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60 岁的李银河从工作了 33 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退休。退休后，她搬到了山东威海长住，偶尔才回北京。

李银河觉得，威海就是她的瓦尔登湖，环境好，适合静修。“一个是空气好，再一个就是人少、车也少。我住的地方离海边走五分钟就可以到，所以我每天可以早、中、晚走三趟，这样觉得特别舒适。”

她把自己在威海的生活概括为“三段论”——每天清晨 5 点自然醒来，上午看书，下午写作，晚上看电影， 22 点准时睡觉。

不过，和梭罗不同，李银河并没有真正隐居，依然积极入世，比如她每天会回答微博付费问答里网友的各种问题；在知识付费平台喜马拉雅录制了谈爱情的音频节目；继续参加社会公开活动和演讲；参与热门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的录制；写书、出书……

李银河为公众最为熟知的是她身上的两个标签。一个是生前不受人们重视，但死后越来越受追捧的作家王小波的遗孀。很多年轻人热爱着王小波和李银河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向往两人美好的爱情，惋惜王小波 45 岁时早逝；另一个则是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的诸多议题上屡屡发声，挑战公众认知的社会学家、公共知识分子李银河。比如早在 2003 年，她就向“两会”提出了同性婚姻的立法提案；近 20 年来，她一直呼吁废除刑法里涉性的三条法律——聚众淫乱罪、淫秽品法、卖淫法。

但是，可能很少人知道李银河在 1970 年代末期的贡献。 1978 年，她调入了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和好友林春合写过一篇反思“文革”，当时轰动全国的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必须着手健全立法和司法。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里，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她们写道。这也是李银河的成名作。

30 年后，也就是 2008 年，李银河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依然坚持那时候的观点。“如果某些人不认同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价值，或者觉得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些价值，那是完全错误的。其他都好说，比如说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可以争论，但是惟独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我觉得是不能让步的。”李银河说。

这其实奠定了李银河的思想底色。

1982 年，李银河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 年，李银河回国。在美国受了 6 年严格社会科学训练的她觉得，当时中国的学术研究“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此后，她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三个领域，做了很多基础的经验研究，出版了几十本书，包括《生育与村落文化》《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新中国性话语研究》等。其中，由于电影和小说的关系，公众可能最熟悉的是她和王小波一起做的调查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同性恋研究专著。

除此之外，从学术史的意义上看，李银河还有几个第一或最早，比如她是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中国最早研究同性恋的学者……但是，由于时代和学术的变化，也有人批评李银河的学术研究思路和方法已经过时。

当然，李银河的更大意义也许还在公众影响和公共事务上。她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人之一。她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发言被许多人认为真诚、勇敢、正直、可爱，具有知识分子担当，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就连她的个人生活，也成为了一个勇敢的范本。她被许多中国年轻人视为偶像，觉得她先锋、敢说，一些粉丝还自称“银河护卫队”，表达对她的热爱。

编剧李静认识李银河已经有 23 年。在她印象中，李银河一直是一个“简单、率真的小孩”，和她聊天“没有禁忌”，“非常好玩”。

普利策奖获奖者、记者张彦（Ian Johnson）曾评价李银河说：“过去的 25 年间，我与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见过几次面。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来说她的主要身份都是中国最前沿的性学者。……直到最近，我渐渐意识到，她实际上还是个年代史记录者，她记录着一个深刻的命题，即私人领域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回归。她研究中国同性恋，撰写相关文章，近几年也不断为跨性别、双性恋群体发声，但从宏观角度看来，她所关注的是政府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撤离。”

2014 年 12 月，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反击了别人对她是秘密同性恋的指责，称自己 10 多年的伴侣“大侠”（化名）尽管生来是女性，但其实是一名跨性别者男性。“我确实是个异性恋，不是同性恋。”李银河在博文中写道。

尽管人们起初对这个声明表示惊异，但随后很多人还是接受了李银河的说法，扩展了认知，并对其表示尊重和佩服。中国的媒体对此事做了大量报道，连官方媒体也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每个人都有特殊之处，让社会认知追上科学进步吧，尊重李银河们的选择，也是尊重我们自己。”人民网的微博写道。

现在，曾是出租车司机的大侠变成了李银河的助理，帮助她处理采访、出版和商业合作等各种事情。

2017 年 7 月，李银河因在微博上发表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应该彻底取消审查制度》的文章，被禁言三个月。解禁之后，虽然发言相比之前谨慎，但她仍然关心社会公共事务，适时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最近的俞敏洪事件、耽美小说家天一事件，她都有发声。  

退休后的这 6 年，李银河的写作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涵盖小说、随笔、诗歌和格言四种体裁。其中，小说部分，她只写虐恋小说，写了上百万字，觉得这个题材几乎已经被她写尽。虐恋也是她唯一有冲动的写作题材。

“我写的虐恋小说里面有两类，有一类纯粹是虐恋的心理游戏，还有一类是政治影射。实际上，虐恋里面有一些是权力游戏，比如说我会写一个像国王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施虐狂，搞各种思想改造运动，惩罚所有那些越轨言论。”李银河说。

不过，李银河也曾自嘲，说自己的小说有一股论文味。“我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而且我对写细节极其不耐烦。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也没有什么抱负。所以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她在《黑骑士的王国》的序言中写道。

关于文学，一些王小波的粉丝热衷谈论李银河对冯唐写作和翻译的推崇，认为李银河的文学眼光存在问题。而且在 2002 年，冯唐还写过一篇《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文章中，冯唐认为王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文字寒碜”、“结构臃肿”、“流于趣味”。这更让很多王小波的粉丝不能接受他遗孀对冯唐的喜爱。

不过，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李银河的新书首发活动上，李银河回应称：“冯唐说小波的文字不好，我觉得是他没看懂。我不同意他这个评价。他自己的文字挺好，但是小波的文字应当说是更好。”

2017 年 4 月 11 日，即王小波逝世 20 周年纪念日。李银河在一场纪念王小波的公开活动上，还总结了他的意义。她认为王小波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是一个纯文学作家；另一方面，他的杂文表达了一种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我觉得也挺可悲的。在 30 年前这些东西就很热，到现在还是问题。他讨论的问题还没有过时，甚至好多地方有退步，比如说他提出来的最基本的——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我觉得他之所以还那么有影响，也跟现在他的理想，中国整个制度或者是文化上面，很多最基本的价值还没有实现有关系，所以他的杂文还是有生命力的。”李银河说。

李银河的新书叫《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是一本随笔集，收录了她对人生本质、自我存在的价值、交友之道、激情之爱、生活方式、艺术与阅读等问题的思考。她还提到了她的写作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先写三段格言。“这三段是我现在在想的事情，然后我就把其中的一段拿出来写一篇随笔，所以没有什么刻意的计划，全部都是它正好来到了我脑子里面的东西，有的可能就是我最近在读的书或者什么。”

所谓宇宙中的微尘，其实表达的是李银河的生命观。年轻时的李银河就被存在主义哲学吸引，认为人类是宇宙中的微尘，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认清、直视这一点后，李银河觉得，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享受人生。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只有两件，一件是爱，一件是美。

“爱情是平庸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写作是平庸生活中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岂有他哉？好吧，就用这三万多天做这两件事吧，哪里还有第三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呢？”她在新书中写道。

活动中，李银河还聊到了自己出世与入世的话题。她说：“我觉得我的心是比较倾向于出世，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不公、很让人愤怒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这一代人恰恰是不能够真正做到出世。你看在我们的青春期，全世界青年在青春期都谈恋爱，就这一件他们最关心的事，（但）我是 14 岁的时候开始文化大革命。当时，湖南青年杨小凯写了一个大字报，叫《中国向何处去？》。就为了这个事，他被关了十年监狱。像我们这一代人，青春期想的都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事，让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能不纠结呢？”

“中国现在这个样子让人看了非常着急。现在的状况的感觉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马上就要掉下去了，让人不能不着急。但是，你这个着急只能是和朋友们讨论讨论。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位置，也没有办法做什么。给人感觉就像一块大石头顺坡往下滚，如果你要想去动它一下，就像螳臂当车，马上给碾得粉碎。它该往哪儿滚，还是往哪儿滚。可是你怎么办呢？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完全出世，做不到的。”

活动最后，李银河终于不出意外地听到有人向她询问有关 LGBT 的问题。她回应道：“今天凡是我在公众场所，要是没有 LGBT 的问题我倒是很意外。我觉得中国 LGBT 的状况应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有 30 几个国家同性恋非法， 7 个国家同性恋有死刑，中国比起这些还算好一点，但是比起将近 30 个批准了同性婚姻的国家。中国还是大大落后，社会歧视程度还挺高的。其实现在处于一种什么阶段呢？就是一种拉锯战，松一松、紧一紧。有一段时间还比较宽松，尤其是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报道了同性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那种一会儿把同性恋的网剧下架了，一会儿又出一个什么审查标准，把所有同性恋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列为淫秽，这是非常荒诞，道理讲不通的。所以有一次我针对这个条例写了一篇微博，那次点击量是 6000 万。这 6000 万就证明大家都愤怒，多焦虑在这个事上……但这种东西我觉得要慢慢地改进，应该对中国的进步还是抱着希望。”

以下是我们和李银河的简短访谈：

Q=Qdaily

李=李银河

Q：2017 年 10 月，美国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ssa Milano）在 Twitter 上呼吁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并使用了 #MeToo 的标签。此后，发源美国的 #MeToo 席卷全球。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如果让你回看 #MeToo ，总体上你有什么感受？会怎么评价它？

李：我觉得很棒！这些女人纷纷出来揭发，说“我也是”“我也是”。你知道强奸的报案率有多低啊！好多人觉得太麻烦，而且丢脸。有一种特别糟糕的东西，就是污蔑、责备受害人，说你一定是穿得太暴露了，你一定是散发错误信息了，人家才来。我觉得这个逻辑特别混蛋。甚至有一个最最极端的例子，有一个强奸犯说她长得太漂亮了。长得太漂亮了也成了你去骚扰人家的理由了？我觉得整个（#MeToo）是非常棒的伸张正义，都影响到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发，就因为评委的老公到处骚扰人。

Q：除了肯定 #MeToo ，但一些人也表示了担忧。比如有人认为 #MeToo 可能会导致维权过度、损害性自由的挑逗权。随之，性自由中的挑逗权怎么跟性骚扰区分开、性同意要怎么表达等变成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我比较好奇，你怎么看待这个担忧，以及相关性挑逗、性骚扰和性同意的讨论？

李：什么叫做挑逗权？这什么概念？我觉得太可笑了。比如说你一个男人，他得尊重女的。像在餐馆里头，就拍人家屁股什么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权利的话，这叫挑逗权，是吗？我觉得他们就没有挑逗权。如果是你想跟她上床，你想要她的身体，你去跟她好好去求爱。或者说，不一定是求爱，求性也可以啊。你说，我特别喜欢你，受你身体吸引，你能不能跟我上下床？你都跟人家好好商量。凭什么别人不同意的情况下，你就强加于人？

性骚扰就是强加于人。我觉得它违反了我说的“性的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愿”。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是双方同意的，是自愿的。只要是不自愿的，就不允许。你强奸了，就性犯罪，要不然你就是猥亵。咱们中国有两类法律，一个是强奸妇女罪，一个是猥亵妇女罪。这都不可以的。

Q：所以你觉得区分是否性骚扰，最为关键的是明确同意？如果没有明确同意，其实都算性骚扰。

李：对对对，只要说“不”了，那就是性骚扰。

Q：我看到某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 #MeToo 让他们想起了“文革”时“大鸣大放大字报”，会造成冤假错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李：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来压制这些人的揭发。因为中国好多人先得有这个机会说出来，然后他才可能犯错误。比如说十桩里头可能有一桩是冤枉被骚扰的人，那可以上法庭见。就像这次（美国）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这个事儿，到底是造谣，还是说真的有这个事儿？它让法庭来决定，让法庭觉得是真还是假。你不能够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揭发过去受过的性侵。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揭发，有可能造成一些错案的话，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不对的。

首先，所有的人该报案的报案。（报案）出来，比如她在网上公布一下，（也没什么）。因为她没有其他手段或者什么的。比如像（举报）朱军的那个小孩，她就公开了，一开始也是报警了的。我觉得就是要报警，一方面报警也可以，然后在网上揭露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更便捷的，让很多人能知道的，能够制止犯罪、侵害的（方法）。你不能说只有报警这一条路可走，如果你要在网上公布就是大字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Q：对，这只是采用的一种手段。他们常常也报了警，采用法治，两种手段本来也不矛盾。而且很多人往往是先采取法律手段，但一般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只能在网络上公布。这也是一种无奈。

李：对。

Q：据你观察，你觉得 #MeToo 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我们从中收获了什么，又该继续反思什么？

李：我觉得这些潜在的性侵者可能会比较忌惮一些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收手，觉得能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会比较收敛。这应该是一个收获，以后性侵、性骚扰的数量可能会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收获。

另外，我觉得大家能够出来揭发的话，能够打破那种过去责备受害人，老去受害人那儿找理由，你是不是穿太暴露了？你是不是挑逗他了？或者你怎么样？我觉得对于矫正这个舆论，对这些过去被骚扰的人是有好处的。因为过去本来她就受害，然后比如你要是去报警什么的，或者是揭发的话，你会二次受害。好多人还怀疑你动机，一会儿又说各种各样的。

我最近看一个瑞典小说，叫《熊镇》，就写一个女孩被强奸了。被强奸了，但是所有的人都出于种种不同的理由，说这个女孩是报假案，说她根本自己就是愿意的什么的。她明明是不愿意，但是后来这个事也证据不足什么的，就放下了。好多这种事。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

Q：我在 2016 年底曾经和你做过一次访谈。当时你提到最新版刑法的修改稿仍然存在你觉得最大问题的三个法律，分别是聚众淫乱罪、淫秽品法、卖淫法。现在又过了快两年，这三个法律还在。比如最近耽美小说家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被判刑 10 年零 6 个月，并处罚金的案子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为什么说了一二十年，进步还是这么缓慢，难点在哪儿？

李：对，有将近 20 年了。因为我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是我 1999 年写的一本书，叫《性的问题》，那里面就提出来了。后来我在很多很多场合专门把那章拿出来讲，就是中国现在性法律批判。

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其实倒是有了两个变化。一个就是真正依据这三个法律去判罪的案例还是少多了，再一个就是量刑还是轻了。因为原来就像她这个情节， 1980 年代是有可能死刑的。那么从死刑变到 10 年，已经算轻多了。这个变化还是有一些。

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说因为我呼吁或什么的，只不过就是因为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以后，大家就越来越觉得这个法律很过时、很陈旧，很不符合现实，脱离现实太远了。好比说卖淫法也是，卖淫都已经变成了几百万人的（现实），然后法律还这么定，反正挺糟的。

难点，其实各有各的，每个事情不一样。搞地下性产业研究的人就认为，这个法律还在是有利益相关。比如说百业萧条的时候，抓卖淫是一个政府的财政来源，好多警方它是靠这个创收。因为小姐流动性也大，这边罚了，她们可能就跑别处去了，然后新的小姐又来了，又可以罚。每个小姐 5000 ，每个嫖客 5000 ，这是不少的收入。你说你要是在那儿卖个早点什么的，多长时间才能挣这 1 万块钱啊？可是现在小姐发 5000 ，嫖客罚 5000 ，抓一个就是 1 万。就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也不希望完全扫光，让它不断存在，成为一个不断的来源，有利益在里面。

另外，当然还是观念保守呗，反性禁欲。这三个法律都是反性禁欲的时代（才有）。因为这三项所谓犯罪活动，都是没有受害人的。没有受害人，为什么要去惩罚他？主要就是为了道德的原因。可是你为了道德的原因，就说这些人道德太坏了，他们做了违反道德的事，然后你就拿刑法去打击的话，这个东西就有问题。因为他没受害人，是没有苦主的这样一种犯罪。尤其这次天一这事儿，人家觉得好多什么绑架小孩、强奸、卖淫什么，这些事儿你都判个三两年，这个人判 10 年，大家觉得这种反差太让人不能接受了。她卖的书是你可以不看的，没有强加给你，所以没有受害人。所有买她的书的人都是自愿买的，那些不喜欢的人可以不买。这怎么能构成犯罪呢？

Q：我还记得你一直有一个观点，要把性和道德区分。

李：对。

Q：2015 年的时候，你出版了自传《人间采蜜记》。现在三年过去了，如果让你续写这本自传，你会补充些什么？觉得自己有什么变与不变的地方吗？

李：我还真的就是补充了篇幅的一半呢！原来是 10 万字，现在 15 万字了，有新版，就他们新经典出版社来出。增加的都是我后来做的一些项目。我差不多每一章都会写一个我的研究项目，出了一本书。后来我又做了一些，比如说《新中国性话语研究》、《性学入门》，书增加了不少这些篇幅。我的研究的记录增加了不少。

另外，小时候有一些事儿上的细节可能也增加补充了一些，框架还是这样的。

Q：可以给我们描述你现在典型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我听说你现在是住在威海最美的一片海滩旁，然后上午写作，下午读书，晚上看电影。那能不能具体讲讲现在都在写什么？

李：对对对，这基本就是我的三段论。写的小说呢，从 2012 年到现在 6 年了，我写了虐恋的中短篇小说集 7 个、长篇两个。其中有三本香港发表了嘛，然后其他的在等待出版。但是出版尺度还是不行，现在出版尺度很严，慢慢等着呗。写作呢，我也出了几个随笔集，其中有这个（《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另外还有格言集。我还写诗，写诗有好几百首了，可能未来考虑再晚一点出版吧。

Q：小说主要是虐恋？

李：对，小说就这一个主题。

Q：为什么虐恋对你的吸引力这么强？我看你说，有的时候不是你想写，而是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把着你的手，让你写下来。

李：对（笑）。这是我唯一有冲动的，因为我有这种倾向嘛，所以我唯一有感受、有冲动的就是这个。后来我还在想，现在真的写得差不多了，几乎我觉得虐恋已经让我给写尽了，就这个题目。

我也试着开了几个头，说我能不能写别的小说呢？不行，写不下去，没有冲动。你说这怎么办？

Q：你也没法解释，就是一个冲动？

李：对。

Q：那你今年看的书中觉得比较好的有哪些？

李：我最近看了一个叫西古希的德国性学教授写的《性欲和性行为》。这书非常棒，特别好，提出了好多可以说是很惊人的一些理论，很前卫，然后写得非常透彻。比如说他关于变态的观点、关于正常强迫症、关于三次性革命，我觉得都提得特好，这些都非常好，使得我们对原来的一些事情可以有新的看法。我基本上都同意他几乎所有的观点，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人还有点哲学背景，他是学哲学出身，所以写得还挺有哲理的。

看了一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得非常好。这个人可惜了，自杀了。不但这个事情本身惊心动魄，实际上是她的半自传，然后她文笔还非常好，是一个能写小说的人，是一个挺好的小说家。

Q：外界很多人对你有个评价，说你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我比较好奇，你觉得自己勇敢吗？在你看来，什么叫勇敢？

李：我觉得不是太勇敢。要是真正勇敢的话，我还有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还是有这样的。因为现在管制，如果我要真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应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可是我知道如果这些话一旦说出来的话，我恐怕要进监狱，这事怎么办呢？我要是因为害怕进监狱不敢说话，这是不是就不够勇敢呢？我还算是有一点勇敢吧，就是不够真正的勇敢。

Q：你觉得真正的勇敢就是要把真心话都说出来？

李：对，就所有的你的观点全部说出来。

Q：你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三个方向：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如果让你从婚姻家庭、性别研究、性研究三个角度回看这 40 年中国社会的变化，你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吗？

李：我觉得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这三个方面，性的变化是最大的。它最主要变化就表现在原来基本上是对性（持）一个否定的态度，然后现在这 40 年来，慢慢变成越来越肯定了。

然后在性别和婚姻家庭方面变化不大。家庭这种东西，它要变化，单位都是很长的，比如几十年或者什么的，不会说几年就变化那么大。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苗头、趋势，比如说单身人群大量扩大，原来特别小，现在 16% 了；离婚率现在也超过 50% 了。这些都是变化特别大的。

另外，在性别方面，有倒退的情况。因为有相当多的女人回家了，回家做太太了。这个对男女平等来说是有影响的。

Q：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状况？

李：这个状况其实特别简单。原来前 30 年的时候，都是高就业、低工资，一个人就业根本养不活一家，必须得夫妻双职工，所以那个时候全是双职工、全是双就业，包括农村在内，女的也都得下地干活。在农村，女的收入大概占全家的 1/3 ，男的占 2/3 。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贫富分化、拉开距离以后，富人可以养家了，所以好多女的就回家了。回家的问题非常严重，大家可能没注意，但是实际上，我听说生孩子的时候就回家了，大概占到 40% ，特别高的比例。

Q：这样会影响男女平等的进程，女性的独立会受影响。

李：对对对，会影响的。

题图为李银河，图片均来自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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