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 10 月 8 日中午近 12 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 2018 年瑞典央行经济科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奖，即通常所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是两位美国学者，出生于 1941 年的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出生于 1955 年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保罗·M·罗默（Paul M. Romer）。分别表彰前者“将气候变化纳入了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后者“将技术革新纳入了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两名获奖者并没有合作开展研究，但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两者在经济学方法论层面的贡献都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视野，有助于世界实现持久且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两者的研究也都是针对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研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因此被共同授奖。

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诺德豪斯，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被不断提及，充满忧思，或者充满希望。

2015 年 12 月，195 个国家外加欧盟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就《巴黎协定》条文达成共识，决定共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最重要的条款是设定了控制全球变暖的目标：确保到本世纪末把温度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水平高 2°C 以内，争取 1.5°C。自此，“两摄氏度”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气候行动抱负。如果人类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不仅已知的灾害会更加严重、频仍，而且可能出现意想不到、无法逆转的灾难性后果。但是“两摄氏度”是怎么来的？它最早就来自经济学家诺德豪斯。

在他 1975 年的论文《我们能控制二氧化碳吗？》中，面对当时科学界已经怀有的对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导致地球温度持续升高的担忧，他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二氧化碳限额。他综合考虑了科学和社会因素，以及人类可以采用的技术，得出结论：合理的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应该是前工业化时期的两倍，这意味着地球升温两摄氏度。虽然他自己在论文中承认这项估算“简单而无法令人满意”，但是这个目标因为其合理又简介，包含着足够的警醒而又带有一定的妥协，因此即便它不够精确和明了，还是得到了科学界的接受，并最终在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被纳入从欧盟到 G8 到联合国的政策文本，最终被写入了《巴黎协定》。

诺德豪斯最早大约从 1972 年就开始从事绿色会计（green accouting）的研究工作。那年他和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联合发布了论文《增长过时了吗？》，试图将自然和环境纳入对增长的计算框架中。他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恶化应该被纳入到对经济增长收益的考量中去。而在此之前，主流经济学都将环境污染问题“外部化”，不把它们视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光靠市场自动调节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市场在这里失灵。

差不多同一时期，在诺德豪斯还是耶鲁大学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面对当时科学界已经建立的关于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共识，他决定设计工具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如何造成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的社会后果。他的成果是一系列“整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它们同时将全球二氧化碳循环、地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政策对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三个维度纳入考量，以此评估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90 年代，这些模型的高级版“动态整合气候-经济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简写为DICE）问世，并不断迭代，越来越完善，后来被联合国旗下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写为 IPCC）在评估中采用。

不得不顺便一提：就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结果前七个小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韩国仁川发布了一份《全球变暖 1.5°C 特别报告》，其中全面比较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将变暖控制在 1.5°C 比 2°C 甚至更高温对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意义。它指出人类距离实现 1.5°C 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只要立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动深刻的、史无前例的变革，人类还有机会。《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稍后将对此发表专题报道。

诺德豪斯是最早提出应该征收碳税（carbon tax）来控制碳排放的人，至今也是坚定的倡导者。他认为相比目前世界上更主流的“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cap-and-trade），或者叫碳交易制度，实施一种国际协调的碳税，要远为高效，也更不容易滋生欺诈行为。

碳税模式在 1997 年《京都议定书》磋商中败给了碳交易模式，目前在世界上也受到广泛的抗拒，诺德豪斯的获奖或许会给这项议程以新的能量。

和诺德豪斯一样的是，罗默研究的也是外部性问题，只不过他研究的不是环境破坏的负面外部性，而是创新理念/想法（ideas）的正面外部性。

对于“是什么决定着经济增长在何时、在何处发生？”的问题，经济学此前的回答通常是“技术革新”。但是技术革新来自何处？常被视为来自一个外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箱”。罗默最大的贡献正是打开这个黑箱。在上世纪 80 年代罗默还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出于对这个“黑箱”的不满，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内生增长理论”（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像早先的经济学模型假设的那样是从外部流入的，而是由市场上的刻意行为创造的。好的想法/理念不是竞争性物品（rival goods）——你有了我就没有——而是可以被全世界共享的，同时它们也不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因此是增长的真正持久的动力。而它们是可以被好的市场条件创造的。

罗默认为，缺乏监管的市场可以带来技术革新，但是往往不能提供充分的研发，以及研发所创造的新的货物。为了解决这种供给不足问题，就需要精良设计的政府干预手段——比如研发补贴和专利监管。这些政策对于国内和全球长期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专利法应该通过给予开发者一定的垄断权利来鼓励创新，同时在时间、空间上限制这些权利，使得其他人也能使用这些创新。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在发布会的直播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和保罗·罗默进行了现场连线。罗默说早上瑞典皇家科学院打来两个电话，他都以为是推销电话而没有接。但是在发布会结束后，他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一连发了 18 条消息，包括介绍自己过去的文章和与道贺者寒暄。或许，未来的诺奖通知将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

现场有记者提及 IPCC 几个小时前刚刚在韩国仁川发布的《1.5°C 报告》，问罗默如何看待这个奖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和经济风险的重视。罗默首先指出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自然是诺德豪斯，但是他说作为一个研究“理念”问题的经济学家，觉得人类是完全可以减少碳排放的，过程中固然有得有失，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减少碳排放，我们会惊讶于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这就像人类当年应对氟氯化碳造成地球臭氧层空洞一样，当时有很多人说这将是极其昂贵和困难的（注：1987 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标志着人类淘汰氟氯化碳，应对臭氧层空洞问题的决心，目前世界上全部国家另加欧盟一致批准了该协议）。虽然关于气候变化后果的种种警示可能让人感到无望，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高未来的生活质量。

他说：“我说我是一个有条件的乐观主义者，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但关键是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做正确的事了。”

题图来自诺贝尔奖的 Twitter 账号，插画作者 Johan Jarne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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