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记录美国伟大的新闻摄影师的书籍，都会提起这个名字：尤金·史密斯。

“史密斯可能是美国专题摄影发展中，最重要的一名摄影师。”知名摄影评论作家 Sean O’Hagan 在《卫报》上写道。

根据 Deadline 的报导，约翰尼·德普将在新片《Minamata（暂译：水俣）》里饰演尤金·史密斯。这部片由美国公司汉威影像公司（HanWay Films ）制作，计划于明年一月前往日本拍摄。

本片的导演 Andrew Levitas 表示：“ 和约翰尼·德普合作，为那些忍受痛苦的人发声是一种责任，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就像尤金·史密斯一样，我们背负着使命，向世界展示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

《水俣》改编自史密斯与妻子艾琳‧美绪子‧史密斯（Aileen Mioko Smith）的共同著作《水俣：一个城镇被毒害的故事，以及那些勇于承担的人们》，讲述史密斯到日本水俣市的见闻——水俣症病患、抗议的居民、调查的医生、贪婪的企业、漠视的政府之间的问题。

史密斯拍摄的作品经由《生活》杂志刊出之后，立刻攻占全球主流媒体的版面，所有人把目光投向这个饱受疾病摧残的日本小镇。当地政府也迫于国内外的压力，着手处理他们过去极力隐瞒的真相。

水俣症，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公害病，一个因为工厂排放重金属废水而导致当地居民患病的事件。它所造成的伤痛至今仍存在于日本社会。

2017 年 8 月 16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公布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水俣公约》，全面对汞进行规范。

今年 5 月，日本政府在水俣市举办纪念活动，向当年的牺牲者们公开道歉，超过半世纪的众多求偿案件也持续进行。引发水俣症的元凶 “窒素株式会社” 社长后藤舜吉则在活动上表示：“不会再让悲剧重演”。

如今态度放软，但过去“窒素株式会社” 的态度可不是如此。

面对医生的调查报告与民众质疑声浪，时任的经理吉冈喜一坚决否认到底：“他们说从工厂排出的废水把海湾污染了，但是整个日本有十多家工厂，也从事相同的工作，从世界范围来看，数量更多，却只有我们这里有这个问题，我对此深表怀疑。”

“窒素株式会社”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恐吓每一个抗议的民众，以及请求给予赔偿的病患家属，甚至连记录现场的史密斯也不放过。

1971 年的某天，史密斯遭到 “窒素株式会社”雇用的人士殴打，攻击他的双眼，导致他平时拍摄的左眼暂时失明。史密斯改用右眼继续拍摄水俣市的情况。

根据史密斯自述，那一张知名的作品《母亲抱智子洗澡》就是在他眼睛极度疼痛的情况之下、泪水止不住的状态拍摄完成的。

面对摄影，史密斯有着外界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但这股韧性的背后也带有令许多人却步的强烈性格——完美主义者、绝对的控制权、酒瘾与药瘾、挥霍无度、严重的焦虑症。

“无论驱使他前进的恶魔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都无法被酒精和安非他命抑制。” Gene Smith’s Sink: A Wide-Angle View 作者 Sam Stephenson 在去年出版的书中这样形容史密斯。

“不愿意妥协”的战地摄影记者

自从 14 岁从母亲手中接下第一台布朗尼相机（Brownie）之后，史密斯这辈子注定与世界上的重大新闻事件形影不离。

1918 年，史密斯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 ，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成长过程却遇上经济大萧条，高中毕业前，父亲的粮食生意因为旱灾而破产，举枪自尽。

此后，他搬到纽约开始替《新闻周刊》里工作，但由于暴躁、不愿妥协的个性，最终他被《新闻周刊》开除。事后他解释，因为《新闻周刊》要求他一定要拍大尺寸的照片，他并不愿意。

尽管身处在商业媒体当中，史密斯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摄影师的责任是用照片讲述故事，过程不应该受到任何阻挠（这当然也包含来自报社的编辑们）。此外，他也认为只有摄影师才有资格决定拍摄合同、编辑作品、撰写标题以及为故事分配页码和进行版面设计。

离开《新闻周刊》之后，史密斯开始替《生活》杂志工作。与许多年轻的摄影师不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加入一个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媒体而改变作风。他时常跟《生活》编辑起争执，质疑他们的排版，并且对他们的“浅薄”想法感到鄙视。他最出名的专题摄影《乡村医生》是在他擅离职守的状况下完成的，还跟《生活》的编辑闹翻，不过照片公布之后，再次获得热烈反响。

史密斯的优秀作品，是这些新闻媒体忍受他的共同原因。

1941 年，史密斯离开《生活》杂志。同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史密斯突然觉得觉得离开《生活》可能是个错误，他希望能前往战区记录战争。他先找到一家出版社成为战地记者。

当时他拍摄的第一批照片寄回美国时，使得《生活》杂志的编辑再次询问史密斯是否可以回来工作。1944 年 5 月，他作为《生活》杂志委派的记者，再次前往太平洋战区，发表不少具震撼力的战争照片。

战争、暴乱、饥荒、疾病、自然灾害、贫穷和无家可归，时常是摄影记者为人们讲述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也常会引来一些评论人士的质疑，为什么摄影记者老把相机对准社会的阴暗面呢？

史密斯在战后分析自己的作品：“我报导战争的照片并不是要惊吓人们，我自己也没有在战争中被吓死，我想要拍的是有感情的战争照片，这些照片要能打动人，甚至能掐住人们的咽喉，让战争的可怕侵入到他们的脑中，让那些人好好想想，再也不应该有战争了……。我必须用我的肉体和精神力量，尽一切可能阻止和延迟下一场战争。”

1955 年，史密斯再次跟《生活》闹翻，并加入知名的玛格南图片社。起初，编辑约翰·莫里斯非常乐意看到史密斯的加盟，“他正是玛格南所崇敬的那一类、十分严肃的摄影师，他的作品非常精美，有新闻价值。但我没有意识到他的加入会带给玛格南那么多麻烦。”

拍摄匹兹堡的专题时，史密斯差点搞垮了玛格南图片社，当时他接到的指令是用几个星期时间到匹兹堡拍摄 100 多张照片，而他擅自花了 5 个月的时间，拍了 1.3 万张照片，还用 18 个月冲洗照片。

深入水俁市

“你们听说过一出生就患水俣病的婴儿吗？他们头不能举、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食不能咽、手不能握、脚不能走。” 一位水俣症的家属公开抗议窒素株式会社时说。

1971 年，史密斯从她的妻子美绪子口中得知水俣症，立刻前往熊本县，这一待就是三年。由于对水俣症情况还没彻底了解，他每天只吃自己种植的蔬菜果腹。他住在一栋民房里，每天在水俣市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

史密斯和拍摄对象的关系成为了专题摄影的一部分，在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新闻摄影被重新定义，进化成一种艺术形式。

史密斯曾说：“由了解人物而循序渐进，我们经常在一对夫妻去示威抗议时照顾他们的小孩。他们的住处离我们的房子约十分钟步程，每次路过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有人在照应她，我也一定会看到那位母亲所付出的不凡爱心。她总是那么愉悦，使我观察得越多，越觉得它涵盖了勇气最美好的层面，水俣村民就是以这种勇气，与那家公司对抗。”

事实上，当史密斯来到水俣市时，水俣症早已经侵蚀当地人的生活十几年。而他的摄影作品是让这块土地的秘密，一举扩散到全球的关键媒介。

水俣症究竟是如何彻底改变一个平和的小镇，使得这里的居民陷入疾病与贫穷缠身的深渊。直到现在，依然有不少著作自此事件取材。

与史密斯来到水俣市的同一年，导演土本典昭的纪录片《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才刚刚上映，片中纪录 29 户患者的家庭，以及当地的抗争活动，以受害者的视角出发理解这个事件。

日本熊本大学医学博士原田正纯，也曾在著作《水俣病：史无前例的公害病》里写着水俣市居民的惨况：“我们多次走访水俣症患者频出的水俣市的渔村地区，在走访患者多发的地区，举目四望，映入眼帘的是美丽的大海和一望无际的蓝天。但是，回眸渔村，看不到健硕的渔民和出海的渔船，取而代之的是宛如紧闭的贝壳一样的的死寂，连一只活蹦乱跳的猫都没有，最让我震惊的还不是病情严重性，而是贫困和歧视，患者们被当作传染病原，受到歧视，堕入贫穷的深渊。”

5 月 1 日，是发现水俣症的 62 周年纪念日。日本媒体报导，截至今年已确认的患者数，熊本县与鹿儿岛加起来一共 2282 人，期间有 1931 人已死亡。

题图来自尤金·史密斯的作品《母亲抱智子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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