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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岁的荷兰人 Emile Ratelband 最近提出了一项奇怪的要求：将自己的法定出生日期延后 20 年，从而以 49 岁的中年人身份被对待。他向法庭提交了体检结果，证明自己“像 45 岁一样健康”，而对外展示的年龄却让他开不了新车、拿不到贷款，在线上约会时频频碰壁。

“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别，而我想要选择自己的年龄。我想自己做主。” Ratelband 说。

身为电视名人，Ratelband 惯用出位的言行增加曝光度，但他这次提出的并不是新问题。1969 年，美国老年病学家巴特勒（Robert N. Butler）创造了“年龄歧视”（ageism）一词，来描述老年人在享受公屋福利时受到的来自年轻人、中年人的歧视与敌意。

年龄歧视的概念后来被挪威学者拉尔森（Lars Larsen）和索勒姆（Per Erik Solem）拓宽了。他们提出，年龄歧视是基于年龄或是对年老的认知，而对年长者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见和区别对待。2017 年，《摇晃的椅子：反年龄歧视宣言》一书作者艾普怀特（Ashton Applewhite）登上 TED 讲台，呼吁人们制止年龄歧视。这场演讲吸引了近 140 万浏览量。

此时，距离“年龄歧视”的提出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情况没有发生什么本质性的转变。

刻板印象的谬误在于以偏概全、先入为主，年龄歧视也不例外。变老并不必然意味着判断力、行动力、以及生理机能的衰退。85 岁的费恩斯坦刚刚赢得加州参议员选举；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宣称至少要工作到 90 岁。甚至在竞技体育界，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不老传奇：37 岁的费德勒今年拿下了第 20 个大满贯；38 岁的张栩击败不满 30 岁的井山裕太，夺得日本围棋名人头衔。

但这些明星往往被塑造为励志偶像，而不是纠正人们对于老年人的偏见。许多年龄问题的讨论者承认，不同于性别与种族歧视，年龄歧视似乎更根深蒂固，也更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以下几个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包括年龄歧视在内，我们面临哪些年龄困境？他们反映了社会的何种变迁，又如何与其他社会现象相交织？我们可以选择何种视角来看待年龄？

年龄歧视只是一个困扰年长者的问题吗？

年长者的确是年龄歧视最突出的牺牲品。乐龄会（AARP）的调查显示，45 岁至 60 岁的美国人有 64% 经历过职场年龄歧视。他们或是被强制退休，或是晋升困难。工龄曾经象征着经验、财富与地位，今天却沦为中年求职者的负担。他们要求更高的收入，却又即将步入退休、领养老金的年纪，这对雇主来说可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迟至 1960 年代，针对长者的职场歧视就已严重到需要法律介入。巴特勒提出年龄歧视的概念之前，美国政府刚刚通过了《1967 年就业年龄歧视法案》，要求公司在招聘、升职、薪资、辞退等环节保护 40 岁以上的劳动者。然而，法律在现实面前显得有些无力，受害者总是很难证明年龄是构成歧视的决定性因素，针对年龄歧视的诉请一再被驳回。

但拉尔森和索勒姆对年龄歧视的定义显示，与年老的相关的刻板印象并不全是负面的。年长者也可能被赋予“审慎”“智慧”等积极的人设。在传统儒家社会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的习语说明，年长者对家庭来说是一笔公共财富，他们不但积累了经验和智慧，也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这就使得年轻人也可能因为年龄而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区别对待。论资排辈的文官系统，决定了年长者往往才是支配者，能够垄断政治资源并掌握评价的权力；现代国家普遍对年轻人参与选举、饮酒等活动作出年龄限制，也不同程度地豁免了少年儿童的法律责任。年轻人更容易被定义为不成熟，从而被剥夺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资格。

年龄怎样和人生规划联系在一起？

在各个文化中，年龄都与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有关。“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段孔子的自述经过民间化用，成为人生不同阶段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

而在西方，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则提出，在传统社会中，“父祖辈、年长者是绝对的权威。”“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以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

米德相信，当社会发展迟缓、生活状态封闭，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依赖老人向年轻人传递经验和知识。当饥荒突如其来地降临，家中的老人可能会回忆起几十年前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场饥荒，然后教导子孙如何度过。她在《代沟》一书中将其称为，“老一代传授经验以巩固社会知识结构的时代”。

但米德认为，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传统的年龄观念在当代站不住脚？

社会变化加快，知识、记述和生活模式不断更新，年轻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老一辈则裹足不前，什么都看不惯，很快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小学生——这是米德在 1960 年代作出的观察。

随着科技主导生活世界，年龄不再意味着更丰富的经验和更稳固的权威。《纽约客》（The New Yorker）盘点称，19 世纪，一名工程师所拥有知识可以延用 35 年；到 1960 年代，时间缩短为 10 年；现在，一名软件工程师每隔不到 3 年就需要更新一次知识。

51 岁的记者 Dan Lyons 去年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当他被辞退时，他并不意外，毕竟“他们付给我的薪水足够聘用五个刚毕业的小孩”；而在新东家——一家由 20 多岁的年轻人领导的初创公司，他不仅薪水打了折扣，还被穿着随意的年轻员工称为“快乐老爹”。

另一方面，年龄-权利-责任之间关系的定义，会随着重大社会事件，甚至临时的政治需要，而发生变化。

二战期间，美国的入伍年龄降至 18 岁；1971 年，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 21 岁降至 18 岁，一度引发各州降低饮酒年龄门槛的热潮，但随后上升的车祸死亡率又将全美饮酒门槛回拨至 21 岁。

近年来，加州又出现了将投票年龄降至 16 岁的呼声。“枪击一代”的高中生受够了传统政客在控枪议题上的僵持，他们通过 “March for Our Lives” 这样的社会运动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用选票更有力地表达诉求。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于年龄的理解也会时常变化。这反衬了年龄歧视的局限：它过于强调年龄的重要性，以年龄来整齐划一地评价个体，而忽视了个体性格与能力的实际差异。

对年龄的刻板印象会带来哪些问题？

简单来说，年龄的刻板印象规定了多大的人要做什么样的事，而这就是一种不自由。

如今的高校中，青年教师会面临“不发表（论文）就滚蛋”的淘汰机制，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青年教师的个人发展，而是帮助高校大学排名的提升。类似地，高盛（Goldman Sachs）兴起了“不进则退”的内部文化。并非偶然的是，这家老牌投资银行正在转型为一家强调技术实力的公司。

在教育领域，年龄则越发齐整。漫长的科举之路不见了，小学、初中、高中，人们和相差不到一岁的同龄人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如果未能按计划升入高中、大学，就会被分流至相邻的教育系统，走上另一条被设计好的职业乃至人生道路。

这些“计划内”的年龄节点，大致对应着社会学家所说的“恰当时机”（timing）。它假设，个体生命历程如同机器般受到某种法则的支配，任何一步的行差踏错，都会决定性地影响未来，从而催生了类似于 30 岁就要买房结婚这样的迷思。人们也因此生活在对“犯错”的恐惧之中。

此外，年龄的刻板印象还制造了一种虚假的阶级对立。在越来越多的政治议题上，年轻人被认为持有一种固定的政治立场。他们支持全球化，这让 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成了“老年人对年轻人的背叛”；他们不喜欢传统的政党政治，不久前的台北市长选举中，年轻人倾向于支持无党籍的候选人，同时取笑那些为了 1500 块重阳敬老金而支持对手的老年人。

然而，世代对立只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过于方便的解释，甚至是一种被精心操纵的意识形态。它扼杀了对话的可能性，也让很多人忽略了：我们终将变老，而那些年长者也曾经拥有青春。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正来自“年轻”本身：我们无法设想自己变老，尤其是在失败中变老。“年龄”已经成为伴随当代人终身的焦虑来源，它对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提出了具体而严苛的纪律，使我们置身于一张几乎密不透风的时间表中。

谁制定了我们生命的时间表？我们又如何接受它的统治？

“恰当时机”和“生命历程”是社会学家埃尔德（Glen Elder）1960 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将生命历程定义为“个体不断扮演/参与的一系列由社会规定的角色与事件”。个体从事种种活动的恰当时机，则来自立法机构、企业等提出的社会期望。换句话说，社会制定了指导个体生活的时间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退休年龄。当一个国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政府就倾向于推迟退休年龄。老年人仍然在工作，他们就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也为政府节约了一笔养老金开支。

除了国家以强制性的力量规划个体生活，过去数十年间，消费文化越来越活跃地影响了我们的年龄观念。

这尤其体现在女性对老去的恐惧上。化妆品在中国已经成为年入 4000 亿元的产业。日本化妆品公司资生堂估计，到 2020 年，中国 20 岁以上、年收入超过 3 万人民币的城镇女性将构成 4 亿“化妆品人口”。相应的，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今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半数女性感受到保持年轻容貌的压力。

艾普怀特在去年的 TED 演讲中抨击了这种消费文化与年龄歧视的互构关系。“是谁说皱纹丑的？是市值几十亿美金的护肤产业。是谁说绝经、男性功能障碍和轻度认知障碍是疾病？是市值上万亿美元的制药产业。”商家既成功地利用了人们的“变老恐惧”，又强化了这种恐惧，一如消费主义的惯用套路：制造焦虑，贩卖解决方案。

年龄如何成就了身体、观念与社会的互动？

年龄似乎只和时间有关。绕太阳公转一年，人就年长一岁，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退休”“代沟”这些社会概念。但以数字呈现的年龄与人的肉身终究不是一回事。问题由此产生：在社会中形成的年龄观念，是否会反作用于人的身体？

1994 年的一个经典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心理学家选择了中国人、失聪的美国人和听力健全的美国人作为三组研究对象，测试他们的记忆力。根据预设，前两组对象更少接触对老年人的负面评价。结果显示，听力健全的美国人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记忆力差距是失聪人士的两倍、中国人的五倍。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个实验说明了刻板印象的力量：随着观念的内化，被人为定义的差异会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差异。换句话说，年龄歧视是一种自证预言，它让年长者“真正”变老。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没有理由视年龄为封闭和不可逆的。“德古拉疗法”（Dracula Therapy）的倡导者宣称，将经过体外“强化”的血清重新注入“患者”体内可以有效地延缓衰老；旧金山的科技精英依赖肉毒杆菌素、激光和紫外线疗法让皮肤更平滑紧致，从而在“美国最唯年龄论的地方”——硅谷生存得更为体面；抗衰老药的开发有望延长寿命和“健康跨度”，改变人们对“老年”的总体印象。

科幻作品给出了更狂野的想象。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人可以被全身义体化，可以经过冷冻获得数百年的在世“寿命”，可以在肉身消灭后以“思想盒”的形式继续存在。外在与内在自我的关联日益松散，人们不得不面对复杂的伦理问题。年龄还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身份标识，或者说，用来分配权利与责任的基础？人们又会如何定义代际关系？当技术和消费主义弱化了衰老和死亡的意义，关于人的“本真性”的看法会不会也要随之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由技术主导、激进的年龄文化，也势必形成新的不平等。硅谷的反衰老文化会持续发展下去，直到每一丝皱纹都被视为不够年轻——同时也不够优越的标志。一如美容行业的历史所揭示的，“永葆青春”实际上是一种被划分了不同档次、贴上不同价格标签的商品，也是人们用来确认和保卫自己社会地位的武器。

尽管时间看上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由年龄观念指导的实践却一再放大了不平等。女性之所以对年龄更敏感，是因为在恶劣的职场与社会性别环境中，他们被要求保持青春的容貌；少数族裔、经济落后地区的年长者之所以更无助，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类型往往更青睐所谓“青壮劳动力”，也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换句话说，年龄不仅本身是个问题，也是其他社会问题的症状。

我们可以选择何种视角来看待年龄？

可以肯定，有关年龄的种种刻板印象已经不合时宜，更不会适用于将来。新的生物技术、新的消费热点与经济模式，这些科技与社会进步必将改变人们的年龄观念。他们的意义不在于像反乌托邦小说描写的那样，制造出完美的人类，而在于帮助个体过好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

“共情”可能是通向这个未来的关键词：想想“我”在50 岁时会在职场遭遇什么，希望被如何对待；想想“我”会期待怎样的“老年生活”——是被排斥在社交、运动和冒险之外，还是仍然保有表达、思想、行动与情感的自由。

这也是巴特勒 1969 年给出的答案。他在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里引用了披头士乐队的一段歌词：

Will you still need me,
你是否还需要我，

Will you still feed me,
是否还喂饭给我，

When I’m sixty-four?
当我 64 岁的时候？

已经有学者在思考“怎么做”的问题。Gregor 等人早在 2002 年就建议，社会最好在各种交互设计中充分考虑“动态的多样性”，以回应老年人多元且多变的需求。这个建议暗含了一个前提：在年龄这件事上，人们应该换一种以“权利”为核心的视角。当老年人无法走上电影院的台阶时，应该有一条轮椅通道；当现成的活动场地无法保障儿童的安全时，最好的应对措施不是禁止儿童入场，而是提升场地的安全性。

换句话说，社会应该尊重个体差异，让人们尽可能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在年龄歧视的世界观里，只有特定的人生阶段才是精彩、标准的；而理想情况下，人们终将扔掉那套标准化的剧本，承认现实生活的魅力不在于“同一”，而在于参差多样。

这么看来，Ratelband 提出的诉求反而让人有些恼火。当法官问他，他的父母会如何看待他“失去”的20 年时，Ratelband 没有给出正面答复。他更像是用一个数字取代了另一个数字，而原本被数字遮蔽的东西，对他来说似乎也不太重要。

题图、banner 来自电影《爱》（2012），豆瓣

长题图为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Self-Portrait with Two Circles, 1665-1669, oil on canvas, 114.3 cm x 94 cm，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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