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最长的一日》这部电影的人们，想必都记得这个场景：人们想报告希特勒诺曼底登陆战打响的消息，却被其副官告知元首在睡觉，于是一个德国军官愤懑地说，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只因为元首在睡觉。把德军反击诺曼底登陆战的失利都怪罪于希特勒多少有些夸张，但他无疑要负大部分责任，因为是他人为加剧了原本就比较混乱的指挥体系。
尽管德国人喋喋不休地述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原则，但纳粹管理武装机构和他们管理政府一样，靠的是分而治之的原则。希特勒故意混淆管理机构的权限，这样一来，谁也不会确切地知道哪些人在管理哪些事务。陆海空三军大肆开展军种间的对抗，这无疑强化了元首的作用。
隆美尔无法控制在法国的纳粹德国空军，也无法支配海军，还无法管理被占领土的行政长官。他对驻防法国的党卫军没有管理权，对伞兵和防空部队也同样，因为他们属于纳粹德国空军。指挥上的分裂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例如，盟军舰队逼近海岸时，沿英吉利海峡的海军的岸炮将依然由海军控制，但当盟军部队一开始登陆，海岸炮的控制权就将转移到纳粹德国国防军手里。
直到最后隆美尔也没搞清楚他与伦德施泰特到底谁将指挥这场战役。最糟糕的是，希特勒想亲自担任指挥官。希特勒一直亲手掌管装甲师，只有他的命令，他们才能参战，而他的司令部却远在千里之外。
相比之下，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没有这类问题，他的指挥权非常明确，他的命令将得到绝对服从。起初，并未让他指挥盟军的轰炸机部队，但他威胁说不让他使用轰炸机，他就辞职，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满足了他的要求。1944 年春天，英国的每一名陆军、空军、海军，以及每一个部队，都服从艾森豪威尔的指挥。
指挥系统的紊乱还因为德军内部对于如何防守盟军登陆战的重大分歧而加剧。隆美尔认为，在登陆日只有机动步兵和装甲师才能采取迅速反击，所以这些部队要运动到靠近海岸的地方，以发动决定性的反攻。但伦德施泰特有不同意见，他想让盟军向内陆移动，然后在法国内部打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完全在英军和美军战舰及巡洋舰重炮的射程之外。这个重大分歧一直困扰着德军最高指挥官，直到 D 日以后。
隆美尔认为，如果不及时把登陆部队赶下海，盟军的空中能力会使推进变得很容易。隆美尔坚持把主要的作战集团军设置在沿岸地带，掘壕固守。隆美尔告诉德军将领，他想在海岸线上挖掩体，将每一辆坦克隐蔽起来。伦德施泰特却认为，在海滩上作战，德国人就等于将自己暴露在盟军舰队的炮火之下。伦德施泰特一贯相信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在内陆打运动战远胜于在固定工事里打阵地战。1944 年的前五个月，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沿海各师的交通设施上。但是，伦德施泰特在自己部队下面安装车轮的努力被隆美尔沿岸挖掩体所抵消，他只好让所有的士兵固守火炮。
德军装甲作战专家古德里安将军对隆美尔的固执感到震惊，他认为“装甲结构的力量正是在于其火力与机动性”。他劝说隆美尔把坦克从盟军舰炮的射程之内撤回来，因为西西里和萨莱诺登陆的教训显而易见：在舰炮的轰击之下，德国人无法打决定性的战役。但隆美尔不愿让步，他说“假如你们把装甲师留在后方，他们永远也不会前进。一旦入侵开始，敌人的空中火力将会阻止一切可能的推进。”
古德里安向希特勒汇报，建议撤回来在内陆部署。希特勒优柔寡断，半心半意地定出和解方案：他将第 2、第 21 和第 116 师三个装甲师交由隆美尔管辖，另外四个装甲师放在内陆待命。德军统帅部指挥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让隆美尔确信，尽管这四个装甲师由德军统帅部指挥，但“在我们真正了解敌人的意图和进攻重点时，马上会放手让他们参加行动——你无须进一步争取”。但这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一个德军装甲师的指挥官在关键时刻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他不是听从一个人，而是要听从隆美尔、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三个人的命令。
这种局面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希特勒既不支持隆美尔，也不支持伦德施泰特和古德里安。隆美尔尽最大努力集结他的三个装甲师，而除这三个装甲师之外，隆美尔的部队几乎没有机动性。希特勒不给隆美尔坦克指挥权，就等于否认了隆美尔的战略。与其说盟军或法国抵抗运动使强大的纳粹德国装甲师丧失了机动性，不如说第三帝国的领导的决策让他们成为这样。
就这仅剩的三个装甲师也无法形成一个拳头，因为隆美尔无法确定盟军究竟从哪个地方登陆：由于德国人力图设防的前线面积太过巨大，要想兼顾多个可能遭到进攻的目标，就必然导致没有哪个师可以被部署在能够几小时内到达海滩的地方
除了战线过长外，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也加剧了德国防御者的盲目感。制空权和制海权让盟军有了空前的机动性和隐蔽性，他们知道战斗将在何时何地打响，而德国人却无从知晓。
在制空权方面，希特勒再次成为盟军的神助攻。戈林本来已经造出了令盟军飞行员胆寒的喷气式飞机，美国第 8 航空队指挥官曾经坦承，如果德国人能将喷气式战机大批部署到法国海岸，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复存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可能会被挫败。但希特勒更想要的是能够轰炸伦敦和打击在法国海岸登陆盟军的轰炸机，结果喷气式战斗机的生产被搁置。当然这种顾此失彼本身也说明到了战争的后期，纳粹的生产能力已经面临巨大的瓶颈。
与纳粹的物资短缺相比，盟军的“民主兵工厂”制造了奇迹，体现了美国经济体制的杰出成就。美国的制造业优势除了体现在人们所熟知的那些产业巨头身上外，还体现在无数的小型制造商身上，这一点在登陆艇的生产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喜欢并习惯于驾驭大舰巨炮的美国海军不愿摆弄小小的船只，他们的大承包商，那些大造船厂也有同感。因此，这项任务只好由小商人、小承包商、冒高风险的人来承担。这种人有许许多多，但是最杰出的登陆艇的设计者兼制造人，是新奥尔良的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斯。安德鲁·希金斯在小型船只设计方面自学成才，20 世纪 30 年代时，他一直为石油工业制造船只。他当时正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沼泽地勘探石油，需要吃水浅的船只，能够开上岸再退回海里。他为此设计的木质结构的“尤里卡”船，能完美地满足这一需要。
希金斯非常相信会有一场战争需要数以千计的小船，而由于到时钢材会供不应求，木头会成为重要的替代材料。于是他从菲律宾购买了 1939 年产的全部红木，贮存起来留作将来之需。据说海军舰艇局原打算自己设计登陆艇，而不想和这个脾气暴躁、高谈阔论的爱尔兰人打交道，因为他居然想用木材而不是用金属造船，而且一天喝一瓶威士忌。此外，他的希金斯实业公司也是墨西哥湾沿岸上一个不起眼的公司，在东海岸不被社会认可。
后来希金斯在与海军官僚的博弈中胜出了。海军陆战队喜爱他生产的车辆人员登陆艇，它远远胜过海军设计者或竞争对手制造的其他款式，它的优越性说服了盲目、愚蠢和落后保守的官僚。希金斯实业公司制造的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尤里卡的设计为基础，用一个柴油机提供动力，由一个有防护的螺旋桨推进。登陆用的斜板（或称为斜门）是金属材料，但舰侧和方形舰尾全是胶合板，这样就大大节省了钢材。
希金斯登陆艇非常理想地满足了诺曼底登陆战的需求，它可以运载一个 36 人的排，或一辆吉普车和一个 12 人的班到岸边，让他们在几秒钟内冲出舰艇，然后退到海里，返回母舰再运另一批。到战争结束时，希金斯工业公司生产了 2 万多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它们被称为“希金斯艇”，在地中海、法国、硫黄岛和冲绳岛，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源源不断地将步兵运送上岸。乘希金斯艇登陆的美国士兵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登陆艇的运载总数。
盟军的迷惑战术，也极大地误导了德国防御者，让他们直到 D 日还以为进攻会在加来发生。英国人很早就破获了英格玛密码，还策反了一些德国特工人员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德国人对自己的谍报工作一向自负，认为习惯于在媒体上吵吵嚷嚷的民主国家藏不住秘密。从特工人员那里接收到如此大量的信息，更增加了德国的自负，认为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间谍队伍。这令他们更加确信：英格玛是最好的密码机，绝对不可破译。他们还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情报与反情报系统。
此外，盟军卓有成效的空中侦察和法国抵抗运动成员提供的现场情报，也令盟军对诺曼底附近的地形和德军部署几乎了如指掌。除了提供情报，抵抗运动成员还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在降低德军运输效率方面尤其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德国防御者相比，艾森豪威尔从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
D 日登陆成功是一连串事件，可归功于来自美国工厂源源不断的武器，盟军的空中和海上控制，情报和伪装系统，法国抵抗运动，希金斯和其他发明家及企业家的坚持不懈与创造能力，美国和英国工商界、政府和劳动者的协作等。
总之，按照《诺曼底1944》的作者斯蒂芬·阿姆布鲁斯的说法，通过 D 日的胜利，西方民主国家戳穿了纳粹宣称的谎言：民主国家天生就没有效率，独裁国家天生就有效率。事实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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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最长的一天》 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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