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又一年的诺贝尔奖颁发季，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在 10 月 8 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发布了一份受到举世瞩目的报告，从科学角度评估写入 2015 年《巴黎协定》的那个到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1.5°C”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该如何实现。

《巴黎协定》把升温控制在 2°C 以内作为底线，同时把 1.5°C 作为一个“跳一跳争取够到”的高阶目标。但是一方面，人类与 1.5°C 目标的距离关系到和底线还有多远，另一方面，1.5°C 本身也不意味着安全，而只是相比之下后果还不那么严重。同时，如果人类错过了 1.5°C 再一不小心冲过 2°C，那么谁也说不好迎接我们的会不会是一个“拐点”，届时地球将由于海冰融化削弱地球反射阳光的能力、永冻土融化释放甲烷（一种强温室气体）等等一系列自我加强的温室效应而进入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因此，守护 1.5°C 目标事关全人类未来。

然而就在当下，人为因素已经让地球升温 1°C。在未来的 82 年里，人类能守住 1.5°C 的关卡吗？

IPCC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于 1988 年联合建立，旨在为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专业的科学评估。它本身并不开展研究，而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对每年发表的成千上万项科学研究进行评估，通报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2007 年，它和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扩充并传播有关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知识，并为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打下了基础。

出席发布会的科学家说，这份《全球升温 1.5ºC 特别报告》是 IPCC 发布过的最重要的报告，也是倾注了最大力量的报告，它的三个工作组首次投入同一份报告的生产，从来没有哪一份 IPCC 的报告涵盖这么多学科。

报告发现：虽然 1.5 度与 2 度只差半个摄氏度，但两者后果的差异却是不成比例的，比如：

相比把升温控制在 2 度，控制在 1.5 度能使 2100 年时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减少 10 厘米，这意味着 1000 万人免于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北冰洋夏季无海冰的可能性为每世纪一次，而非至少每十年一次；珊瑚礁将缩减 70～90%，而非 99% 以上全部消失。此外，相比 2°C ，1.5 度下的极端天气会更少，生物多样性可以得到更好的保存，玉米、大米和小麦的减产更少，面临缺水的人口会少一半，以及数亿人将免于陷入贫困。

“每一点点升温都是要紧的，特别是因为升温 1.5 度或更高会增加具有长久影响或不可逆转的变化的风险，比如一些生态系统的消失。”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问题的 IPCC 第二工作组联合主席、海洋生物学家 Hans-Otto Pörtner 说。

虽然在《巴黎协定》中，世界各国首次对“2°C”的目标基本达成一致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那仍然是一个悲哀的目标。1.5°C 是一个值得全力追求的目标。

然而现实是，就在当下，地球平均升温已经达到了前工业化时期的大约 1 摄氏度。“更多的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北极海冰减少以及其他变化已经让我们目睹了全球升温 1°C 的后果”，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基础的 IPCC 第一工作组联席主席翟盘茂说。而报告估计：如果按照现在的变暖速度，极可能在 2030 年到 2052 年之间，变暖 1.5 度就已经达到了。而根据报告中引用的数据，以目前各国根据《巴黎协定》要求制定的截止到 2030 年的减排承诺（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无论之后的承诺为何，到 2100 年的人为因素导致的升温可能达到 3～4°C！但即便如此，根据新闻报道，目前各国政府仍然普遍不能完成各自根据《巴黎协定》自主设定的目标。

考虑到这些，想让 2100 年升温仍被控制在 1.5 度以内，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于一位参加了《全球升温 1.5ºC 特别报告》编写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在报告发布前接受《卫报》采访时说，距离实现 1.5°C 的目标，我们“连边都不沾”（nowhere near on track）。

但是 IPCC 仍然认为这是可能的，只不过这意味着“需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快速、深刻的、史无前例的变革。”报告通过测算得知，这意味着到 2030 年，全球净人为二氧化碳排放必须比 2010 年水平降低约 45%，到 2050 年达到“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同时大幅减少以甲烷（天然气的主要成份）为主的其他促成升温的物质的排放。相比之下，实现 2°C 则只需要在 2030 年前减少 20%，到 2075 年才实现净零排放。所谓“净零排放”，是指任何碳排放都要有等量的去除。

“快速、深刻的、史无前例的变革”需要在土地、能源、工业、建筑、运输、城市等各领域发生。这包括让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减少能源消耗，护林造林，生态系统修复，采用资源压力更小的膳食结构，使用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等。比如，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需要占到世界电力的 70～85%。而在余下的化石能源中，在安装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设施的前提下，天然气可占大约 8%，但是煤炭的使用则将几乎降到零。此外，它还倡导普通人的行为改变，包括减少能源消耗和和转向资源消耗更少的饮食结构。

全球变暖的确有可能随着温室气体浓度的回落而回落。但是报告指出，如果允许温度超出 1.5°C 的界限，期待未来降低二氧化碳浓度让升温逆转，那么人类就会更加依赖二氧化碳去除（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手段。但是，这些手段在大尺度上运作的有效性是没有得到证明的，其中一些对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比如“太阳辐射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向平流层注射二氧化硫等气体以生成气溶胶，或直接释放颗粒物，来降低太阳对地面的辐射，以及“海洋肥化”（ocean fertilization）——向海洋中投放铁、氮、磷等营养素来增加其生物量，以达到使海洋表层可以固碳，海洋深层和海底沉积物被用于碳封存的目的。而即便是一种最常规的二氧化碳去除手段——植树造林，实施不当也有可能影响土地利用，冲击粮食安全。

而更何况，报告还写道：如果温度超出 0.2°C，可能根本就无法部署充足的二氧化碳去除手段，而且，即便温度可逆，此时很可能已经造成了大量不可逆的伤害，比如一些生态系统的消失。

因此，“先发展，后治理”和“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只会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而赶紧行动，则有着明显的好处。报告的《决策者摘要》中写道：只有在显著早于（well before） 2030 年世界碳排放量就开始降低，才能避免超出温度界限，并避免在未来依赖于大规模部署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在 2030 年之前排放越低，2030 年之后实现成功控温 1.5°C 的挑战就越小。如果拖延不动，未来所面临的风险包括成本升级，被锁死在碳排放基础设施，化石能源资产闲置，以及未来中长期应对手段灵活性的丧失。这被国内有的媒体以标题党解读为“全球变暖留给人类只剩 12 年，90 后五险一金白交了”。

在发布会之前的 10 月 1 日～5 日，来自 195 个 IPCC 成员国政府代表和科学家们就已经聚在韩国仁川，就报告展开讨论并确定《决策者摘要》文本。IPCC 的工作方式是每隔五到六年动员全世界为数众多科学家进行一轮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如今已是第六轮。上一轮评估于 2014 年完成，其成果贡献于 2015 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的讨论。那次评估详细分析了升温 2°C 的后果，但是并没有对 1.5°C 进行深入研究。虽然最终“1.5°C”被作为《巴黎协定》中将 2°C 作为底线的同时将 1.5°C 作为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大家都不太清楚 1.5°C 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它会有什么影响，以及该以什么途径实现。因此在次年，负责气候谈判并推进公约执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邀请 IPCC 开展关于 1.5°C 的评估，并在 2018 年发布报告。

这个先定目标，再回过头去搞明白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的局面，似乎有点尴尬。这得从 “1.5°C” 的历史说起。

1990 年，40 多个小岛屿国家和低地势沿海国家组成了“小岛屿国家联盟”，来强调它们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2008 年，其中的图瓦卢委托德国一家机构对升温 2°C 情况下对本国的影响，发现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提出应当确保升温“显著低于（well below） 1.5°C”，这个要求也成为了小岛屿国家联盟的要求。

应该把升温控制在 1.5°C 还是 2°C 以内，成为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主要争议。结果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将 2°C 作为首要目标，同时附带说将会考虑 1.5°C 的可能性。

此后，将 1.5°C 作为目标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一些科学家认为 2°C 不足以给地球一个安全的未来的同时，另一些认为 1.5°C 是不可能实现的。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1.5°C 问题再次成为博弈的焦点，最终它被作为“显著低于2°C”这个基本目标之外的高级目标。但是，1.5°C 当初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主张提出来，在科学上它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因此在巴黎会议之后，UNFCCC 才回过头来委托 IPCC 对 1.5°C 进行科学评估。这才有了 10 月 8 日发布的这份特别报告。

可能有人会说，在 1.5°C 问题上，政治取代了科学。但是，在人类已然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未来应该由谁承受多大程度的损失？”就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而关于 2°C 目标的由来，则具有另一种戏剧性。它的出现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当时科学家已经形成共识：人为因素正在造成全球变暖。但是提出 2°C 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不是别人，而正是在 10 月 8 日当天 IPCC 发布会后 7 小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当时结合自然规律、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初步算出合理的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应该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两倍，相应地地球会升温 2°C。1990 年，一家瑞典的研究机构也将 2°C 作为可以接受的升温极限。随后这个数字进入政治领域，1996 年首先被欧盟采纳，并在 2010 年首次被写入具有约束力的气候条约——《坎昆协议》。当时使用的语言是“低于 2°C”。2015 年，它终于被以“显著低于 2°C”的措辞被写入《巴黎协定》——人类迄今共识最广泛、内容最全面、最有政治抱负的气候协定。

2°C 也不是一个精确值，但它的意义在于简洁有力，从而成为一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结号。

仁川的发布会上，在场或在线的多位提问者反复问在座的科学家：你们到底对实现 1.5°C 目标有多大信心？而科学家们反复回答：作为科学家我们只能回答科学问题。就物理和化学法则而言，这是可能的，但问题是这还取决于政治决心和它们的制度，这些是科学家无法回答的。而这将是今年 12 月在波兰卡托维兹（Katowice）举行的第 24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政府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参与报告撰写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低碳能源企业已经全球领先，全球的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中国的技术发展和出口、经济发展尤其有利。放眼未来，到 2040 年时，中国预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全世界处于一个和平、少灾难的局面，对届时中国的发展也是有益的，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我希望中国能够设立更强有力的减排目标。”

即便科学家们说我们只管科学技术的事，但这份报告不是没有社会和政治的维度。

IPCC 在报告中表示：它试图把升温 1.5°C 问题放在减少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视野下看待。因为一方面，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排放最少的人往往受到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冲击，而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庞大的资金和技术转移，这意味着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同时，原本高度集中的化石能源产业将转型成为分散得多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这其实可以让经济有机会变得更加普惠——这似乎是如山的坏消息中的一个好消息。

面对记者关于气候变化中的公正问题的提问，IPCC 第三工作组联席主席、伦敦帝国学院环境政策中心教授 Jim Skea 回答说，他自己刚刚接受苏格兰政府邀请，担任一个“公正转型委员会”（Just Transition Commission）的主席，就是试图回应这个问题。

“低碳转型不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而是就业机会的增加。这其中会出现很多新的类型的就业，需要赋予劳动力以新的技能，需要改造就业市场的供给侧，这些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来确保能源转型是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展开的”，Skea教授说。

题图为冰山 B-15， 来自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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