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日本虽挥别了高歌猛进的 GDP 高速增长年代，但失落的三十年尚未来临，“日本第一”的神话尚未破灭，整个社会还是一副繁华富足花团锦簇的模样，整体社会氛围也大体是祥和平安。不过，在这样的外表下，涌动着怎么样令人不安的湍流，并不太为百姓所知，而知觉和辨别能力往往先人一步的日本艺术家群体已经开始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安的氛围和不祥的预兆，这其中日本摄影艺术家藤原新野可谓佼佼者之一。
藤原新野在其《东京漂流》一书中，准确地把握到当时日本社会时尚背后折射的扭曲及其根源，并通过对几起看似个案的凶杀案的解析，指出日本社会过于功利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所埋下的病灶所在，真可谓目光如炬刀刀见血。对于刚刚经历过发展狂潮社会日渐笼罩在一团戾气当中的读者来说，如今读来感觉格外令人警醒并扎心。
在 1970 年代周游世界的藤原新野回到日本后，迅速从日本社会当时风靡的时尚消遣卡拉 OK、漫才和职业摔角中看出日本所谓的“密室”文化。所谓密室，就是一群人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扎堆酝酿共同幻想的大众文化形态。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分析，则像是具有宣泄功能的设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密室或设施，不同时代的密室相互隔离，又在彼此厌弃的状态下共存。
藤原新野发现这两种国外绝对找不到的、可以称为日本国粹的密室文化，有一个特别的关联：卡拉 OK 的顾客多半是昭和个位数一代生人，而去看漫才表演的绝大多数观众正好是爱唱卡拉 OK 那一代人的子女，就是人们所说的父爱缺失年代中的父辈与子女。而巧合的是，八十年代初日本几宗著名的刑事案件，也主要源自于昭和个位数一代与他们子女的争执之中，比如一个高尚住宅区里一个叫一柳的家庭里儿子将父母杀死的惨剧。
在藤原新野看来，一柳家毁灭的过程，不过是全日本无数空洞家庭的一个缩影：被日本企业理论支配而失去自我的父亲；封闭的住宅构造与小区环境；在生产扩大理论下大张旗鼓的英才式教育与考试地狱里压抑着长大的孩子。这个惨案象征着昭和个位数一代的父亲与他们的孩子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这种毁灭在日本处处可见，它的促成因素与诸多日本家庭有太多共同之处，只不过不经常以那么极端的方式呈现，而一柳家不幸有几个环节用力过猛而失控了，于是导致命案的发生。
藤原新野断定八十年代的家庭毁灭向大范围扩散的时间点，与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之间，“家宅”这一神器出现的时机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当战后日本人终于获得他们一贯追求的最后的神器时，势必遇上天堂与地狱的逆转。
在藤原新野看来，在日本人建在高价地皮上的高档家宅建成的那一刻，一户人家便失去了过去调节家庭秩序最重要的坐标轴。这个坐标轴也可以称为家庭的目标，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联系家人关系、制约人们行为、弘扬生活美德的目标是：倍增所得、扩大生产和消费、获得高档时尚电器等神器，最后在像田园调布这样的高档社区盖一栋自己的家宅。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人们往往在一场耗费精力的祭典结束后，呈现出空虚无力。而不知为何，得到目标后的空虚感又比屡屡失败之后来得更强、更难摆脱。这种祭典不一定是精神性的，更多时候是非精神性的。
这种情感体验，对于思考家宅建成前后由喜剧变成悲剧这一过程具有指导意义。八十年代的日本家庭突然被丢进一片精神荒原，为求生存，人们必须重新摸索如何维系家族关系。过去的人们靠着包括精神层面的饱满丰富等许多要素维持一个家族的底蕴。然而八十年代的家庭看不到这些，家庭失去了价值根基，被悬吊在空中。在过去，父亲曾经被视为家庭价值观的坐标，然而现代日本家庭中的父亲们将人性都寄托在物质上，抹灭了自我，甚至连良心与辨别善恶的基准都全部舍弃，一生总在为自己对物质的饥渴编织借口。
他们显然不能拯救家庭濒临崩溃的危机，创造出治愈家庭顽疾的家规。长久以来，偏狭的社会环境早已将为人处事的坐标抛弃、荒废、风化，遗忘的一干二净。所谓的家族精神，看似一片真空。而被深深植入八十年代家庭真空之中的，正慢慢显出狰狞的原形：家庭中的孤立感以及沟通的断绝，甚至彼此的仇恨与敌视。
与家庭内部的荒原化相对应的是由于缺乏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导致的社会的原子化，而此一阶段各种无目的和无特定对象的杀人和纵火事件也开始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埋下了日后真理教在地铁投放沙林毒气的伏笔。
也是在这一阶段，各种密室便大行其道：为生活在八十年代的各代人准备的密室，就是因应各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情感制造出的身心净化装置。
卡拉 OK 密室满足了商业社会严格管理下的一代人想当主角的心愿。也可以说在管理社会的压抑下，它使得感情逐渐封闭的人们在无情追求利润后，能让心灵中燃烧的小小野性得到一时解脱。这代人翻过了人生的高峰，时代也翻过了名为经济高速的高峰。在觉醒与赎罪的季节里，他们透过一首首豪情的歌曲、力竭地唱着蕴含人生悲喜的歌词，企图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回归真实的自我。
漫才（欢笑）密室则以笑倒观众为目的，透过拆解社会不合理构造得到的快感，以及实话背后显现的真实人性让观众产生共鸣，得到精神净化的效果。而职业摔角（愤怒）密室则通过正反派的分组，让一代观众将情绪投射在复仇的英雄主角上，意图以密室中的娱乐净化管理社会下被禁锢的真心。
与这些密室的流行相映成趣或相辅相成的则是“正能量”的大流行：表明坚持和平宪法立场的《日本国宪法》热卖成为现实，反核运动急遽大众化，义工活动在市井间扩散，文化讲座在全国蔓延。在藤原新野看来，这只不过是失去价值判断基准的人们开始试图以最便捷的方法挑选适合自己的心灵坐标，也即以最快、最简单的办法定义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恶。
而这种善恶分明的单一思维，也正好提供了治疗另一种啃噬八十年代家庭病症——家庭中的孤立感以及沟通的断绝——的最有效方法：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为了寻回失去的家族归属感，必须有共通的解决方式。
在荒谬的八十年代，孤立的每个人、每代人、每对父母与子女都只能在彼此价值观的最大交集内沟通，超过这个范围，便完全无法交流了。于是，一家人便在白色木制餐桌上放一张非洲饥饿儿童的照片，在这任谁看了都觉得悲惨的照片中倾注感情，从新的幻想中确认彼此价值观的共性。
作为亚洲地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先行者，同时也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弊端的承受者，日本社会的经验教训显然值得后来者深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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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Jezael Melgoz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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