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商场遗失钱包，捡到的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你觉得对方归还钱包的概率有多大？

去年，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将这个问题抛给了 2031 名年满 21 岁的新加坡公民，希望借此研究不同族群之间的信任度。9 月 25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华人对少数种族的信任度明显偏低，而所有受访者对华族、马来族和印族的信任度也呈现出显著的梯度。《联合早报》近日刊登了调查的主要结果。

所有受访者中，只有 45% 认为华人归还钱包的概率低于 50%，53.1% 认为超过一半的马来人不会归还钱包；而以 “50%” 作为信任与否的分界线，57.2% 的受访者对印度人投出了不信任票。华人在所有受访者中都得到了最高的信任度，同时也是最不信任印度人的群体，不信任度高达 61.5%。

IPS 的调查附属于一项关于恐怖主义与种族宗教的课题。综合各项调查结果，IPS 认为，尽管新加坡并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但族群与宗教偏见的状况依然严重，极端组织有可能借此煽动对立，打击社会团结。

不过，种族并不是造成偏见的唯一因素。更具体的调查表明，年龄、教育程度、经济地位都与族群偏见密切相关。

以华人受访者为例。53.4% 的年轻华人（21-34 岁）相信一半以上的印度人不会归还钱包，持同样观点者在 50 岁以上华人中则高达 64.9%；小学以下文凭的华人中，78% 对印度人表示不信任，这一比例在持大学文凭的华人中低于 50%。

落差同样显著的是不同经济水平的华人对印度人的观感。以住房条件为指标，居住在一房或两房式组屋中的华人有 87% 认为一半以上印度人不会归还钱包，而居住在私宅的华人中，只有 53.6% 对捡到钱包的印度人表示不信任。

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一项针对观念的研究，它并没有得到真实犯罪率数据的支持。研究者关心的不是某种观念是否“正确”，而是观念本身带给社会的不确定性，比如在恐怖袭击发生后通过谣言的传播进一步撕裂社会。

虽然美国政治学者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犯罪学家希普（John Hipp）曾经指出，种族多元化会影响社会互信，导致犯罪率升高，但 IPS 此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的犯罪率高低与种族多元化程度并无显著的关联性。在种族最多元的兀兰区，犯罪率只有 0.053%，这一数字在种族相对单一的马林百列区反而有 0.096%。

根据 IPS 的调查，影响犯罪水平的更主要因素是居民的经济条件。像马林百列这样的规划区之所以犯罪率较高，更可能与该区的贫富差距有关。事实上，帕特南和希普的研究也将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

在新加坡，种族是一个敏感问题。新加坡被认为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的社会，拥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 4 种官方语言；虽然人口以华人为主，但马来裔、印度裔加起来也超过总人口的 20%。与此相关的是宗教的多元性，三分之一人口信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也分别超过了 15%。

种族问题改变了新加坡的战后历史。1964 年，种族权利分配争议造成了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除名，成为独立国家。建国总理李光耀随后承诺建设一个跨种族的国家，保护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平等地位。新加坡政府为此推出了包括双语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种族融合政策，以促进社会团结。

政策支持、族群自助团体的努力以及整体的经济发展，缓和了各族群之间的冲突。但客观的社会经济差距依然存在。印度裔学者 Sangeetha Thanapal 曾用“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一词描述华人在政治、经济等场域的优越地位，华裔学者 Adeline Koh 也同意，在经济增长中，华人享受到了更多成果。

尽管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可能是社会矛盾的主因——华人在英国统治时期也处于一个更普遍的殖民体系的低端，但种族往往放大并且简单化了这些因素，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对待他者的方式。

一个微妙的对比是，IPS 2013 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 9 成的华人受访者声称他们愿意和印度人、马来人当邻居和同事，85% 的华人声称乐意和后者交朋友；但与此同时，超过一半的新加坡人都没有来自其他种族的密友。

今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种族观念的复杂性。

对于调查结果的政策意涵，IPS 的研究人员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年满 50 岁的华人视为特别容易被有关种族宗教的假消息左右的脆弱群体。研究人员建议，政府应该为这部分群体提供甄别敏感信息的渠道，并组织更多的基层活动，让不同背景的人在交往中加深对彼此的信任。

题图来自：Chan Walrus /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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