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出版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注意到这样一个对比：在美国，犹太教会堂用石刻的希伯来文字装点门楣，深色窗户映衬着六芒星的宗教图案；而在荷兰，人们几乎不会留意到犹太文化中心的存在——没有宗教图案，没有希伯来文字。犹太人学校在围栏和摄像头的保护之下，和主流社会隔离开来。

这个对比说明了西方犹太人的不同处境：在美国繁荣生长，在欧洲饱受攻击。许多美国犹太人甚至呼吁他们的同胞离开欧洲——今年发生的针对二战大屠杀幸存者的谋杀案曾经震惊了法国社会。

但 10 月 27 日的匹兹堡枪击案表明，美国也绝非犹太人安全的家园。这起枪击案中，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射杀了 11 个正在参加安息日祷告的人。凶手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敌视，认为是犹太人“将侵略者带进美国，残杀我们的同胞”。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re）的一名拉比（Rabbi）表示，他从未想到过这类困扰欧洲的恐怖主义会在美国再次出现。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自 2014 年起显著下降，而其他形式的反犹行为却在激增。暴力不是唯一的问题，《经济学人》提醒读者，反犹主义正变得越来越难定义，它在不断演进中发展出了诸多变种。如英国前首席拉比 Jonathan Sacks 所说：“犹太人之所以受到仇恨，既因为贫穷，也因为富有；既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也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者；既因为他们独来独往，也因为他们无所不在；既因为他们恪守古老的宗教信条，也因为他们四海为家，无所信仰。”换句话说，讨厌犹太人不需要什么固定的理由。

华沙大学的 Michal Bilewicz 就反犹主义给出了三种分类：“传统型”，这种反犹主义基于天主教曾经的训诫，认为犹太人杀了基督，还接受了“犹太人杀儿童”的中世纪传说；“现代型”则是基于有关犹太人掌控权力的阴谋论；“次级”（secondary）反犹主义则认为犹太人滥用了大屠杀的历史叙述。

另一些观察者则注意到反犹主义和政治的关系。1967 年是个关键节点，以色列在这一年的六日战争（Six-day War）中控制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耶路撒冷，将其定为首都。苏联人的反感来自政治原因，将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视为美国的代理人；失去耶路撒冷的穆斯林更是耿耿于怀，在随后数十年里和以色列/犹太人持续着血腥冲突。这种新型的反犹主义叠加了政治和宗教因素，比如一位荷兰-摩洛哥说唱艺人唱道：“去他妈的复国主义者！去他妈的犹太法典！”

民粹主义、外交等因素的介入，让遏制反犹主义的形势更趋复杂。很多政治家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关系感到棘手：英国的工党本来是犹太人的政治盟友，但工党的左翼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颇不情愿地才将反对“以色列人有权建国”的言论定义为反犹主义；匈牙利右翼领袖奥尔班（Viktor Orban）出手制裁了犹太人银行家索罗斯（George Soros），就在一些犹太人为此向以色列政府求援时，后者却站在奥尔班一边，称索罗斯“一直在对以色列的民选政府搞破坏”。对以色列政府来说，一个敢向欧盟建制派说“不”的匈牙利政府，有利于缓解在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受到的国际压力。

索罗斯的例子也说明了阴谋论的影响力。研究显示，去年推特上超过 400 万条的反犹推文最爱谈及的就是这位犹太银行家。从俄罗斯到东欧再到美国，“犹太人操纵世界”的谣言持续扩散。一些英国人认为，索罗斯正在密谋阻挠英国脱欧的进程；一些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者”，比如匹兹堡枪击案的凶手，则热衷于制止犹太人“把控祖国”。这种阴谋论尤其盛行于右翼，但吊诡的是，像匈牙利的情况一样，右翼的政治家却和以色列政府打得火热。

《经济学人》的看法是，大部分犹太人都受益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如今，他们的生存和这种社会秩序都在受到民粹主义的威胁。杂志引用了 Sacks 拉比的这样一句话：“反犹主义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明确的早期警讯，它意味着，自由、人道和内在于差异中的尊严正面临重大威胁。”

题图来自：© Luigi Novi /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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