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简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民主的挫败

欧洲民主国家在二战前夕集体向右转走向威权或极权,可以说是民主发展史上一个令人尴尬的片段。民主为何不敌法西斯咄咄逼人的攻势?人们为何会“逃避自由”?

其实从一开始威尔逊版的“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蓝图就不乏强有力的竞争者: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到后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加入了战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民主的挫败史,换个角度说,也是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史。这个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也并未在 1945 年终结,而是贯穿了 20 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回头看去,欧洲尤其中东欧民主的根基从来都不牢靠。马克·马佐尔在其《黑暗大陆:20 世纪的欧洲》中质疑道:东欧的历史能够证明民主是一种自发的大众运动,而非巴黎和会的胜利者们所强加给他们的礼物吗?民众默许失去他们从未争取过的东西,人们需要为此感到惊讶吗?民主在欧洲政治传统中肤浅的根基,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权能够如此顺利无阻地建立。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主的国际卫士们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拥护民主。伍德罗·威尔逊救世主般的自由主义遗产,被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所不断侵蚀。相比于独裁,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一战”的胜利者,更加担心共产主义的威胁。中东欧新兴国家则左支右绌两线作战,既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又致力于确保被流放的君主和国王不会再次在这片土地上掌权。如果不能实现这些目标,民主政治可以弃之如敝履。

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1922 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掌权;葡萄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的独裁统治。

人们似乎都忘记了,民主确乎是巴黎和会的产物,而民主的废止就意味着凡尔赛体系下和平的崩溃。如果不能捍卫民主,就意味着不能捍卫和平,后来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在中东欧的水土不服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东欧国家大多是在帝国废墟上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着建国的重任,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期待和民主所许诺的地方和族群自治之间从头到尾都存在着难以妥协的张力。而对国家的走向也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愿景: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准军事人员、土匪和帝制的支持者们希望恢复已经崩溃的旧秩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中产阶级的律师和政治家们则希望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样的状况在战后欧洲中部的国家造成了混乱。

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倾向于认为,天然“低效”的议会制无法很好应对经济危机,所以才让法西斯势力乘虚而入。其实,问题不仅出现在经济层面,从根子上说一战前欧洲的议会制更多是针对君主制为了限制君权而设计的,因此难以应对由大规模战争动员而产生的当代大众政治的压力——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 19 世纪而非 20 世纪的欧洲。而早在 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前,中东欧的议会制就证明自己显然不能胜任建国的重任,因为它无法弥合反而放大了族群和央地冲突。

由于众多政党的存在,比例代表制从根源上造成了立法机构的碎片化。马克·马佐尔指出,这个为了迎合现代化诉求而设立的特殊制度,显露了其无法融合阶级、民族和宗教差异的弊端。例如,在 1930 年有 16 个政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获得席位;1929 年捷克大选有 19 个政党获得了席位;而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有时会有数量更多的政党获得席位;葡萄牙在战后的 15 年中,经历了 8 任总统、十几任政府和数不清的未遂政变。

当丘吉尔指出英式民主或许不适合中东欧地区时,虽然不乏“傲娇”之嫌,倒也道出几分实情: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特定历史传统,能够解释民主宪法的坚固性——这种依附于自由的传统,是在和君主长期的斗争中缓慢积累下来的,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一战”后的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议会却很好地与腐败、官僚主义和不断的倒退相融合。

随着 1929 年大崩溃的来袭,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经济萧条和政治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党。一时间,宪政、共和国、议会这样的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老师和学生勾勒出来的幻象。

相形之下,竞争性的意识形态似乎风生水起。马克·马佐尔认为,客观来说,无论最终效果如何,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模式都为解决大众政治、工业化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而当时的大众也确实认为自由、民主并非一个万能的答案。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而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似乎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突然”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

历史最终证明这当然是一个代价惨痛的幻想: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经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终于感到厌烦。在二战进行的过程中,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

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 1945 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人们得到的一个最大教训是:民主或许不能成就很多东西,但它能让人们避免走上代价惨烈的极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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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Frederic Köberl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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