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11 月，美国爱迪生研究公司（Edison Research）公布一项研究发现，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每月至少听一次播客。近十年间，播客的内容与数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纽约客》借此探讨，播客除了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之外，是否也为“讲故事”这门艺术带来了一个新的契机——以一种诱人且狡猾的方式回归。
1936 年，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发表一篇名为《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的文章，虽以尼古拉·列斯克夫作为讨论的起点，实质上分析讲故事的意义和功能。他在文中悲观地表示：
讲故事的艺术将消亡。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若有人表示愿意听讲故事，十之八九会弄得四座尴尬。一种原本对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经验已贬值。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讲故事”这门艺术衰落的有个重要原因，因媒介而诞生的新的交流方式：“信息”，意即可以被验证的时事新闻，搭配著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广泛流传。
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闻带给我们，但我们却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这是因为任何事件传到我们耳边时都早被解释得通体清澈。换言之，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事裨益讲故事的艺术，差不多一切都促进消息的传播。
但就在这篇文章问世后的 80 多年以后，这事出现改变，以“播客”的方式死灰复燃。
2014 年，由美国芝加哥电台《This America Life》出品的犯罪纪实播客节目「Serial」突然间火了起来，创下了 iTunes 历史上最快达到 500 万次下载量的播客纪录，平均单集的收听人数超过 150 万人。
第一季的故事是由一段独白所展开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工作的每一天都在试图弄清楚一个高中生在 1999 年的某天下课后的一个小时在干些什么。更准确地说，是下课后的 21 分钟内。我觉得我的调查不太体面，我四处打听青少年的性生活、地点、频率、对象，他们的吸毒史，以及他们的父母……”
这是一起发生在 1999 年巴尔的摩的一起命案。一名韩裔女生 Hae Min Lee，放学后不见了，一个半月后，她的尸体被人在附近的公园里找到，警方先是找到了 Hae Min Lee 的前男友，并且在有人证的情况之下给他定罪。
没想到，14 年后，一名男子给一位名为凯尼格的记者写了一封信，案件出现转机。接着，凯尼格开始着手调查这个案件，并将这个案件以播客的方式说出。
随着「Serial」每一集的播出，故事快速地在人们口中流传，网友们也在 Raddit 上建立讨论页面。
「Serial」的成功，除了让精彩的故事传播开来。广告商也重新注意到这个媒介，他们把预算分配到热门的播客上。
“就像一辆运钞车突然间打开门，接着开始倒出大量的钱，”一名播客主本雅明·沃克 （Benjamen Walker）向《纽约客》形容热钱涌进的状态。
而「Serial」的创意与经济效益，后续也带来了无数的模仿者，其中许多人几乎是用照抄方式制作。若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这些播客提供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满足感，同时，这种满足感又有真实信息的支持。
此外，还有更多形式的播客也开始吸引不同的听众。例如，由《纽约时报》独立播客团队发布的播客「The Daily」，由知名政治记者 Michael Barbaro 主持。每天早上 6 点提供 15～20 分钟的内容，除了回顾重大新闻，也会专门介绍纽约时报的新闻以及该报的记者采访。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罗根（Joe Rogan）主持的播客「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事实上，大约十多年前，在播客刚诞生的前几年，它的影响力还不那么广泛，主要是受限于技术的限制。人们如果要听播客，还得费力地从电脑上把档案转到 mp3 或是其他的播放器，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极客制作给极客的。
2009 年美国广播市场陷入了低迷，一些老牌节目像是 This American Life 、Radiolab 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放在网络视频和在线音乐服务。
但到了 2014 年情况发生改变，当时苹果在 iPhone 上增加了播客应用程序，订阅几乎毫不费力。更好的是，它通常是免费的。
除了那些下载量排名前十，且时常被提起的播客节目，现在听众有将近 50 万个播客节目可以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个数量还在成长。
在播客蓬勃发展之前，没有人认为叙事的音频，会是一条通向财富或名声的道路。许多播客都是从公共广播起步的，公共广播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好、信息更丰富的社会而制作。如今，在那些曾经在杂志上撰稿或写博客的人，多了一个可能性：有才华的人可以通过播客谋生，甚至致富。
播客的流行，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但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也并非毫无道理。
播客是一种特别亲密的媒介，一般来说，音频叙事可以通过耳机传送给单独的听众，或是在通勤途中通过音响播放，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身临其境。
1930 年代，瓦尔特·本雅明逃离纳粹，流亡到巴黎期间，他的作品确实透露出对于信息所带有的客观性与权威性的质疑。但他无法预料，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怀疑会通过新的媒体形式扩散开来。
以“假新闻”来说，这词汇简直成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战斗口号，尽管已经有不少人记录了特朗普说谎的数千起案例。
在这种背景下，信息，在本雅明使用的这个术语的意义上，似乎不再有别于讲故事。一些著名的播客被指责说他们的故事是错误的。
以「Serial」来说，第一季播出时，就有听众认为，凯尼格对案情提出许多质疑，但没有对谋杀给出合理、可信的解释，是鲁莽之举。
但听播客也确实让人明白，有时候，一个故事之所以能令人满意，正是因为它具有欺骗性，而不是因为它是真实的。
“使一个故事能深刻嵌入记忆的，莫过于拒斥心理分析的简洁凝练。讲故事者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听者也越是愿意日后某时向别人重述这故事。”瓦尔特·本雅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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