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来中国了。10 月 25 日，他和妻子 Annalena McAfee 先到北京，再去往上海。
由阎连科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际写作中心主办的中国大学生 21 国际文学奖将第三届文学奖授予了伊恩·麦克尤恩。出版社也借此机会在为期一周的行程里为伊恩·麦克尤恩安排了包括获奖典礼、作家对谈、作品朗诵、写作工作坊在内的数个公开活动。
那一年，伊恩·麦克尤恩在 27 岁时出版的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中国出版，这部作品让伊恩·麦克尤恩在不到 30 岁的时候获得了毛姆奖。
作家余华在《作家》杂志上撰文推荐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在那篇文章中，余华说：“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
“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
距离余华的慨叹 10 年，伊恩·麦克尤恩首次到访中国。伊恩·麦克尤恩写作的 20 余部小说基本上都已在中国出版。关于他的小说中国读者数量最大的还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以及改编电影获得金球奖的《赎罪》。
伊恩·麦克尤恩有一些忠实的读者，但也并不算是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不同于伊恩·麦克尤恩在中国参加活动时所接收到的信息，关于他的写作在中国不全是好评。
如写作于 2016 年，出版于 2017 年的《坚果壳》，这是伊恩·麦克尤恩目前已在国内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以女主人公腹中胎儿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现代《哈姆雷特》的故事。
有读者称赞这部小说，认为这样的点子“也就只有老麦想得出来”。但不少读者认为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像是在一个比较巧的立意下进行风格练习，对很多小说中涉及的议题都浅尝辄止，这样精巧的点子写成长篇变得很乏味。
在众多公开活动中，伊恩·麦克尤恩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谈论了他最新完成的小说 Machines Like Me ，细致地谈到了他的写作习惯、他对自己小说改编电影的参与程度、他对婚姻的看法，以及他所惊讶的中国人很感兴趣的有关社会阶层的问题，在一些采访里，他还聊到了他的生日会邀请了哪些人、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有来……
以至于在最后一天的活动中，作家黄昱宁提议伊恩·麦克尤恩与对谈作家孙甘露互问问题。伊恩·麦克尤恩问他：“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作家除了写书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不停和人说，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什么，要解释他所写的文本，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Q：伊恩·麦克尤恩中国行所接受的部分来自观众和对谈作家的提问
伊恩·麦克尤恩：英国作家，著有《赎罪》、《儿童法案》、《阿姆斯特丹》等小说
Q（黄昱宁 作家）：当今世界讲故事的套路好像已经穷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先锋”？
伊恩·麦克尤恩：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讲，因为各个作家，各个人都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其实已经非常高速在发展了。反而是现实环境对我们在做实验，而不是以我们的实验去对待现实环境。
比如说我们所处的书店（上海建设书局），外面的风景。刚刚还有人告诉我二三十年前它还只是一片农田，现在就是非常后现代的“魔都”的景象。当然现在人们也在一直想办法跟随现实的脚步，也想办法预测未来，但是这非常难，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未来是怎么样的。反而在想叙事的时候，你要想一想这个环境或现实究竟影响了你什么，或者是带来了什么样的机会？
未来的叙事走向，我觉得还是可能从两个方面走：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这一块，我们要想办法描绘我们所处的世界，以一种比较严格的重现现实的方式去描绘现实。另一方面是我们把现实以一种梦幻或者隐喻或者是比较魔幻的手法写出来，我们将自己创造的现实环境，我们以非常梦幻或者是魔幻的手法，以写作的形式再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不管是以这两个方向的哪一个方向去做，其实在 A 和 B 这两类类型当中还有很多子集，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应该就是这两个。
Q（黄昱宁 作家）：因为我们的题目是“重建虚构信仰”。19 世纪的作家狄更斯或者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时候获得的读者对他们的信任感，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比现在更强一些，那个时候的作家喜欢用上帝视角，他们确实有一种上帝的感觉，他们可以完全掌控他们的人物，因为他知道读者对他们是特别信任的。
我不知道到 21 世纪的今天如何？如果状况有变化，我们如何重建这种信任感？
伊恩·麦克尤恩：一般我也不知道读者对我是不是信任，因为我和读者接触往往也是通过这样的读书会的活动，我一般也不会问他们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可能也是害怕听到这个答案吧。
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家也失去了信心，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和信心，像 19 世纪的作家一样，以一个上帝的角度去叙事。我不知道中国情况怎么样，但在美国或者是英国，你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来看小说类别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小说都是以一种主观意识形态在写，都是以第一人称在叙事，讲的事情，包括所反映的性格都是作者本身的性格，然后像这样的小说，它第一人称叙述是不需要任何文体方面的努力的。语言也非常的平实，就是平时的大白话，很多都是描述我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都是关于作者的自我。
但是其实我对现在第一人称写小说的方法没有任何质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方法，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棒的小说也这样被写出来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努力一把，把第三人称、上帝的角度叙事的高地重新再占领回来，表达的时候更加具有自信一些，虽然说现在很多大学的文学系都在提供各种理论，说作家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断去探索，去研究，然后说不应该以这种上帝的视角写小说。
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社会当中，所有的网民只要发声音，他肯定就希望你给他一点关注度，大家都在搏关注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有一种上帝的视角来叙事，因为在全球而言，信仰上帝的人数也在减少，所以上帝这个角度叙事，就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虽然做这样的工作要花很多精力，可能也没有什么回报。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你如果能够以自己写作语言，掌握技巧，然后把握住节奏感、风格、美感，能够以上帝或者是第三人称的角度写出一本小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尝试。我是非常鼓励作家们重新占领这一片高地。
Q：（骆新 当天活动主持人）：你经常写一些好像身体有点残疾，心里有点孤独的人物，我想问麦克尤恩先生你本人很孤独吗？
伊恩·麦克尤恩：我其实一点也不孤独，我家庭人口众多，一直可以找到伴，我如果真的很孤独，我可以去酒吧喝喝酒很快就可以打消这种孤独感，所以孤独不是问题。相反问题是，生活在现当代社会，你独立的空间不够大。
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大家有智能手机，时不时翻出手机看一看，要获得新的信息，反而自己独处静思的空间少了很多，因特网会侵占你的生活，反而在现在的状态下，你要回到本真、比较自我的状态，就比较奢侈了。
写小说关键要找到一个合理性，或者说找到一个合理的叙事，比如说在上海这座城市有 3000 万的人，你是谁，你在你的命运当中到底处于哪一个点，这样一个城市里大家每天很忙碌，你每天是怎么面对你的城市，尤其是当今的中国每天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里的人是怎样应对这些挑战的，这是小说家比较关心的。
我为什么会写那些性格上有点缺陷的人，不管心理还是身体，反正各方面比较怪、有点缺陷的人？我觉得不能写那些生活很完美、生活中全是幸福的人，他的生活中一定要有各种矛盾，这样我作为小说家觉得是有趣的，可以去探索的，我通过一些情节、人物塑造反映出生活不完美，这个人性格各方面有缺陷的话，我才可以进一步去探索人性，所以这是小说家可能更关注的东西。
对我来说，有的时候我就会写像《无辜者》这样的故事，这里人有被杀了，把尸体放到行李箱里，有狗对这个行李箱很感兴趣，跟最近在沙特阿拉伯那边的事件很像，只是那个事件里没有狗而已。
Q（群访媒体提问）：你自己用手写还是用电脑写作，你有没有什么写作习惯，一天是有多大的工作量？
伊恩·麦克尤恩：电脑来临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尤其是当电脑代替打字机，我觉得打字机是人类发明中最差的东西，它很吵，而且它非常笨重，所以我买的第一部电脑，有一个键盘，那个键盘接到好像电视机一样的屏幕，这个就是我的第一台电脑，它只有 100K 容量，而且有一个小的碟子。我觉得电脑来临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我们人类面对电子时代来临的很好的机会。
我很喜欢旁边一边有一个记事小本，一边是电脑屏幕，我可以来回的用，而且特别喜欢的就是电脑有它的记忆，有时候我写了一页小说它还没出版，我也没有打印出来，它只在虚拟的空间上存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当然，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也是互联网之前的时代。现在如果我是在桌子上有一个电脑，我手上有一个手机，很难去集中精神工作。我夫人用一个软件叫自由飞人，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好几个小时不能上网，不能上网就可以集中地去工作。你也知道，上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个东西把你引到一个地方再引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看着看着中午饭的时间就到了，整个上午也没有干什么活。
我每天 9 点就坐在桌前，喝咖啡对我来说很重要，那时候我就需要喝咖啡，我非常努力的先不看报纸，但是一般都会失败。我们住在英国的郊区，是比较远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可以看到世界上的新闻，可以看到世界上不同的报纸，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也是让你干不了活。
比如说我对现在美国总统的各种行为模式觉得非常好奇。另外比如说最近在伊斯兰阿拉伯领事馆的一桩谋杀的事情我也非常关心。
我写小说写到好的时候写到畅快的时候很难停止，我是逼着自己如果写的好就一直写下去，从早上一直写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我知道顺畅的一段是会完的，所以如果写的很顺我就逼着自己不能停。
Q（群访媒体提问）：可以具体说你现在还感兴趣哪些东西吗？
伊恩·麦克尤恩：正如今天我讲的讲座里面讲到了人工智能，我刚写完的小说也是有关人工智能的，对我来说，我很有兴趣去思考到底机器有没有它自己的意识。
这个当然是很古老的哲学问题，但是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成一个真实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跟伦理，跟科技有关的问题。对小说家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是我有兴趣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跟政治有关的，我们国家英国最近正在做出脱欧离开欧盟的选择，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报纸的瘾君子，好像是吸毒一样，我是不能一天不看报纸的。我对科学的兴趣一直保留，不管生命科学还是物理学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人类刚经过了一个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不光是生命科学或者是物理方面我们都有很大的进步，这些都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东西。
Q（读者提问）：作家应不应该涉及到政治话题或者是写政治的主题？
伊恩·麦克尤恩：我觉得是这样的，在自由的时代里，作家应该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们是不是写政治话题或者是其他话题应该是自己决定的，他可以写男女关系，也可以写政治。一般来说，你这样给作家一种自由反而是最好的。很多作家写政治问题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力，不得不写而已。比如说我曾经在以色列做过一个活动，当场也和很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作家有过沟通，他们就表示，很羡慕欧洲一些国家的作家，他们比较有自由度，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以追寻那些人类关心永恒的话题，而不是天天像在他们两个国家里，必须要写一些政治话题。
所以这个要看，如果说有理想环境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些作家去写政治的，当然不是所有人，每个人有自由选择的度。英国脱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能也可以写一个小说，就是关于一个国家怎么自残的，大家知道在现在西方社会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喜欢自残，用刀片时不时割自己一下。
如果我们以此来写英国，英国好像也挺像的，要自己选择脱欧，就像年轻人自己身上划一刀一样。说不定我可以以此为开篇写一篇小说出来，但是这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些比较宏观的，大的话题，一般还是要落到一两个个体身上去描绘，才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很难把一个大话题直接写成一个小说。
我也试图写过气候变化，但是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宏观话题就一定可以带来小说的良好素材。概括来说，我觉得作家应该有一个自由选择度，去选择到底要不要写政治。
Q（读者提问）：文学是可爱的，文学是好玩的，在西方来看，其实就是塞万提斯、拉伯雷那样的小说，在中国则是比较传奇性质的那种书。这种文学好像它很广阔，山也很高，现实主义的人也很难迈过去。
我当初看伊恩·麦克尤恩的书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其实我看到的不是恐怖而是幽默，我觉得这是小说的特质。
现在两种书比较多，一种是普通读者觉得门槛比较高的，比如说《尤里西斯》这样的，另外一种是很畅销的，像孙老师说的写的不怎么样的一些书。我们普通读者在选书的时候，有点很难判断。如果说从创作或者说阅读方面，文学会回归到孩童时期吗？就是比较幽默的时期。
伊恩·麦克尤恩：现在我们在这里说文学最终回到什么状态都是杞人忧天，说不定世界第二天就灭亡了，这很难说的。其实我刚刚听到你对我《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表现出一种兴趣，是因为我呈现出的幽默时，我感到非常快乐，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一周下来，大家问我的问题都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大家都叫你‘恐怖伊恩’”什么的，这本书明明是以一种幽默的笔法写的，为什么大家体验不到，我写了那么多有趣的笑话，好像很多人根本感受不到？说到文学的历史发展，我不太认同你把它比喻成一个人婴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的时期的，我觉得它不是一条直线，因为同时代，有各种人在写不同的东西。
当然留存下来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从我所在的欧洲文学，我们那一块说起。我们的起源就是最早有像《项狄传》的作者这样的风格，他写的文章几乎是一种悖论的，还有幻想的文体，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交融在一起，在一个时期又分散，再交融在一起，融会贯通。从各个时期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到各自呈现其特色写作的特点。
哪怕是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了，我都不想说现在文学发展到老年了，我不太认可这样的做法。虽然我来自西方国家，但是我觉得中国文学肯定也是这样的，在同一个时期有各种作家在写各种故事，有神话故事，也有严肃小说，这是我自己对文学历史的解读。
题图为《赎罪》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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