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
张寒松和范丽在周五晚的专访中非常严肃地对硅星人说道。
这时刚刚忙完工作的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回家吃一口晚饭。他们希望多付出一点，为今年 11 月 6 日进行的加州公共教育局局长竞选的候选人做一点事情。
这场选举将影响到加州很多孩子未来的教育，范丽表示。而她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早已毕业。她代表的，是千千万万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
作为 90 年代中期来到美国的留学生，范丽和张寒松已经在硅谷定居，分别有了自己的家庭，甚至通过拼搏打破了硅谷科技圈所谓的“华人职场天花板”，成为“明星”高管——张寒松作为硅谷 AR 领域顶尖专家，现任曾经打造了现象级游戏《PokemonGo》的 Niantic 首席科学家。 范丽也已经是硅谷独角兽 Lime 的工程主管。在此之前，她曾任 Pinterest 的高级副总裁。
“像这样的采访，后续还有很多场。”范丽告诉硅星人，这场结束后，她还要赶着去下一场采访。
对于平日里工作极其繁忙，鲜少接受采访的两位科技圈高管来说，“花的时间就是对这位教育局长候选人最大的支持”。
而张寒松和太太 Sally 也为了帮助这位教育局长候选人拉票，在家中举办了一场三四十人的聚会。
像这样的行为在“习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一代华人移民中并不常见。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教育。范丽表示教育是华人家庭最重视的问题之一。
在最近几年，无论是为了驳斥教育法案SCA-5上街游行，还是像张寒松、范丽这样的华人科技高管们为自己认同的教育改革家选奔走拉票，教育都已经成为华人参政议政的切入点。
张寒松和范丽的故事也更像是华人一代移民逐渐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学会发声，甚至参政议政的一个精致缩影。
是社会精英，也是政治透明人
从最初远渡重洋而来，任劳任怨出卖体力的旧移民，到如今高学历高收入的模范少数族裔，华人用了三百年才在美国取得一席之地。
据 2017 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公布的数据，华人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高已经达到7.8 万美元，在所有族裔中位居前列，甚至超过了一些白人家庭。
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在美国政府和各大公司中担任要职——白宫有前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硅谷有沈向洋、陆琪和李飞飞。
尽管华人如今已经是社会上的精英，却仍然是政治上的透明人。
根据亚太选民组织 APIAVote 发布的报告，2012 亚裔选民的投票率只有 47%，在美国垫底。
华裔选民投票参与度低，自然会造成政治家们对华裔群体的忽视——这份调查显示，仅有 35% 的亚裔选民在选举中被竞选人联系，剩下的 65%，则被完全无视。
由此循环，美国的政治家和主流社会越来越少地关注到华人群体的想法甚至是利益。
华人的沉默，正在造成严重的后果。
2014 年，加州西裔参议员提出压低成绩优秀的亚裔学生大学入学率的 SCA-5 法案。2016 年，加州众议院通过区别对待华裔的“亚裔细分法案”AB-1726。而就在前两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又曝出消息：白宫鹰派正在催促特朗普政府禁止发放学生签证给中国留学生。
我们怕有一天规则改变，却没有人替我们说话。
“迟到”的公民教育
张寒松和范丽为助选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但这一切最直接的契机却与他们硅谷精英、意见领袖的地位无关，而是关乎他们的另一重身份：为人父母。
张寒松膝下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和所有的华人父母一样，他也把孩子的教育当作头等大事。但是他们一家所在的加州的公立教育系统却并不让人省心。
作为美国收入最高、人口最多的大州，加州的公立教育却在全国垫底。最讽刺的是，以高科技产业闻名，捧出了苹果、Google、Facebook 的加州，竟然在数学教育上排第45（全美国共有50个州，1个特区），科学教育上排全国倒数第一。
在如此严峻的大环境下，留给加州父母的选择其实并不多。经过一番精挑细选，张寒松决定把孩子送进家附近的 Bullis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
特许学校既具备公立学校公平、公正、低学费的优点，也重视学生成绩和学校绩效，在课程设置上也更加灵活。
对于特许学校的教学成果，张寒松是很满意的。“我们的孩子在特许学校很高兴，也能在学校学到很多东西，有时候让我这个当爸爸的都觉得惊讶。”张寒松一边说一边得意地让太太拿出手机里孩子的画作。
但是没高兴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作为父亲的焦虑才刚刚开始。
张寒松告诉硅星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特许学校，而这也已经成为即将进行的加州公共教育局局长竞选的核心议题之一。“因为特许学校分散了传统公立学校的资源，关于它的发展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他说。
身为公共教育局局长候选人之一的 Marshall Tuck 曾任洛杉矶特许学校管理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改革家。“作为政府，我们有义务为每个孩子提供优质的公立学校。工具箱中的每个工具（特许学校）都可以为我们所用。”Tuck 在一场论坛上说。这种观点和范丽以及张寒松教育观不谋而合。
然而另一位候选人 Tony Thurmond则在特许学校这个观点上持有相反意见：特许学校分流了公立学校的资金，甚至应该暂停开设新的特许学校。
如果 Thurmond 当选，Bullis 特许学校就可能需要转型，孩子们也将与这种先进的教育方式绝缘。这时，张寒松才真正意识到，一场远在天边的选举结果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这是和我有关的，也是和整个加州的孩子有关的。”张寒松说。
而范丽的两个孩子已经升入初中。为了保障孩子的教育，范丽不得不放弃家门口的公立学校，选择单程半小时车程以外的私立学校。
“我们住的 Los Altos 已经是 10 分的学区了，但公立学校质量还是不如私立。我们是幸运的，有条件支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种机会啊。”范丽感慨道。
“（我的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我支持 Tuck 不是为了自己。虽然我的孩子已经不能再从中受益，但我希望我的朋友，我的邻居，后来的爸爸妈妈们，能有更多的选择。” 范丽对硅星人强调这种社区参与度很重要。
“我认为我们的孩子更需要一个能真正改变现状的教育家，而不是一名守旧的政客。”张寒松的太太 Sally 表达了自己支持 Tuck 的原因。
为了打赢这场“特许学校保卫战”，张寒松和范丽，甚至他们孩子，第一次叩响了美国政治的大门。
孩子们的“第一堂政治实践课”
在很多年后获得投票权时，范丽的孩子也许会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堂政治实践课”。
这堂课叫做“扫街”。
扫街就像是政治版的万圣节。只不过这次敲开门的小朋友并不是想要糖果，而是想向你推荐一位候选人。为了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票，哪怕是工作繁忙，范丽也会抽出时间和孩子挨家挨户做宣传，发传单。
“这个候选人不一定是总统级别的‘大官’，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市级学区委员选举，只是政治结构中最底层的一个单元。”范丽说，“孩子一开始并不是非常理解，但我想让他从小产生一种意识，就是说，‘社区与我有关’。不是说我花了钱买进来，我就理所当然享受这一切。只有每个人都去回馈，它才会越来越好。”
对子女而言，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张寒松的女儿天生内向，却也在扫街的过程中学会了说服他人，明白了“自身的努力可以影响整个社区”。就在本周，她参与了学校学生会财政部长竞选，并顺利当选。
除了带孩子扫街，范丽也会抽时间旁听当地的市级学区委员竞选辩论，和丈夫一起支持候选人。“我老公睡前都在回复和竞选相关的邮件。我们两人深更半夜还在讨论竞选策略。”范丽说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全家上阵。
在张寒松和范丽看来，参与助选只是华人跻身主流的一种方式。
张寒松对硅星人说，“投票本身就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和选举本身没有关系，和特许学校也没有关系。你如果身在一个环境里，并且得益于这个环境，那你就应该回馈这种环境。如果你不争取，这个环境说不定就会消失。”
范丽也认为，美国的华裔精英们缺乏这样的参与意识，不光是政治投票，也影射到职场环境中。
“我们平时都有很多想法，而且也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其实你平时都在议论，就应该干脆多帮一下你支持的候选人，哪怕多拉一票也是好的。虽然到最后能不能成功不知道……但是你先要发声，慢慢的大家就能看到。”
他们都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唤醒更多的生活在硅谷的科技精英们。正如鲁迅所说：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重要的是发声”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过往所受过的“内敛式”教育，一些一代华人移民来到美国后也仍然习惯在“小富即安”的生活哲学下自给自足，甚至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为模式下不断妥协，不愿意发声。
范丽说：“我一直觉得有争议的时候，哪怕我们意见不同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平时很有想法的中国人，到了据理力争的时候，突然没声了。内敛、中庸，害怕站定自己的立场会有后果，更害怕自己努力了不会有后果……这也许就是很多人选择沉默的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张寒松和范丽，还有更多在美华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开始尝试转变——张寒松和范丽所支持的另外一位大陆移民刘莹，已经参选 了今年的Los Altos 学区委员竞选。
她每天都要研究加州各个学区的数据到深夜。为了在竞选辩论中胜过其他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她需要比对手更刻苦地研究政治背景和准备发言稿。就像修一门大学课程一样辛苦。范丽从内心佩服这样的勇气。
“提升族裔存在感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身边的事做起，非常小的事做起。”范丽说，“投票。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帮他拉票，也可以有各种媒体上的发声。候选人上任后，无论是制定政策也好，下次选举也好，都会先听当年给他投票的人的意见。”
“最重要的就是发声。”张寒松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