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可持续革命的初期……这场革命正在席卷全球，有着工业革命的强度和数字革命的速度，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已经可以将经济繁荣和排放脱钩了，加利福尼亚就经常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我们拥有所需要的工具，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的问题只剩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改变吗？这就是这场全球气候行动峰会的主题。”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声音在旧金山市莫斯康尼中心（Moscone Center）的大会议厅里，浑厚、高亢。台下的上千名正在参加全球气候行动峰会（Global Climate Action Summit） 14 日上午的全体会议的听众情绪高昂。

在这之前，他回顾了气候变化最近给世界造成的灾难：全球变暖产生的大量热量被海洋吸收，给飓风提供了更大的能量让它们变得更强。雨不再是雨，而成为“雨炸弹”（rain bombs）。去年的飓风玛丽亚在波多黎各造成三千人死亡，而在他演讲的美国太平洋时间 9 月 12 日下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两场大型热带气旋——飓风佛罗伦斯和超级台风山竹——正同时分别从大西洋和太平洋逼近美国和中国的东岸。升温带来的干旱近年来肆虐于美国西南部、朝鲜半岛、东南亚、蒙古，去年南非开普敦整座城市差点无水可用。干旱和高温还造成野火肆虐，加州今夏连绵的野火创造了历史，火势有时大到产生火焰龙卷风，1.29 亿棵树死亡，在这些《启示录》般景象的中间，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气候难民……

他的演讲让人想起他在 12 年前的纪录片《不方便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另译“难以忽视的真相”）和去年 1 月上映的续集《不方便的续集》（An Inconvenient Sequel）。前者的“不方便”告诉人们一个全世界要面对的巨大的危机，后一个“不方便”在于，不仅这个危机愈演愈烈，而且美国有了一个否认气候变化，发誓要带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总统。

“《巴黎协定》指向了一条世界联合起来采取行动的道路……唐纳德·特朗普的确发表了一个讲话（注：指特朗普在 2017 年 6 月 1 日发表的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讲话）”，他提醒听众，“但是根据法律，美国可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的最早的日子（注：是 2020 年 11 月 4 日），恰好是下一届美国大选的次日，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总统，那么这位总统只需提前 30 天给出通知，我们就能立即返回协定缔约国行列。”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和欢呼。

他以这段话结束演讲：“对任何怀疑我们作为人类是否有政治意愿履行历史所要求我们履行的义务的人，请记住：政治意愿本身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全场沸腾。

这些鼓舞人内心的内容，至少出现在戈尔在这次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期间的三场演讲里。分别是在当天上午在由中国代表团主办的峰会官方附属活动“中国角”，和 14 日峰会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情绪高昂。 

1

全球气候行动大会于 9 月 12 日～14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行。除了在莫斯康尼中心（Moscone Center）的主会场为其两天（13、14 日）的 20 多个主场议程，在旧金山全市还有包括研讨会、发布会、展览、音乐会、净滩在内的三百多场附属活动，与会人士包括各国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官员、学者、商界、非营利部门的四千多人。同时，根据会后的统计，整个会议期间被宣布的各种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宣誓、承诺达到 500 多项。

会议的官方口号是：“把抱负带向新的阶段”——指的是在 2015 年 12 月世界各国在巴黎首次就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达成一致后，促进各种非国家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学界、非营利部门——用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巴黎协定中提出的目标。

虽然这是一次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峰会，但是层次一点也不低。名列峰会的联合主席的，有负责联合国气候谈判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定（UNFCCC）执行秘书帕特里夏·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今年三月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为自己的气候行动特使的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活跃在会场上的还有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期间担任UNFCCC执行秘书的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和现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酿成灾难性后果，《巴黎协定》提出的核心目标是：到本世纪末，确保地球升温不高于前工业化水平 2 摄氏度，争取 1.5 摄氏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到 2020 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 100 亿美元，结合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并增强抗击气候灾害的能力。除此之外，各国要制定自己的减排目标和相关措施，并增加目标执行的透明度。

正是因此，本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语境恰恰是特朗普当局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排放国退出协定，给它的执行带来重大不确定性——比如由于美国不提供资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可能不足，甚至是看到美国无信，其他国家也开始跳票，让协定崩溃。因此，如果美国地方政府、企业等“非国家主体”在这时作出积极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除了有助于美国依然实现自己的气候行动目标，也能给其他国家以信心。

事实上本次峰会上所体现气氛是：似乎正是由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让各种非国家主体更加积极地加码各自的行动，增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仿佛一场揭竿而起的“起义”。如果它有一个首领，那么这就是东道主——加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

布朗与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斗争，在特朗普当选之初就已经开始。2016 年 12 月，在特朗普候任期间，布朗曾表示：如果特朗普真的像他幕僚所说砍掉 NASA 地球科学部的研究经费的话，那么加州就会发射“我们自己的该死的卫星”来继续气候变化观测研究。

“自己的该死的卫星”是个段子。在 1978 年布朗上一次担任担任加州州长的时候（那时他才 30 多岁），曾提出加州要研发自己的卫星来提供应急通讯，结果因为资金问题作罢。这件事再加上他当时关注环保议题，大力推广太阳能，倡导清洁能源，收紧对石油业的监管，理想主义、不走寻常路的施政风格为他挣得了一个“月光州长”（Governor Moonbeam）的雅号。

去年 6 月 1 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当天，布朗和纽约州、华盛顿州州长联合发起了一个“美国气候联盟”，声明将联合其他州共同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五天后，布朗去了北京，签署了多份气候和清洁能源技术协议。7 月，在特朗普来到德国汉堡参加 G20 峰会之际，布朗在当地的一个环保集会上宣布将在 2018 年在旧金山举办一个“气候行动峰会”，来弥补联邦政府在气候变化上领导力的缺位。他说这将是一个“州、地区、企业家和别的各种想要对气候变化认真做点什么的人的世界性大会。”

在同一个 7 月，他和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迈克尔·布隆伯格共同发起了一个叫做“美国的诺言”（America’s Pledge）的计划，旨在搜集非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信息和数据，以评估美国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进展。布隆伯格也成了他举办这次气候行动峰会的搭档。

今年 8 月，加州曾公开对抗特朗普当局试图放松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计划。在峰会召开前的 9 月 8 日，布朗还签署了另两份法案，阻击特朗普在加州近海沿线进行新的油气开采的计划。

就在峰会开始的两天前的 9 月 10 日，布朗批准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在 2045 年前，加州电网中 100% 电力来自零碳能源。而在此之前，人们还在担心他可能会因为党派之见而否决这份由民主党人提出的法案，并选择优先通过自己支持建立区域性电网的法案，从其他西部州购买清洁能源。

这个法案升级为法律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加州是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而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经济规模与之接近的国家政府树立过类似的雄心。不过，当天布朗签署的一份行政令所展现的雄心，则比这还要大很多：同样在 2045 年，加州的经济实现 100% 净零排放。说这其中的抱负要大很多是因为发电只占加州碳排放的 16%，除此之外，工业、运输业中直接焚烧化石能源，农业释放甲烷等各种其他排放构成了其余 84%。要实现净零排放，它们都需要大幅减排，在不能减的时候，则使用碳交易体系通过从别处购买排放额度（因为不排放或者减少排放而积累的“排放权”）来抵消（offset）。

在加州之前，只有夏威夷曾经立法确定过同样的在 2045 年实现电力和经济双双零碳的目标，但是，夏威夷的经济规模只有加州的 1/30，其意义自然无法相提并论。在批准法案的同一天，布朗告诉《卫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头号战斗”是和特朗普进行的。

长期积累的环保政治资本和对抗特朗普环境政策上的果决，让布朗在这场峰会所代表的超越国与国框架的新型气候外交（既是城市、地区、企业之间，也有地区和国家之间， 比如加州直接和中国、加州直接和欧盟）运动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

2

如果你没有留意那些关于海洋、森林、食物、难民、超级污染物问题的分论坛上提到的让人心情沉重的事实，而只是跟进了各种关于可再生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的光明前景的讨论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确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气氛，充满了抱负和机会。各种关于它们的公告每天纷至沓来。

比如在峰会前两天的 9 月 10 日，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ahn）在《卫报》联合发表文章，宣布各自旗下的退休基金将从化石能源行业撤资，并转投更加可持续、高能效的能源，同时号召其他城市也跟随他们的榜样。9 月 13 日，白思豪再次宣布：纽约市退休基金将在未来的三年里投资 40 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等气候解决方案中。“从化石能源撤资”（divestment）在八年前还只是一场大学生、知识分子倡导的草根运动，要求用撤资来降低化石能源行业的产能，促进能源的可持续转型，而现在正日益成为政府和产业界的选择，因为投资化石能源已经意味着巨大的财务风险。

C40 是一个会员包括全球 90 余座特大城市、7 亿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 25% 的城市网络。9 月 13 日，它宣布旗下 26 座城市宣布从 2025 年开始，将只购买零排放公共汽车，并从 2030 年起，在其城市中设立零排放区域。27 座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过了最高峰，接下来将会持续下降。次日它又宣布，旗下 73 座城市已经在联盟的激励和帮助下，开始制定或已经在执行各自的减排计划。

企业界有的宣布大力促进能源转型，公布加大电动车基础设施建设或加大电池投资的计划，有的宣布将在 2040 年实现碳中和，建设一万间绿色店面、建立可持续供应链，设立新能源基金投资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也有国际联盟共同抗击海洋酸化，多家基金会承诺斥资数亿美元保护森林和原住民权益……

在 14 日下午的闭幕式上，杰瑞·布朗自己的一项宣布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在 40 年后，他终于要发射那颗“自己的该死的卫星”了！加州政府将与一家旧金山的地球影像公司 Planet Labs 合作，开发并发射一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追踪地球温室污染物的卫星。

华盛顿的阴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美国国内政治影响着全球抗击气候变化的前景，因此这个话题不可能缺席。一位共和党市长在发言中表示忽视环境保护不符合保守主义价值观，应对气候变化不应有党派之别，因此他的领导的市加入了宣誓履行《巴黎协定》的运动“We Are Still In”（“我们没有退出”），赢得了听众热烈掌声。气候合作要超越党派之见的说法反复在各种讨论中浮现，但是，共和党仍然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亿万富翁、环保活动家 Tom Steyer 在全体会议上向听众介绍他发起的非营利项目 NextGen America，它旨在动员不爱投票的 18～35 岁一代出来投票，结束对环境议题不关心甚至是与企业共谋阻碍气候变化行动的共和党人对政治的控制。迈克尔·布隆伯格则干脆宣布：将拿出八千万美元来支持民主党人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接管众议院，来恢复华盛顿在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力。对一部分听众来说，这是最鼓舞人心的消息。

3

尽管会场内充满了欢欣鼓舞的气氛，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一切充满希望。反对特朗普气候政策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和它的领袖加州州长布朗，也有其抗议者。

9 月 13 日早上九时许，正当最后一部分与会者准备进入位于莫斯康尼中心的主会场的时候，场外的数百名抗议者手拉着手堵住了会场的入口。抗议者手持的部分标语写道：“碳定价是殖民主义”；“不再给脏能源一分钱”；“布朗州长，别再毒害我们”；“布朗的最后机会”；“把它留在地下”。抗议人群唱道：“我们的气候不是用来卖的。”这是“需要扎根”（It Takes Root）和“布朗的最后机会”（Brown’s Last Chance）两个运动的抗议活动，前者是一个代表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措施伤害的人群——尤其是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的不同联盟之间的网络，后者是一个抗议布朗的在加州的油气开采政策的运动。两者共同反对的是全球碳交易，以及布朗在推动能源转型的同时，却持续给加州新的油气开采项目开绿灯。

布朗在任期内批准了超过两万口油气井的开采。这其中包括可能造成甲烷泄漏（甲烷是一种强力温室气体）、水源污染、高耗水，甚至地震在内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水力压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或 fracking）开采。抗议者认为：大规模的油气开采一方面与能源转型任务相背离（即便加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另一方面，也让大量住在油气田或炼油厂附近的居民备受环境污染的伤害。

布朗今年已经 80 岁了，这也是他州长任期的最后一年，根据法律，已经干过四届州长的他不再能重新竞选。因此，抗议者认为：如果布朗想留下一笔作为美国“气候领袖”的政治遗产，那么立即停止油气开采（“把它留在地下”）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根据“布朗的最后机会”公布的数据，加州的四千万人口中，有 540 万人居住在 8.4 万个油气井一英里（1.6 公里）半径内，其中 180 万人的生活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其中 92% 是有色人种（拉丁裔、非裔、亚裔），健康受到油气田的威胁。

而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布朗推行的名为“设限与交易”（Cap-and-Tade）的碳交易项目。为了控制加州的排放总量，加州政府给企业设置了排放的上限额度，如果企业觉得不够排，那么可以从其他地方购买碳排放额度（carbon credit），来抵消自己的超额排放。之所以有些地方有排放额度可以卖，是因为它们排放得少或实现了减排而积累了排放额度。这套克林顿-戈尔当局在 1992 年《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谈判期间引入的政策，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当时欧盟力主采取征税等措施，从源头减少排放。起初双方相持不下，但最终美国的市场化模式胜出，进入了《京都议定书》，被作为一种灵活性减排机制。

批评者认为，碳交易创造了错误的激励，既然减排可以卖钱，那么在有人付钱来买之前，为什么还要减？甚至，为什么不先把排放创造出来，再消除它，然后把生成的碳排放额度卖掉？

另一种争议来自于当碳交易后来拓展到森林的时候。此时造林和避免毁林都可以生成碳排放额度，结果造成森林种植园和限制原住民使用森林的事情出现，其中不乏暴力手段，引起原住民族抗议。这也正是为什么此时会场外人们的横幅上写着“碳定价是殖民主义”。

除了场外的示威，抗议者还两次进入主会场。其中一次是 13 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当迈克尔·布隆伯格正准备发言，几名原住民抗议者手持横幅站在台前，面向观众高喊：“我们的空气不卖！”布隆伯格在抗议者被带离会场后评论道：“这事只有美国有，环保主义者抗议一个环保的会议。”但当环境破坏对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环保也不再只有一种环保。

布朗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抗议。2017 年 11 月，当他在德国波恩的第 23 届气候大会上发言时，几名抗议水力压裂法的原住民抗议者在听众席上站起来喊道：“把它留在地下！”（Keep it in the ground!）。布朗回击道：“让我们把你放进地下！”引起轩然大波。

事后布朗的自辩是：批准新的油气开采是在真实的化石能源需求面前的渐进策略，先从削减需求开始——加州有美国最严格的石油减量立法——再削减供应，同时也是一种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妥协的艺术。

但抗议者并不认同这种逻辑。在旧金山的会场外，在回答《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关于对布朗的能源政策的评价的时候，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抗议者说：“他当然比特朗普强，但这个标准太低了。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行星危机，所以需要做的还要多得多。这个国家早已经用完了超过它合理份额的大气层空间，它应该立即停止排放，立即停止增加任何脏能源的使用。”

抗议者可能是对的。在一场走得比人类更快的气候危机面前，人类可能根本就没有谈现实政治策略和妥协的艺术的奢侈。去年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只有 5% 的机会实现《巴黎协定》中的“升温不超过 2 摄氏度”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旧金山峰会两天前的 9 月 10 日说，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的减排行动都远远落后于它们在《巴黎协定》中设立的目标，只达到全球目标的 1/3；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在今年 6 月发布的报告发现：即便地方政府在积极采取行动，但是按照美国现在的减排速度，到时候只能实现奥巴马政府在《巴黎协定》下承诺的目标——到 2025 年比 2005 年减排 26%——的一半；一位执笔联合国旗下气候科学评估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份即将于 10 月初发布的特别报告的专家最近向《卫报》透露：当前世界各国的减排表现距离实现《巴黎协定》中控制升温 1.5 摄氏度的目标“连边都不沾”（“nowhere near on track”）……

从 1.5 度到 2 度，热浪、风暴、海平面上升都会显著加强，一些基础作物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热带珊瑚礁会消失……而如果超过 2 度，很多科学家担心“拐点”会出现，一系列自我加强的环境灾难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连续触发，不可逆转。

4

虽然场外的抗议者不满于峰会不让他们的声音出现在会场上，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比如，14 日下午的“通过气候行动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分论坛上，抗议者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五位与谈人都为非白人女性，各自都有代表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开展环境运动的背景。来自 Zero Hour 运动的发起人 Jamie Margolin 这么介绍自己：“我本来应该在教室里，我是一名初中生，我从西雅图过来，代表 Z 一代。”

Z 一代通常指 1995 年后出生的一代，但是，Zero Hour 运动的成员其实普遍不满 18 岁。“我们这一代在继承最糟糕的气候危机，但我们却太年轻没有选举权。Zero Hour 就是要赋予年轻人采取行动的能力。”16 岁的 Margolin 说。7 月 1 日，Zero Hour 在华盛顿特区和世界各地 25 座城市组织了可能是世界上第一轮青年气候游行。

在关于游行的一个小视频里，她谈到化石能源企业与政客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因而总能轻松逃脱环境破坏和人员伤亡的责任。“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飓风都有这么好听的名字——‘玛丽亚’、‘哈维’……我觉得它们应该被叫做‘飓风埃克森’（Exxon）、‘飓风雪佛龙’（Chevron）、‘飓风壳牌’（Shell；以上三者都是化石能源公司的名字）……”

今年初，她和另外 12 名青少年起诉了华盛顿州长和州政府多个部门，指控他们没有采取充分的气候行动，侵犯了自己这一代的宪法权利。她告诉在场听众：“在 Zero Hour 里，人们经常谈的是：我们不可能只靠太阳能板来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必须瓦解这个造成气候变化的压迫性的制度。”

“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和价值问题。”亚太环境网络（APEN）的理事长 Miya Yoshitani 接着 Margolin 的话说。她从 90 年代起组织居住在里士满（Richmond）雪佛龙炼油厂附近的老挝难民维权，并在 2010 年成功阻止了炼油厂的扩建。“应该停止耍把戏（原文是“shell game”，指移动三个杯子让人猜哪个下面扣着东西的游戏），停止买卖排放权，停止污染抵消，而是从源头减少污染，我们想看到积极的监管政策，把化石能源留在地下。”

Victoria Tauli-Corpuz 是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特别调查员，本身是一名菲律宾的原住民。显然是针对涉及森林的碳交易中出现的问题，她说：“原住民族管理自然资源的技术是有效的，应该停止歧视他们”。

“让原住民加入磋商”，“共同制定方案”，来自亚利桑那的原住民环保团体黑方山水联盟（Black Mesa Water Coalition）的发起人 Enei Begaye 和来自印度的贫民窟居住者国际主席和区域资源推广中心学会创始主任 Sheela Patel 相继说道。这恰恰也正是场外的抗议者的口号。

这场分论坛的名字“通过气候行动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耐人寻味。它不仅仅是强调“气候变化的不公正性”——即排放温室气体最少的人，往往受到气候变化最大的影响，因而倡导对弱小民族和弱势人群的保护和支持——而是把气候变化行动看作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的机会。

峰会上并不缺少这样的姿态。C40 城市网络发起了一个关于“包容性气候行动”的宣言，向城市管理者倡议让社区参与城市发展决策，使气候行动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公平地惠及各种人群，特别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更一批企业加入了 The B Team 发起的一个关于可再生能源企业关于体面就业机会的宣誓，承诺尊重员工劳动权益、与工会对话、保障社会福利，并提供工资保障（wage guarantee）。

但加拿大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认为这还不够。

在她 2014 年出版的著作 This Changes Everything（“这会改变一切”，理想国与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 1 月出版的简体中文版名为《改变一切》）同样提出应该“通过气候行动创造一个更公正的世界”，但这不是靠精英的行动，而是大众的。她认为气候变化的根源在于当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它背后的教义。气候危机为世界创造了一个摧毁建立在化石能源产业基础上的寡头经济体系，重建一个公正的经济体系的机会，这是一场新的“废奴运动”，一场“地球的马歇尔计划”，为依然存活的各种社会运动创造了一个实现未完成的解放事业的机会。

首页题图为峰会场外的抗议者；长题图为位于旧金山 Fort Mason Center for Arts & Culture 的摄影展 Coal+Ice。配图全部由蒋亦凡/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拍摄。

我们做了一个壁纸应用，给你的手机加点好奇心。去 App 商店搜 好奇怪 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