宣布成立谷歌 AI 中国。
由两位华人女科学家共同领导谷歌 AI 中国，曾让不少中国人欢欣鼓舞。然而今年9月和11日，两人便相继离开，让朋友圈刷屏的同时，也让人失去了对谷歌中国 AI 中心的信心。李飞飞的离职，部分原因可能与“武器级AI”有关。
一向强调AI人性化和伦理道德的她，却在与其它高管的邮件中称：武器化的AI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我会尽一切可能保密，以保护公司形象。即使这不是她离职的真实原因，至少对她在谷歌内部的形象有所影响。当时宣布李飞飞离职消息的，正是Diane Greene。
Greene自2012年起担任Alphabet董事，在自己的初创公司被谷歌收购后，被Pichai亲自任命为谷歌云负责人。Pichai则是在2017年才加入董事会，但已经为谷歌工作了14年，担任着谷歌CEO。当他们意见相左时，很难有一个人快速让步，因此常常僵持不下。
2004年，谷歌最大的收获除了成功登录纽交所外，就是招到了印度小伙Pichai。在公司内部人缘极好的Pichai，是谷歌转型的重要功臣之一，曾主导Chrome浏览器和Android系统的开发。但在谷歌云的发展方向上，Pichai和Greene存在着分歧。
在往期文章里，我们曾提到Google的工程师们往往有一个理念：研发产品的方向，千万不要听用户的需求。因为用户是不知道未来的，只能由你去引领未来。这正是Google一向以开发者为中心酿成的苦果，创造出的产品自己很受用，却不能让客户和用户满意。有前雇员表示，谷歌云与客户存在严重脱节。
谷歌创始人Larry曾感谢谷歌的工程师们创造了一流的产品，也感谢销售人员们“收回了钱”。Greene入职的使命之一，就是打破这个传统。因此，她亲自组建了自己专门销售的团队，独立于广告销售业务外，单独负责云软件的销售，以此来加强开发和需求两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但据媒体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Pichai和Greene在与国防部有关的项目上分歧严重，即上文李飞飞处提及的“军事级AI”项目。
这份与国防部的合同，被称为“Maven项目”，一经曝光便遭到了公司内外的大量抗议。短短时间的发酵后，就有4000多名员工联名签署了内部请愿书，要求谷歌退出这个项目。Pichai想听听抗议者的意见，而Greene认为该项目撇开利益不谈，有助于将来获得更好的军事合同。
最终，谷歌宣布2019年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约，并且退出了五角大楼云计算合同JEDI的竞标。据悉，这份合同可能持续长达10年，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同时，Greene也即将离职，为了顺利过渡交接，她将继续担任CEO到明年1月。但她在Alphabet 董事会的职位，将继续保留。
伍
最近关于“性”的丑闻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罢工事件，让谷歌的文化遭受了20年来最大的质疑。
除了最引人关注的“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及性行为不端的消息外，《纽约时报》还一同曝光多位谷歌高管的此类“丑闻”。针对Andy Rubin，报道文章称谷歌对此他的不当行为保持沉默，还在其离职时支付了9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
Pichai则在内部邮件中回应，谷歌在过去的两年中因性骚扰解雇48人，其中高管13人，且无人得到离职补偿。但他同时也批准了罢工行动，超过20000名员工走上街头，以罢工的形式抗议性骚扰。效果还算不错，在罢工进行前，有部分被曝光的部分高管提前引咎辞职。
但谷歌真正的危机，并非来自最基层，而是来自最高层。
Larry曾担任谷歌的CEO，但在2001年为了获得投资，26的他同意让更年长、有经验的Schmidt来担任CEO。因此，当2011年他重新做回Google CEO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工作，并且阅读了很多管理理论的书籍。但很快他就厌倦了，转而专注于研究开发。就如同他建立谷歌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取营收研究其他先进的技术。
Larry是个偏爱技术的人。Google创建早期，他就认为项目经理的存在，耽误了工程师们的工作，因此决定解雇所有的项目经理。幸好裁员没有成功，这些项目经理们全都转到运营部门。即使后来，Google继续招聘项目经理，但谷歌确实形成了偏爱技术和工程师的“黑科技”文化。
自2013年起，他就不再参加财政报告。谷歌重组后，Larry担任Alphabet的CEO，几乎开始了半退休生活：具体经营的一半职能放权给别人，研发创造方面的职能自己控制。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充分的资源和时间追求“未来的”“酷炫的”技术。比如他在1995年，就很感兴趣的无人驾驶汽车。
其他类似飞天汽车、机器人公司、太空旅行、生物科技、谷歌眼镜、能源生产之类，很有想象力但几乎不会赚钱的项目，也都是由Alphabet控股公司来推进。仅研究无人飞行器的公司，他就资助了三个，这些项目中很多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损失一些投资，是大企业能力范围之内的，领导力的缺失则显得致命。近年来，Larry开始频频参加学术性会议，却不出席国会要求的听证会。在如今Google成立20周年，却沦为四大科技巨头垫底的时刻，这样一位时常“在加勒比小岛上隐居”的领导者显然不是投资人和员工所希望的。
而以Larry掌握的股权，他不主动离职，也没人能把他从CEO位置上赶下来。上周谷歌又斥资十亿美金买了一块地，这两年他们已经林林总总拿了不少地皮了，却再没有人挺身而出找回谷歌原有的节奏。
前意大利总理，AC米兰主席曾经因为一句玩笑话，在中国引起众怒。他曾在一次政治集会后表示，“中国人过去曾经吃过婴儿，我是否应该将米兰交到他们的手上呢？”并在其它场合多次强调，“这是真的”。是什么让他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Google搜索栏中输入“Chinese”，下方联想区域内，首行出现的总是“Chinese people eat babies（婴儿）”。
2016年，错误的联想搜索项经过美籍华人维权社团7年抗议后才最终被谷歌删除。在此前一年，为了扩大业务范围，Larry重组了公司。新公司Alphabet为Google母公司，他亲自担任母公司CEO的同时企业价值观从“Don’t be evil”调整为“Do the right thing”。
看似“不作恶”的谷歌，却从来没有停止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