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生”，即从台湾到大陆来读书的学生。

今年 22 岁的刘爱琳是一名台生，截至今年 9 月，她从台湾来到大陆念书的时间，刚好满 4 年。她说自己目前打算一直待在大陆，短时间内不会回到台湾。

这并不是刘爱琳来到大陆以前，所预期到的发展。

2014 年 9 月，刘爱琳 18 岁，从台湾的花莲女中毕业不久。她在大学入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考了 60 级分（满级分是 75 分），无法进入第一志愿——位于台南市的成功大学，或是东吴大学法律系，而是落在第二志愿东吴大学政治系。

那一年三月，台湾正历经太阳花学运，而刘爱琳可能会上的东吴政治系的某些学生正积极参与学运，她收到父母的警告，不要去政治系，不要跟别人一样参加社会运动。

另一方面，刘爱琳的父母一直都希望她能申请大陆的学校，“我爸妈对大陆还保有情怀，每年都会过去探亲，所以会希望我去那里。”刘爱琳表示她们家在厦门、泉州、漳州都还有一些 1949 年没有一起过来的亲戚。

刘爱琳说自己当时还是有不少矛盾，“决定要过来的时候，有些朋友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觉得反正你去大陆顶多一两年就回来，觉得那里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去大陆只是浪费时间，即便是老师也不会鼓励你去。”

但终究还是想念法律系，刘爱琳先在网上了解大陆高校的排名与校系状况之后，同时打听台湾法律产业的现况，觉得到大陆还有点发展机会，“这几年台湾薪资呈现冻涨的状态，大陆现在是还能每年调薪之类的，但台湾就是相对停滞，毕竟经济成长的状况，没有过去这么好了。”

刘爱琳拿着学测成绩申请了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前者因为地缘关系，有更多的台湾学生申请，她没有申请上，最后刘爱琳上的是武汉大学法学系。

像刘爱琳这种入学方式在大陆被称作 “学测免试生”。

2010 年，中国教育部首次开放台生可用学测成绩“顶标”申请，2011 年将标准降低至“前标”，今年再度将标准放至“均标”。

台湾的大学学测一般将分数分成五标，“顶标”是排名前 12% 的学生，“前标”是排名前 25% 的学生，至于“均标”就是排名前 50% 的学生。

所谓“开放均标”就意味着当年台湾的考生有一半的人，都有资格申请大陆的学校。根据统计， 2018 年有将近 7 万名台湾考生符合申请资格。

在学测成绩开放以前，台湾学生大多是通过另外四种方式进入大陆学校，例如参加港澳台联招、大陆高考、个别学校单独招生，或是以大学学历申请试读生。其中港澳台联招与个别学校单独招生是比较多人使用的管道。

刘爱琳是最早的几届“学测免试生”之一。

此前，虽然已经有个到南京念过书的学姐——她认为这样算是有了一个了解的渠道——刚到大陆的时候，刘爱琳心中还是不踏实，她以休学的方式保留东吴大学的学籍，为的就是能“留个后路”。

一到武汉大学，刘爱琳立刻感受到差异，直接的冲击是气候环境的变化。

刘爱琳所成长的花莲县是台湾重要的观光县市，依山傍海是最大的特色，尽管去过厦门等沿海城市，但毕竟没有在内陆城市里长久生活。她说自己第一年的冬天就被冻伤。

刘爱琳还不时会提起“这里的学生真的很拼”、“周六日到图书馆都要排队”之类的差异——这样的形象过往更常是她从台湾媒体中所得知，如今是亲自应证的过程。

“我们这种高中毕业再过来的台湾人其实很吃亏，第一年、第二年，就是课最重的时候，不但要先适应，还要学着怎么跟这里的同学交流，很难同时兼顾。”除了学习环境的落差，还有生活细节，例如在台湾的大学宿舍里少见的开放式公共澡堂以及限定时间的热水卡。

刘爱琳认为从高中就来的台生，大多数都有过一段难熬的过程，差别在于愿不愿意说出口，“很多适应不良的，最后就退学回家，这种每年都有。”

她并不否认自己就读大一的时候，脑海中会不时地冒出“为何当初不留在台湾就好”的念头，“如果有学长学姐确实会适应得比较好，像我们这种前面几届的，肯定是比较辛苦。”

相对于那些适应不良，最终回到台湾的学生，刘爱琳给自己更多的时间适应。她说这或许是出于“不甘心”的心态。

今年 9 月，刘爱琳考上交通大学法学研究所的学硕班，从武汉正式搬到了上海。她习惯用“玩游戏破关”形容赴陆的求学过程。

然而，每当谈起就学时所遭遇的挫折与问题，她还是无法忍住眼泪，“其实，人生如果过得太容易好像也不好，一个人要是愿意跨出舒适圈，那就表示他是不安于现状，希望做出改变，看点不一样的东西。也不是每个人一来这里，就能过得很好，像立刻就找到第二个家一样。”

1.

根据“台湾教育部”的统计数据， 近 5 年来，台湾每年赴大陆就读“高校”（包含本科、硕博士班）的人数最多维持在 2000 多人左右。

而这段期间内，大陆高校的台生申请人数确实有向上攀升的趋势。 2018 年 7 月 5 日，国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涛称今年报考大陆高校台湾学生呈爆发式增长，文中并未提到具体增长数据，仅提到如湖南的中南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过去都没有招收过台生，今年分别招生 100 人和 80 人。

“爆发式增长”是基于之前较小的基数而言。

以刘爱琳与梁庭甄就读的武汉大学为例，2013 年台湾免试生预录取考生人数有 17 人，到了 2018 年则成长至 42 人。尽管录取与申请并不等同于就读，但光是申请的人数也能看到增幅。

负责“港澳台联招”香港考点的夏潮联合会招生主任李中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从 2011 年开始到 2018 年的考生与咨询人数确实有所增长。以本科生的考试人数来说，2011 年的报考人数为 57 人，2018 年的报考人数则升高至 136 人。

李中强调这个数字只是香港考点的数字，不包含北京、上海、福州、广州等其他考点，且现在因为开放学测成绩直接申请，许多学生并不会通过港澳台联招进入大陆的大学。

“其实你看考生的数字，从去年的 57 人到今年的 136 人，成长两倍，但其实并不算多。我觉得台生到大陆念书，最大的变化不是量，而是质。今天就算台湾学生来大陆念书有一千人，也完全比不上美国的上万人，这比例是很悬殊的。但过去我们常会看到父母压着子女过来，从 2010 年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高中生自己来咨询。”

2.

今年 21 岁的梁庭甄是刘爱琳的高中与大学学妹。与刘爱琳不同，梁庭甄很早就确认到大陆念书的意愿。

意志坚决的原因一方面是听说父母朋友的孩子在大陆念书之后似乎“混得不错”，还申请到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研究所。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本科比研究生时过来要占得先机，至少可以把各种门道摸得更清一些。

她还提到一种模糊的感觉：不少大陆影视作品让她觉得那里发展越来越好。她认为或许有机会让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梁庭甄的大学学测成绩，刚好就压在前标。她用学测成绩申请了四川大学新闻学系与武汉大学法律系，但前者却被曾经是台湾媒体主管的父亲给否决了，“我爸在新闻圈的朋友疯狂跟我爸说，不要读新闻。”

所以最后她也来了法律系。她没有太多异议，只是察觉到校园气氛的不同，“这里的校园，政治气息很浓，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氛围，比方说每个院里面还有团支书、书记之类的职务，不少东西都要经过审核。”梁庭甄补充：“这就像穿高领毛衣一样，会觉得脖子痒痒的，虽然有点不舒服，但也不会把你勒死”。

梁庭甄说自己也会好奇，如果在台湾读大学的话，那会是怎样的生活，“不过我现在过得还挺快乐的，不会特别羡慕之类的。我知道自己没能力改变什么，所以只能改变我自己的心态。”

有趣的是，梁庭甄的哥哥梁懿修，与刘爱琳一样在 2014 年来到浙江大学建筑系就读，但来这念书的过程，跟妹妹相比就“不顺利”了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半强迫。

梁懿修当年学测考了 71 级分，在顶标的区间，算是不错的成绩。

不过，这样的成绩对于某些顶尖的科系，例如成功大学建筑系来说，还是不够。最终，梁懿修考上的是成功大学土木系，这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起初梁懿修完全没考虑到大陆念书，他的父母则说如果他决定留在台湾的话，就不会帮他出学费，而是让他自己申请就学贷款。这让梁懿修陷入了两难。

“成大土木本来就不是我的首选项，念建筑的话，我有些朋友觉得有点惨，说如果学建筑又留在台湾，未来可能没有太多发展。我是觉得如果来大陆的话，能有个建筑系念也不错，所以有一部分算是我自己的决定。”梁懿修一共申请了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与南京大学三所大学的建筑系，最后被浙江大学建筑系录取。

如今，梁懿修的想法与当初有些差异，“我们早来的这些人，尤其是待在沿海城市，像我这里的区域，完整见证从没地铁到有地铁的过程，还有杭州主办 G20 高峰会，我们也都算是有参与其中。整个城市（建筑）因为这些活动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同学晚来的话，就是经历后期，比较都市化的阶段。”

梁懿修完成大学学业之后，会先考研，但之后还得先回台湾完成服兵役的义务。兵役之后，他决定继续在大陆念研究所。

3.

2015 年，毕业于铭传大学的高静心（化名）申请上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港澳台硕士研究生。她人生大概有两个转折，一个是研究生，“我也曾经想过在台湾的大企业里找工作，但实在没有自信能和其他名校的学生比较，以目前的学历要找到我理想的工作会比较难。”

她曾考虑过去欧美念书，但评估过昂贵的学费以及语言的问题之后，就觉得申请大陆研究所会是个更好的选择。

另一个转折是踏入了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圈子。来到北京之后，她先后在百度、滴滴出行、字节跳动实习。目前则是在爱奇艺。

高静心求职的心态实际，“台湾也有一些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但都是比较小的办事处，加上我比较感兴趣的工作是战略分析，在台湾，很多人对战略分析还不熟悉，也比较少相关的职位，因此要在台湾找到我理想的职位比较难。”

正因如此，她回台湾的计划变得没有那么确定。她原本计划 30 岁之后回去，但最近又想去杭州，最后的答案也没什么出乎意料的，“边走边看”。

大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俘获”了很多人。

2016 年，就读台湾大学经济系的林宜蓁第一次来北京。她刚获得 Uber 的实习机会。

“如果想做互联网，你很难忽略北京这票人这么努力做的事情，我确实有想说之后可能会来北京工作，但又很怕会适应不良，才会先通过实习试水温。”林宜蓁形容这是“软着陆”。

林宜蓁实习的时间点，正好是滴滴并购 Uber 的前一个月。由于事发突然，原本计划三个月的时期，出现变数，她换到另一家北京的数据分析公司实习两个月。

前后加起来三个月的实习，并没有出现太多适应不良的问题，但因为对视频产业抱有热情，大学毕业之后，林宜蓁选择先在台湾的视频平台 KKTV 工作，没想到半年之后，公司营运状况却出了问题，遇上一波裁员。

林宜蓁没有在这一波裁员的名单当中，但这件事却对她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视频行业的成本里，买内容是很重要的事，可能会占去你成本的一半，这时候比的就是谁的口袋深，在台湾（KKTV）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爱奇艺台湾站，当时会觉得他们很豪气，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他们是‘潘仔’（注：凯子的闽南语）。”

林宜蓁原本设想的是，在台湾工作两年后再来北京，但出了这事，让她决定提前来到大陆工作。目前她在爱奇艺里担任数据分析师。

不过，林宜蓁也观察到陆企的工作文化与台湾还是有些差异，无论是与上级汇报交办事项时的一些邮件撰写的潜规则，或是因为大公司而产生差异的管理风格。

4.

是自己人还是外人？这样的矛盾似乎存在于每个来到大陆的台生心中。

今年暑假，梁庭甄到蒙牛里实习，这家公司有针对台湾人开出一些实习机会，“有时候会觉得特殊身份反而不太好，还是会希望当成自己人，但就是很矛盾的心理，像这个实习，如果不是台湾人，我可能就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我同时在享受好处，有时候又会感觉被绊住。”

刘爱琳提到先前到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面试过程。她有些感慨：“其实我们台湾人在这从业（律师）不一定有优势，因为限制很多，而且大家很容易怀疑你的业务能力。你想想看，这里的人会把业务交给大陆人还是台湾人？这就意味着，你得很努力地一直往上爬。不过，像我本科在这里读，跟别人比起来还是有点人脉。我觉得人脉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比起美国，我们和大陆的关系很复杂，有种是自己人又不是自己人的中间状态，很多大家不愿意戳破的矛盾和现象。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去美国或去大陆，并不是一件等价的事。这个等价不是说哪一个选择比较好，而是给大家的感觉不一样。”林宜蓁说。

根据台湾教育部的公开资料，2017 年台湾学生前往美国留学的人数有 13887 人，前往大陆的学生则是 2567 人。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这是 1980 年代广泛流传在台湾校园中的一句话，台湾留学生数量曾居于美国外籍生比例中的第一名，这同时反映的是，当时台湾学生对所谓成功道路的想象与设定。这样的“美国梦” 至今也依然深植在不少台湾学生心中。

不过，随着更多台生来到大陆，他们的求学与工作经验，自然会开始成为下一代学生口中流传的故事。

与此同时，近几年台湾的高校环境也出现一些难题。今年八月以前，已经有三所私立大学因招生不足倒闭退场。

前任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过去也曾接受台湾媒体《天下杂志》采访时指出，由于台湾少子化影响，将出现“东倒西歪、南倾北斜”现象，意思就是 2016 年起陆续会有私校倒闭。

计划赶不上变化，2014 年 2 月 24 日 “高凤数位内容学院” 率先倒闭，这是全台湾 160 几家大专院校中第一个停办的大学。这个消息意味着台湾的高校提早面临转型的压力。台湾教育部也开出条件，列举出招生名额不足的学校，预备建立部分学校的退场机制。

当高校面临转型的危机，冲击的是整个教育体制，其中攸关大学院校、教师、学生。

而学生对于高校的选择早已经比几年前更为多元、开放。

目前，向台湾招生的大陆高校有 300 多所，台湾教育部则逐渐放开承认大陆学历的学校，已经承认 155 所大陆大学的学历。

一旦越来越多的台生来到大陆就学，他们的实习与工作的经验会在学生之间流传开来。接著，会有更多人进入也许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选择之中。毕竟，每个人都试图寻找最好的机会。

题图来自 MD Dur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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