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1995 年以来，美国家庭在育儿方面的开支上升了 70%。全国性数据进一步表明，在 2007 年至 2017 年的 10 年间，育儿开支的增速跑赢了整体通货膨胀率足足一倍。

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卫生部给出的建议是，育儿成本在家庭总收入的 10% 以下才是“可负担”（affordable）的。现实中，美国父母通常将总收入的 9% 到 22% 都用在了照顾孩子上。

但这种压力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称，育儿消费的“升级”对女性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一些母亲被迫或是主动转型为家庭主妇，将精力集中于育儿上；另一些母亲则选择做兼职工作，作为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兼职同样不利于他们的职业发展。

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统计数据，去年，57% 的 16 岁以上女性处于被雇佣或求职状态，这一数字在男性中是 69%；关于兼职的数据恰恰反了过来，大约五分之一的女性在打兼职工，比例超过男性的两倍。这些女性往往将育儿和家庭负担作为选择兼职的理由。

为什么女性会首当其冲？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同时考虑观念和现实因素。传统的家庭分工是女性照管家务，男性提供经济保障，这一模式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挑战，其影响并未彻底消失。于是，当家庭面临挑战时，女性“回归家庭”似乎是更顺理成章的决定。

而在现实层面，女性离开职场则体现了性别不平等“自我复制”的特点。在不公平、通常也不透明的工资制度下，女性雇员的工资往往低于男性雇员，这为母亲作出更大的职业牺牲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解释。讽刺的是，女性在家庭方面的更大投入——包括更高的产后离职率——也成了雇主为女性制定更低的薪水标准的理由。

育儿开支仅仅是生育负担的一个显性部分。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截至 2015 年，一对中等收入的美国父母从生育到孩子长到 17 岁平均花费了 23 万 3610 美元（约合 162 万人民币）。分娩一项的成本即可高达数万美元，产后费用则日渐多元：住房、食品、保育、交通、医疗……这些都让“养一个孩子”成了难以负担之重，迫使至少一方作出牺牲。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还和文化相关。《市场观察》（Market Watch）提到，过去一个世纪，美国人对“童年”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儿童从家务劳动的参与者，变成了被竭力呵护的对象。围绕日趋娇贵的儿童形成了一系列收费不菲的服务，比如体育等方面的兴趣培养，由此多出了一笔潜在支出。

劳动力市场化的条件下，全世界女性都在职业与家庭之间做着艰难抉择。以日本为例，在安倍晋三内阁“女性需要站出来”的疾呼声中，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已达历史新高，但多数是非正式职员或兼职人员。与之相对应的，是初婚年龄、不婚率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在中国，教育普及和城市化进程被很多人认为有助于改善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许琪研究发现，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对女性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生育子女后，中国城市女性不得不大幅减少工作和闲暇时间，将精力用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小孩上，而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不会因结婚生子发生太大波动。大学教育虽然会缩短女性婚后的家务劳动时间，但这种影响仅仅作用于生育之前。

和日本的情况相似，很多不愿放弃职业的中国女性选择推迟初婚和生育年龄。这种转变体现在生育政策改革的遇冷上，长期来看，更可能引出诸多社会问题，包括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关系的变革。

不过，减轻女性生育负担、保障其职业机会并非不可能的任务，至少已经有一些地方在尝试往这个方向努力。2017 年，日本政府宣布将在 2022 年前为 32 万名儿童建造托育中心；过去 20 年里，瑞典逐步赋予男性不可转让的产假权利，从而平衡生育对两性的影响；更为完善的家政服务市场，也被认为有助于女性留在职场。

题图来自：Andrew Seam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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