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香港上环的东华医院入口处至今保留了古老的中式牌坊。这所成立于 19 世纪的医院最初以中医疗法问诊，不过在随后的战争和疫病中，中医无能为力，西医疗法被引入并彻底改变了东华医院和香港的医疗系统。如今东华医院是香港的公立医院之一，以西医疗法为主。

除了小型的私人中医诊所，香港目前没有一间中医医院。三所大学的中医专业学生也需要前往内地中医医院实习。

香港第一间中医医院预计在 2024 年开始运营。上周，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麟在一场发布会上称，政府将于明年下半年公开招标，寻找合适的非牟利机构来运营这所中医院。2016 年，香港政府本来打算交由第三方非牟利机构建造并运营中医医院。但在《2017 年施政报告》中，政府决定自己出资建造。 

预计新医院将提供 400 张床位，但考虑到中医无法处理急诊服务，“无可避免要有全面的西医服务，不符中医为主的方向”，因此不设急诊室。

成立中医院，并非为了回应患者的需求。香港人对中医的热情不及想象中强烈，且在衰减。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7 年年底发布的主题性住户统计调查显示，通常选择向西医求诊的人数是向中医问诊的 9 倍。前往医院管理局下属中医诊所求诊的人次比例仅为 0.7%，较 2012 年 1.1% 还有下降。

尽管服用中药引起不良反应的事件时有发生——《自然》新闻组的一篇报道称，中国药品监管机构每年收到超过 23 万份中药的不良反应报告——但带着浪漫主义的自然疗法在过去几年变得流行也是事实。中医和其它传统医学作为“补充医疗”正被逐渐接受。

在汤药、食疗盛行的香港，情况也是如此。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今年 7 月公布的调查则显示，72% 的香港受访者认为，中医适合作为“身体保健预防性护理”。

但这篇刊发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care Marketing 学术期刊的报告显示，和西医相比，人们并不会优先选择中医，对于根治疾病和执业中医师的信任度并不高。

今年年初，香港爆发流感。医管局中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中医治疗流感有一定的依据，希望延长开诊时间，参与疫情的控制，不过未能提供相关的研究实证。西医急诊室仍然是流感患者的首选。

中医从业者和支持者不满于人们仅将中医视为“补充医疗”，他们寄希望于政府打算兴建的中医医院，能帮助“规范化和科学化中医中药”，改善目前信任缺失的情况。

香港政府打算兴建中医医院的想法由来已久。行政长官《 2014 年施政报告》中即声称，政府已预留一块在将军澳的土地，用作发展中医医院。

但政府很清楚，“纯中医医院”并不可行。医管局在同一年开始推行“中西医协作先导计划”，在不同医院试行几项病症的协作治疗，包括中风、癌症舒缓、急性下腰痛和肩颈痛治疗。

中西医如何协作？除了配合治疗，医管局试图在中医界推行西医遵循的“临床循证指南”。过去，在比较西医和中医时，最主要的观点即为西医是一门循证医学，而中医并不是。

兴建中医医院被认为能改变这种状况。浸会大学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在接受《香港 01》杂志采访时说，中医临床研究裹足不前、临床证据缺乏，和仅有私人诊所零星分散的病例有关。他还举例说，西医发现新的应对肿瘤疫苗，必须透过医院的病例，获取大量临床数据，才能决定疫苗是否可应用于治疗。

吕爱平希望，建立中医医院后，香港中医可以“建立独有的模式，将治疗、临床等过程标准化及专科制度化，用以影响国际”。

这种将医疗实践和规范、研发同时推进的大胆做法，也是世卫组织如今面对传统医学的态度。世卫组织明年推出的第 11 版全球医学纲要 ICD 将首次纳入传统医学的信息。《自然》杂志指出，ICD 会影响医生的诊断、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覆盖范围、流行病学家开展相关研究，和卫生官员对死亡率等统计数据的解读。

世卫组织对这一做法的解释似曾相识：“通过监管、研究和在合适情况下将传统医药产品、从业人员与医疗实践纳入卫生体系，促进传统医学的安全有效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6 月刚刚卸任的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从 1994 年起便担任英署香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卫生署署长。2014 年，世卫组织发布了一项十年战略，旨在将传统医学纳入现代医疗保健体系中，进而实现全民医疗覆盖。

政策制定者都不会否认，传统医学近年来受到重视，和传统药物价格较低有关。中国国务院去年发表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指出，制定中医药未来 15 年的发展方向，目标是 2020 年所有人均享有基本中医药服务，以减轻政府的医疗负担。《 2018 年施政报告》显示，香港政府也考虑引入中医药为公务员医疗福利的一部分。

但寄希望传统医学改善公共卫生服务，并不一定能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中药研发不易。除了屠呦呦将青蒿素从中药中分离出来，能有效地治疗疟疾，《自然》称，科学家在其他中药和中医疗法的随机试验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香港过去有过尝试。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 1997 年、 1998 年的施政报告中连续提出，香港要争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中医中药中心”，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中药材是个价值 500 亿美元的全球市场。但耗费 5 亿元创办的香港赛马会中药研发院在 2011 年关闭，当时公开的数据显示研究院的行政开销大于科研开销。

不过，中药研究仍在持续，只是重点转向了标准的确立。正在进行中的《港标》计划已经制定了大约 230 种香港常用中药材的参考标准，并计划每年新增 28 种中药材标准。《2018 年施政报告》称，政府设立了一项 5 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应用研究、中医专科发展，同时也协助本地的中药商生产、注册中成药。

这和内地备受争议的做法不同。2017 年 10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相关草案称，只要药厂根据经典名方生产制剂，就可以免去成本高且周期长的临床试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药监局将共同拟出一份经过批准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对于中医药来说，标准的确立始终是个难题。香港前线中医联盟秘书长陈文瀚在接受《香港 01》杂志采访时说，完全采用西医的标准可能会妨碍到中医的常规做法。以针灸治疗为例，如果将其视为“入侵性治疗”，需要不断提高防感染标准、独立消毒穴位，并多次核对针数，这同时也会增加额外的开销。

题图来自 Photo by Antonika Chane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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