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1 日晚上八点三十分，也就是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上海站预计开始的时候，Modernsky Lab 舞台上的屏准时放起了演出的开场视频。

伴随着古巴林荫道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Bruca Manigua》的歌声，屏幕上闪过了几张人们跳迪斯科的照片。大约一分钟的时候，“阿珍爱上阿强”和“五条人”的字样出现在了屏幕上。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茂涛左手拿着装有啤酒的一次性杯子和仁科走上了舞台。

当晚第一首歌是《倒港纸（兑港币）》。1960、1970 年代，在他们的家乡广东海丰，有许多人偷渡到香港。他们中很多人在 1980 年代回乡投资。《倒港纸（兑港币）》便是取材于 1980 年代末海陆丰（海丰与陆丰的合成）的一个特殊行当：港纸贩子。他们低价回收港币，再高价换出。五条人用海丰话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身后的屏幕上投影出了这首歌的歌词。

从 2009 年发行第一张专辑起，五条人就用音乐记录着城市的转型以及社会中边缘人物的生活。《南方周末》2009 年把年度音乐授予五条人的《县城记》时写道：“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五条人对社会城市转型以及小人物的记录是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元素，从县城里的老光棍到都市里的坐台小姐。因为表达方式类似新闻，有人把五条人的作品称为“新闻民谣”。事实上，五条人在创作《初恋》这首作品时，把新闻稿的叙述直接拿来当做了歌词。五条人的歌词有时显得简单甚至粗暴，不过在乡土气息的主题下，这种直白的描述反而产生了一种合理感。

无论是五条人本身还是与他们合作的设计师都不避讳“土”或者“low”的评价。

“可以土到掉渣，不能俗不可耐。”仁科说。

因为五条人有大量的方言作品，演出时的字幕投影和匹配的视觉效果成为了更多人理解音乐内容的重要途径。五条人的老乡设计师胡镇超“胡子”从五条人成立开始就与他们有合作，为他们的演出设计海报、制作了专辑《广东姑娘》的封面。这次“阿珍爱上了阿强”巡演时的投影也是他负责的。

当五条人唱起《美丽漂亮，英俊潇洒》时，“美丽她长得非常漂亮/像星星一样闪亮”等歌词投影用的是黄色网页上常见的小广告般的浮夸字体。在胡镇超看来，色情元素和带有荷尔蒙的歌曲结合是一个好玩的搭配。

“那样的视觉是很多设计师忌讳的，就是用很多字体、很多艳俗的颜色。但是五条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这么去做。因为那首歌也是那种感觉。也是五条人给我的一个感觉，让我去做那么大胆的尝试，可能其他的歌手都不敢做得那么 low。”他说。

五条人的编曲则与市井气息的歌词相辅相成。知乎上有人这样评价他们的音乐：无论是人声，还是吉他、鼓、风琴或者其他什么乐器，听起来都是如此的真实，富有细节，仿佛他们就在你面前，很有现场感（当然这和他们音乐的录制方式有关），所唱的内容也非常的接地气，大多是生活里的常见事。这样的音乐往往让人听起来很舒服，透彻。

虽然名曰五条人，实际上乐队的核心只有茂涛和仁科两个人。37 岁的茂涛和 32 岁的仁科都来自广东省海丰县。港台流行音乐伴随着茂涛和仁科的成长——仁科的家开了一家卡拉 OK 厅，用他的话说，自己在卡拉 OK 厅长大。非音乐科班出身的五条人音乐创作最大的影响来源于两个人在广州卖打口碟的经历。通过打口碟，他们既接触到了像是大卫·鲍伊、鲍勃·迪伦和弗兰克·扎帕这些传奇，也从古巴、吉普赛和阿拉伯等地的音乐中汲取到灵感。

“像以前最早听音乐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最早听是听磁带卡带嘛，你都会翻那些歌词啊什么的，翻来覆去地看那歌词，听他们的音乐，很认真很仔细的。而且就是说从头听到尾。在那个时候，特别是打口碟那个时候，（对音乐）我可以用饥渴这个词来形容。”茂涛说。

海丰对于五条人的影响不仅只有语言。关于海陆丰有一句俗语：“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形容那里的民风彪悍。海丰话的歌曲《阿炳耀》中，五条人借助老光棍“阿炳耀”的口连续爆粗；《曹操你别怕》中有农村里打群架的故事在。

乐评人张晓舟评价五条人的前两张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时称，它们“成功策动了方言的起义，并打破了民谣的固有套路，包括以海丰方言发展了一种独特的韵律节奏和吐词方式，一种介乎乡野民间戏曲和街头吵架之间的南蛮腔调，并且他们还大大拓展了中国当代新民谣的题材领域和叙事方式。”张晓舟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五条人在 2015 年签约了摩登天空。

从 2008 年开始，五条人每年会举办“回到海丰”春节专场演唱会。早期的演出比较随意，居委会场所也可以是演出场地。随着五条人名气越来越大，“回到海丰”从最初朋友聚会性质的演出发展成了年轻人节日式的狂欢。2015 年，五条人在一个停车场举办了“回到海丰”，吸引到了七八百名观众。因为听得懂方言的关系，广东本土的乐迷反应总是热烈一些，会高声合唱，遇到五条人选择不唱出歌词中脏字的时候，台下还会替他们喊出来。

2016 年春节的演唱会原本计划借一家酒吧的场地，那家酒吧外面刚好有个空地，不过文化局最终没有批准。2017 年春节，五条人把目光投向了学校的剧场，但由于学校场地不能商用，演唱会又一次取消。

谢略酷是一名来自惠州的设计师，同时也是五条人的粉丝，在听闻”回到海丰”无法举办后，和朋友们联系了摩登天空，希望通过自费的形式把五条人请到惠州。没想到最后居然落实成功。五条人乘着一辆被叫做“海丰号”的大巴来到惠州。于是，五条人的春节专场在 2018 年再次出现，“回到海丰”变成了“来到鹅城”。

在谢略酷的介绍下，同样是粉丝的志航也认识了五条人。在“来到鹅城”的演出中，志航负责了摄像工作。他把演出形容成是熟人的聚会。茂涛在舞台上非常朋克地咬了吉他。志航甚至可以看到五条人在演出激动时喷出的口水。“一束聚光灯打到他们身上然后有晶莹的水花在面前闪着。”他说。

谢略酷和志航后来在艺术设计方面与五条人有不少合作。“阿珍爱上了阿强”的巡演海报是谢略酷根据仁科提供的具有迪斯科风情的照片设计的，志航则制作了演出前的开场视频。

自由和信任是设计师们谈到与五条人合作的共同感受。志航在设计视频时有加入自己的想法：年轻女孩跳舞跳着跳着变成阿姨，阿姨跳着跳着消失的画面是想表达一种流行风潮和时间总会逝去的感觉。剪完交给五条人后，他们觉得很好，又多给了一些素材，志航于是就把视频延长了一点时间。双方的交流其实也就仅此而已。

五条人对于设计的合作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广东姑娘》的专辑封面由胡镇超负责。《梦幻丽莎发廊》则是和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们合作，因为觉得对方粗粝的风格与音乐的气质相符。连这次巡演海报上的字体也是专门找了书法家来做。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做音乐我希望把它做到最好。在设计方面，我们也希望把它做好，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合我们现在的音乐。”仁科说。

从县城海丰辗转到广州后，五条人的作品在维度上也有所改变。知乎上有人把《广东姑娘》这张专辑里的城市称为是“青春绞肉机”，这张专辑一扫而光了前一张专辑中表现出的从县城到城市的新鲜感，“城市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与国家意志将一代人无情地压缩为劳动力与肉体”。

地域的影响在五条人眼里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并不算特别。茂涛说：“我们只是在生活。在上海也一样。”他补充说如果是在上海生活，那么创作也会融入一些当地的元素。

上海站的演出，五条人请到了曾担任顶楼的马戏团乐队主唱的陆晨担任嘉宾。在解散之前同样被看做是城市风格代表乐队的顶马与五条人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他们在 2010 年相识，顶马当时冒着大雨在云南丽江的雪山音乐节演出，而茂涛和仁科则在台下 pogo（随着音乐跳动）。自那之后，双方经常担任各自演唱会的嘉宾。五条人在上海录制了《一些风景》和《广东姑娘》两张唱片，而录音棚正是由顶马牵线的。

文艺青年是五条人作品的重要受众。这造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分裂现象：五条人歌曲里写到的人物和他们的听众是两波人。“区区 500 元先生”（网名）是茂涛哥哥的同学，正是在他的介绍下，茂涛和仁科通过“海丰原创音乐会”认识，后来广为流传的“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也是“区区 500 元先生”早期想的文案。“区区 500 元先生”两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众。在海丰，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 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就这种心态。”

不过按照五条人的观察，越来越多的非文艺青年群体开始听他们的作品了。仁科举了这次在苏州站巡演的一个例子：全场高呼 encore 的时候，台下靠前的一名观众一直在喊要他们唱《初恋》这首歌。茂涛便说那就依他所愿。歌声响起，这名观众感动得掉了眼泪。唱完后茂涛还和他握了手。

后来仁科通过和他的聊天了解到，对方来自云南，只有 18 岁，在上海做房产中介，因为上海站的时间和工作冲突，他提前到苏州看了五条人的演出。他对仁科说喜欢五条人的歌是因为他们唱了一些其他人不敢讲的话，还把五条人介绍给他村里的人。

“从这个人的聊天方式我可以判断，这个人不是那种去 livehouse 的（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文艺青年）。”仁科说。“阿茂跟他说，我们唱《初恋》的时候，他很开心，回头对着那个吧台说‘上酒！’这种在 livehouse（出现），谁能理解？这种（场景）只有在普通的酒吧（才常见）。”

“对他来说，肯定有一些点触动到他了，旋律或者歌词，触动到他了。”茂涛说。“可能还有一些新闻（元素）在歌词里面（触动到他了）。”

谈到受众扩展的原因，五条人提到了普通话作品的增加。确实，2015 年的《广东姑娘》中，普通话歌曲占到一半，2016 年《梦幻丽莎发廊》的 12 首歌曲中，只有三首方言歌曲。不过，在他们看来，选择普通话并不是为了增加歌迷，而是因为国语更适合想要表达的内容。

从方言转向普通话也可以看做是五条人挣脱“方言”标签的表现。有人评价说《梦幻丽莎发廊》没有以往方言风格的作品好听，而且五条人没能掌握普通话创作的技能后，仁科写了一篇名为《谈谈方言创作这门武功》回应说，作为创作者，如果自己发现掌握了某个能力，会第一时间把它废了，“创作就是在冒险，如果早就知道丛林里有妖怪，也知道了宝藏在哪，就没啥好白相了。”

我们还与五条人聊了更多，你可以通过这些进一步了解他们

Q：大家谈到你们的音乐评论比较多的，是有一种新闻纪录的感觉，记录城市转型、人物变迁等是你们创作的一个初衷吗？

仁科：其实我们现在也忘了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从音乐来说的话，我们是喜欢音乐的，热爱音乐。首先从喜欢音乐入手，然后写歌。写歌怎么样都会触碰到一些题材嘛，情歌也好、什么题材也好。但是，就像我们做音乐一样，我们想音乐的方式要独特。比如我们卖打口唱片，听过很多不同的音乐，有一些音乐是很有个性的，不像流行歌或者其他一些，很模式化的（音乐），它的歌词、solo 或者演唱方式都有一些套路在里面。我们写歌的时候，尽量要特别。写歌词，我们也想有所突破。所以无论是在写情歌，还是各种类型的歌，我们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就比如你刚才说的新闻的。我们有几首歌都直接是根据新闻改编的。说得极端一点，比如像《初恋》这首歌，可能大段歌词直接是新闻稿（而来），它本身就那样写的，比如“一辆货车撞上了高架桥”，这整句就拿来用了。还有“一名年轻的男子抱头痛哭”，这是歌词对吧，但是在文章里面它就是这样写的。有时就直接这样来拿。当然首先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新闻值得写。可能是它触动了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也不是为了形式化。因为你要说的话，中国或全世界发生的新闻太多，各种离奇事情，而且比初恋这个新闻更离奇的事情多着呢。这个很触动我们，可能跟初恋（相关）或者也许和我们身边的人（比较相近）。

Q：虽然语言有所改变，不过你们关注的都是一些社会比较底层、边缘化的人。《初恋》是关于一个人挣了钱回去找初恋的故事，最近的《梦幻里沙发廊》从封面到内容也都有这种感觉，小人物特别会带给你们触动吗？

仁科：我好像之前看过一篇贾樟柯的采访，别人问他（为什么拍社会边缘人物），因为他很多拍摄的题材也都是底层人，很少会拍摄到高层上等的。他好像说了一句话，原话怎么样我忘了。意思是说，可能富的都差不多，但是穷的有千千万种，就是底层的那种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点就类似一句话，就是成功只有一种方式，失败有千千万万种。跟这个有关系，而且就是说，这些是大多数，它就在你身边。

他（贾樟柯）去印度，当时是有个富翁邀请他们，因为印度当时有个电影节。这个富翁邀请他们去他家玩，他家是很高级的，一栋大厦都是他们家的，而且在大厦里甚至还养牛，专门养牛给他的孩子喝新鲜的牛奶。然后贾樟柯是没进去还是逛了一下马上走了。他的意思是有钱的都差不多，（但是没钱的有各种生活方式。）

Q：你们有和给你们灵感的对象直接接触的情况吗？

茂涛：除了刚才说的新闻事件这些，也会有一些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一些点子。比如我们一个朋友，有一次他去追一个女孩子，就是那种追得死去活来，追到楼底下，一站在那里就大喊大叫这种的。后来我们就把这个点也变成了一首歌，就是《阿虎》那首歌，就是在楼下一直喊，你爱跟我走吗？你爱跟我走吗？我就等你一句话。我们就把它变成这样（一首歌），也是启发。

Q：你们会怎么样评价对方？

仁科：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些很野的东西。比如大家创造一首歌的时候，他可能更想的不是合理性，更多的是自身，就是一个直觉的判断吧。有一些直觉判断未必是对的，但是他这样出来的原材料是很酷的。

（Q：能不能举个例子？）

拿《阿炳耀》来说，如果你听得懂海丰话，它其中有一段话，翻译成普通话应该是很黄，很暴力的。哪怕是在海丰，这样的话说出来也很粗暴的。但是他在那个歌里面，连续骂了四句这样的话。你在现场唱的话，对着观众连续骂了四句粗话，你想想用普通话直接面对着观众开骂，这是种什么感觉。处理不好的话，别人会认为你神经病。但是在音乐里面他让它合理了，而且包括他那种撕心裂肺的演唱方式也合理。

茂涛：在创作上仁科有他独特的处理方式，怎么说呢，有时候他想的歌词有很浪漫的一面，也有很残酷的一面，这些东西发生在当下有一种分离感，但也很合情合理。另外，他对旋律性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是很拿手的。就说特别在编曲上，他是可以把旋律上的东西拿捏得特别好的。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是随时都可以（写一段），很快，一段旋律很好听，就出来了，然后导致我们经常觉得这个可以保留下来，以后又可以拓宽，拓展出另外的东西。第二，他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经常会想很多，编曲这一块要怎么做，包括词曲创作这一块，经常会修改，不断地修改，就是把歌词经常修改来修改去。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酒鬼猪哥伯》，这我印象特别深的，最早我们觉得编得太好了，（但）他想破坏一下。回到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合理性的东西把，就他那一弄，反而就是跳出来了，有亮点出来了。

Q：你们怎么定义自己音乐的社会参与性？你们有意进一步介入社会参与吗，还是说认为在做音乐纪录社会就已经是一种参与了？

仁科：你说的第二种。首先其实我们不拒绝这个社会，我们一直在融入它。就像你说的说，在做这种音乐已经是在介入这个社会。我是希望所有年轻人介入这个社会的，我们也是年轻人嘛。

Q：你说的介入社会是哪一种介入？

仁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不是我拒绝。比如我们生活在这城市，我的同事、上司、家人都在这里。你怎么拒绝（参与）？你唯一能形式上拒绝的，就是整个人到山里面去住。而且其实我挺热爱这个社会。说大一点，（也热爱）整个地球。我们介入进来……我们写歌也是一种直接的介入，比如我们影响到其他人。然后我们也通过音乐被别人影响。

Q：除了音乐之外，你们对其他艺术形式有什么爱好，比如诗、行为艺术等？

仁科：诗我看得不多。我们当时在广州美术学院旁边住嘛，认识很多朋友，有很多也做当代艺术的，也有现在很有名的，像胡向前，做行为艺术的。《梦幻丽莎发廊》那张唱片（封面）也是和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已经毕业好多年的五个艺术家合作的。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杂志）叫《冯火》。

Q：你们是对他们艺术的哪些元素比较感兴趣？

仁科：设计《梦幻丽莎发廊》的时候，我们跟“胡子”胡镇超有很良好的合作。后来为什么《梦幻丽莎发廊》让《冯火》他们做？因为我看了《冯火》一些展览，还有就是我跟这帮人有接触，算认识。他们做的很多东西是很有粗糙感的，很广东的。你也可以说是很地气很市井的。他们的那些元素，我认为——我当时跟阿茂聊——很适合这张唱片的气质。他们是没有做过任何唱片设计的，我们叫他们做是冒险的，当然胡镇超也帮助了我们很多。

Q：你们和其他国内的一些乐队私下交流的情况如何？

茂涛：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大家聊天的时候主要不是在说创作方式的东西，而是聊一些认知和事情。有一次我们在绍兴，《像将军那样喝酒》就是那时受大家聊天的启发。音乐人欢庆那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像将军那样喝酒》歌词里（有个将军“花式喝酒”），后来仁科就把故事整理（发展）成为了一首歌。

题目和长文章图片由摄影师孙孟晋和腾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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