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9月30日报道（编译：福尔摩望）

接近30℃的气温，按照往常的英国夏季标准，伦敦正经受着一场小型热浪。周末的新闻报道转述了英国气象局最新的“英国气候状况报告”的调查结果，证实英国正在正式变暖。也许前两次工业革命最终给地球造成了损失，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所争论的那样，我们正在迎来第四次基于新兴技术的工业革命，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

由于非常清楚，欧洲风险投资公司Atomico的办公楼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会很愉快地提供空调，所以我提前了30分钟到达，参加了对创始合伙人Niklas Zennström的采访。在成为风险投资家之前，Zennström共同创立了Skype——一家互联网电话公司，他成功地将该公司出售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05年以26亿美元卖给eBay，第二次是在2011年以85亿美元卖给微软。他与妻子Catherine是著名的环保主义者，他也是Zennström Philanthropies的创始人，该慈善机构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支持组织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人权和社会企业家精神。

Atomico位于伦敦最昂贵街区之一的Mayfair，坐落在距离Accel Partners和Index Ventures的伦敦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如果英国“四大”早期风投中的另一家Balderton Capital没有搬到伦敦北部更时尚的Kings Cross区，Mayfair将是该国最接近硅谷Sand Hill Road的地方，Sand Hill Road以风险资本高度集中而闻名。

Atomico的通讯主管迎接了我，他一直都很兢兢业业，也总是乐呵呵的，不过今天他似乎有点紧张，我认为这是一种恭维，反过来也有助于我放松。乘电梯到三楼后，我们在一间空旷凉爽的会议室里找到了“避难所”，我说，好像我做记者以来一直在报道Atomico。那天早上的一个快速统计显示，我已经报道了目前投资组合中不到一半的公司，并且采访了现在超过30家投资团队的许多成员。然而，我从未见过Zennström，也从未和他说过话。

这位Atomico创始人没有像以前那样接受过很多的采访，而是更愿意与更广泛的团队分享媒体职责，尽管组织内部仍有一种感觉，即风险投资公司有时会被误解。虽然Atomico已经进入第12个年头，也推出了第4只基金，但与Accel、Index和Balderton相比，它仍然被认为是新贵，在企业家和媒体之间，经常会有其他一些误解：

1.Atomico是一个后期投资者。 这是错误的。其第四只基金的大部分投资都是在A轮融资，尽管该公司也在进行B轮投资，并且通常会继续投资。

2.Atomico大部分是Zennström自己的钱。 错误。该基金中的有限合伙人的确包括Atomico的合伙人，但大部分涉及家族办公室和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基金之基金和欧盟纳税人支持的欧洲投资基金。

3.Atomico只投资消费技术。 错误。该公司在很大程度上不涉及具体行业，并在B2C、B2B、软件、硬件、深度技术等领域下注。

或许更好也更准确的理解是，Atomico是少数几个发展了“moonshot”（疯狂的想法或者不大可能实现的项目）投资倾向的欧洲风投之一：将资金投入到一些真正突破性的公司和探索性技术中，这些公司和技术在未来许多年都不会产生收入，它们要么会改变世界，要么会严重失败。

最著名的可能是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初创公司Lilium，该公司开发了一种全电动垂直起降（VTOL）喷气式飞机。它计划用飞机来提供所谓的“飞行出租车”服务，我们经常在科幻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服务。 另一个是Memphis Meats，这家旧金山公司通过从细胞而不是动物身上收获肉类来实现在实验室里培养肉类。 还有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初创公司Graphcore，该公司专门为人工智能设计芯片，其目标是成为像英伟达一样的公司。Lilium和Graphcore各自融资了1亿多美元，而这三家公司都还没有推出产品。

采访前几周，我给了解Zennström的人打电话，我必须了解他作为一个人是什么样的。雄心勃勃这个词反复出现。一位从Zennström接受投资的企业家试图让我相信，在欧洲没有一个风险投资家的雄心壮志能比得上他，他们说他总是试图将这种信念灌输给他所支持的初创公司。我还被告知，他是极其强硬的谈判者（据传，Atomico的一名合伙人要求该公司的一家投资组合公司制作一对铜球作为礼物送给Zennström，以示对他最近通过电话达成交易的敬意。）矛盾的是，其他人说他有时会显得害羞或有点尴尬，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有人告诉我，Zennström并不缺少有趣的故事，无论是在他创办Skype的时候，还是在此之前他与点对点文件共享应用Kazaa的关联。Kazaa的技术得到了他共同创办的另一家公司Joltid的许可。Skype的成功让数百万人实际上可以免费拨打国际电话，这让他成为了现有电信业的主要对手。在21世纪初，跟随Napster的Shawn Fanning和Sean Parker的脚步，Zennström很可能被认为是娱乐业的头号敌人，因为Kazaa被用于音乐和电影盗版，导致了多起诉讼。

尽管我相信这些轶事很有趣，但过去时代的故事还是暂时放一放吧。由于采访只限于一个小时，没有商定的红线，所以我考虑了其他事情。在任何跟踪行业职业的人看来，科技正在经历一个“时刻”，而且并不总是出于正确的原因。

从Facebook剑桥分析丑闻和社交媒体不愿阻止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到包括性骚扰和攻击、欺凌和种族歧视在内的不良行为，如果说科技产业需要找到它的道德指南针，不仅是为了补救过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走向未来时，它就是现在。

Atomico管理着15亿美元的资本，其第四只基金总计7.65亿美元，或许比大多数欧洲风险投资公司都多，所以它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可以帮助塑造未来的样子，并在决定未来10年及以后科技行业的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Zennström带着乐观和放松的心情走进房间，我们聊了几句客套话——没有发现社交尴尬。他感谢我为了拜访Atomico所做的努力（我以远程主持大部分采访而闻名，部分原因是作为轮椅使用者，旅行需要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不想浪费任何时间，我打开iPhone的录音应用，并开始采访：“当你第一次创办这家风险投资公司时，为什么Atomico需要存在，更确切地说，为什么它今天仍然需要存在？”

Zennström笑了，也许是早就料到了第二个问题，于是他很快开始介绍起Atomico。他说，当他在创办Skype时，总是有人告诉他，你不能在欧洲创办科技公司，如果你想创办科技公司，你需要在硅谷。

“人们告诉我，欧洲没有野心，没有发展，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Zennström说。“当然，我第一手了解到的事实是，当时在欧洲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大多数都非常厌恶风险。他们宁愿赌一份他们在美国看到的、部署在小市场上的东西。而且，当时还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心态，那就是赚一大笔钱，早点离开，而不是长期建立公司。”

他说，当他向欧洲风投公司进行Skype路演时，许多人说他们不敢投资，因为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和联合创始人Janus Friis会想接手整个电信业。相反，他们问他是否能创造电信企业软件，风险投资家认为这将会更加安全。相比之下，硅谷的许多风投公司认为Skype令人惊叹，并喜欢其雄心勃勃的程度，这让他们不禁要问这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和爱沙尼亚塔林的公司计划何时搬迁。Zennström的回答是：“嗯，实际上，我们不会搬来这里。”

“我认为，Skype的退出是欧洲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我们展示并证明了你可以建立一家拥有巨大价值的欧洲公司，”他说。“我们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么许多其他人也能做到，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特别；有很多人比我们聪明得多。因此，我们有一个论点，即欧洲将在未来产生许多伟大的公司，现有的风投公司不愿意承担风险。”

“作为一名企业家——当然也多次遭到拒绝——我很清楚，我要颠覆的下一个行业需要欧洲风险投资。”

这导致人们认识到，许多欧洲风投家如此厌恶风险和“问奇怪问题”是因为他们从未经营过公司。

“你需要和已经创业的人一起建立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因为如果你自己创过业，你可以和创始人建立更好的关系，”Zennström说。“当然，如果你是一名成功的创始人，你可能有竞争优势接触到创始人，因为他们更愿意接受有经验之人的金钱和建议。”

他说，即使在规模较大的风险投资基金，创始人也倾向于只与一个合伙人或者一个合作者打交道。为了减轻这种风险，他决定在风投流行欧洲之前，需要在Atomico建立一个团队，帮助拓展核心领域，如进入新市场、招聘、营销和战略。结果是Atomico的“增长加速团队”，由主要科技公司的前运营官组成，从Skype和Uber到Uber、Spotify和Facebook。

Zennström补充道：“我们的任务是证明并帮助在欧洲建立科技生态系统。这很重要，因为归根结底，这是创新，如果你没有未来技术的创新，你将成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地区。作为一个欧洲公民和想住在欧洲的人，我认为这很重要。”

对于我提出问题的第二部分——为什么Atomico今天仍需要存在——Zennström说，虽然Spotify和Adyen的上市证明了一些论点，我们也看到了欧洲加速增长的拐点，但我们仍然落后于美国，而且任务还没有完成。更深刻地说，Atomico的使命现在还有第二个方面：支持正在打造技术的创始人，这些技术“实际上可以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创始人正在创建公司来解决世界问题，无论是可持续性问题，试图修复教育，试图修复医疗保健，使用人工智能来大幅度提高疾病检测，或者治疗精神疾病，修复交通，修复被破坏的食物链等。如果我们能够支持那些追求这些巨大机遇、追求解决更大问题的企业家，如果这些公司中的一些能够成功，这将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一些非常紧迫的挑战产生积极影响。”

Zennström说，这些紧迫的问题中有一些源自我们父母这一代，他们不明白某些事情会成为问题，因为人们认为这个世界有无限的资源。“但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他说。

这是一个Atomico创始人在整个采访中再次谈到的主题：认为上个世纪的非数字技术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好处，例如汽车、飞机和内燃机，这些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但是在环境方面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可能因为科技而毁灭我们的星球，”他说，然后重申了他的信念，即数字技术和创新可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他举的例子是电力运输和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对动物养殖的依赖——间接提到了这家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两个“moonshot”。

“如果我们是领导者，我们是有能力产生影响的人，那么这不仅仅是一项义务，这显然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些公司也是在未来10年、15年、20年内能够成为一些最大公司的企业，因为这些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此时，我想起了2016年Zennström在TechCrunch Disrupt London的舞台上说过的话：政治家不再是变革者。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嗯，”他一边说，一边大笑起来，提到了英国脱欧事件。“不幸的是，一些政客在这个国家做出了改变，虽然这是一次全民公决，最终是人民投票，但我认为是一些政客主要搞砸了。”

“但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差，这是可以辩论的，有一个大的模式转变正在许多方面发生。”

“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但大多数政客都是战术性的，他们似乎更专注于为赢得选举而优化，而不是为选民做正确的长期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领导者。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也会是一个出去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为更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

“这样，他们就不像我们历史上不时遇到的一些政治家那样伟大了。”

Zennström认为，这是企业家能够并且正在通过科技推动变革的能力来弥补一些不足之处的地方，再加上千禧一代认为消费者“实际上在思考目的和使命，并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我稍稍后退了一步，并暗示在这种氛围下，太多的初创公司夸大了他们的使命，因为最终他们建立的是营利性企业，最终将面临压力，要求优先考虑向股东返还价值。最近充满了科技公司在追求增长中迷失方向的例子，我想知道这是否是Atomico创始人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的事情。

“是啊，大部分时间。我们考虑了很多，”他说，然后继续提供只能解释为Facebook最近困境的诊断，尽管我们都没有提到这家社交网络的名字。

他说，与当初创办Skype的时候相比——当时没有太多的反馈回路——现在的在线公司非常受数据驱动。虽然这很“令人惊奇”，但也有缺点。

“如果你是一家基于广告的公司，你所有的工程师，你的排名工程师，他们都在努力优化参与度，对吗？就像我们的North Star，我们试图让人们参与进来，点击更多，回来更多。然后他们基本上有黑盒算法，大量的数据点，从这些数据点中可以看到显示出来的内容和广告，这样人们就可以回来了。这成为了模型。

“然后就像，‘嗯，我们只是想优化我们的业务，我们没有做错什么。’这就是这些大公司中大多数工程师的想法。他们可能根本不认为自己迷失了方向：‘我们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算法非常棒。’但是当他们退后一步，看着后果时，他们会说，‘哇，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是吗？’”

随着公司变大，它们也变成了“大机器”，特别是如果它们已经上市，股票市场的期望是继续推动增长。“如果你不推动增长，你猜怎么着，你的股价正在直线下跌，与前一天相比，人们会损失更多的钱。所以他们都想刺激这种增长，却没有真正考虑到其中的一些后果。”

这就是52岁的Zennström认为像他自己和Atomico这样的行业老手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说，风险投资公司鼓励年轻创始人尽早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他们建立公司机制，“确保我们有合适的骨干力量，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这是我们与创始人的对话，”他说。“你正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你如何看待你的企业道德，这样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成为一个可以自豪的公司。”

当硅谷的企业家和风投谈论通过技术“改变世界”时，总是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它会变得更好。Atomico的创始人认为技术是不可知论还是技术本身就不错？

“我认为大多数从事科技的人认为，最终科技是积极的，”Zennström回答说，尽管他说这不是一场新的辩论。

“让我们从一开始来谈论技术、工业革命和第一批技术。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我们有犁、锤子之前，我们快乐吗？如果你读过苏格拉底的书，我不知道，当我们是狩猎采集者时，也许我们会更快乐，”他笑着说。“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的社会里。”

Zennström回忆说，Kazaa的用户有时会分享“非常糟糕的内容”，他说这看起来很可怕，但是科技和互联网只是人类和涡轮增压连接的反映。

“当然，人们可以相互联系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认为，作为起点，联系比隔离要好。但是当人们联系时，它也可能会被误用。”

“我们不能只说‘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能说是其他从事科技的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就此进行对话，并说，‘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对话还没有发生。”

但是它们现在已经足够了吗？

“还不够，但它们正在发生。我们当然有很多这样的讨论，既有内部讨论，也有与我们在科技行业认识的其他人的讨论。我敢肯定，在大型科技公司内部，他们也在发生变化，但是他们很难移动，因为他们太大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发生的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

Zennström说，对任何一个经营大型科技公司的人来说，挑战是律师会经常发号施令，这抑制了辩论，阻止了公开讨论。首席执行官们被建议遵守一个规则，然后这个规则就变成了事实。”

“如果你不经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就更容易讨论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他说。

如果大科技公司倾向于采用公关“路线”作为内部真相，我想知道Zennström认为科技媒体在恢复急需的制衡方面有什么作用，如果他给媒体打分，我们做得有多好或有多坏？

他很小心地说，媒体在强调科技产业面临的问题和科技对社会的更广泛影响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他相信深入讨论会有所裨益。

与此同时，我们都同意，在媒体的某些部分，讨论已经从一个过于简单的“技术令人惊奇”的叙述变成了“技术可怕”，而且Zennström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只会变得更加激烈的公众“技术冲击”之中。

他说：“我认为这有可能变得更大，因为科技的强大影响和增长，算法的发展，人工智能及其采用。”

“在许多情况下，当你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某件事情时，你会有偏见，然后你会得到有偏见的结果。当然，这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值得写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你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然后你会增加更多人因为科技而失业的风险。当然也会有更大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有更多的讨论如此重要。”

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处于其总体发展的哪个阶段时——因为很多技术被夸大了，但是交付不足——Zennström说我们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每天都被用来影响我们所接触的新闻和内容。“它已经大规模部署了。它有影响。这不是未来，这就是现在，”他说。

“与大约五年前相比，今天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上花费时间的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的数量是巨大的。对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的关注如此之多。这可能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快。”

作为一名坚持报道欧洲科技的记者，当我看到英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已经退出的数量时，我不禁觉得它们卖得太早了。Zennström对此也很同意。

“我想也许有些是，”他说，尽管在英国和欧洲还有其他几家人工智能公司看起来很有希望，而且肯定没有卖完。“就像人们告诉我，也许我们卖Skype太早了，你也必须在时代背景下思考一点。如果你处于这个周期的早期，并且你没有真正看到如何获得资金的未来，那么出售或许是可以的。”

与此同时，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人工智能公司，英国的投资者会意识到英国正在建设“真正优秀的人工智能公司”，并鼓励初创公司保持更长时间的独立。

采访时间即将结束，我匆忙将话题转向多样性，这是科技领域最活跃、有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我想知道多样性对Zennström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扮演一个小恶魔的代言人——如果这是早期创企应该关心的事情。

他说Atomico对多元化的思考方式——风投公司内部组织运作原则中实际上也有这样的表述——是“多元化的决策团队做出更好的决策，”他说，现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有一群人来自完全相同的背景，那么每个人都不会贡献多少，”他说。“对我们来说，因为这是我们做的核心事情，我们做出投资决策，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很重要。因此，更广泛意义上的多样性是不同背景的人。”

“当然，每个人都在谈论性别多样性，这是一个层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比如信仰、文化、年龄、残疾、性取向，是商人还是工程师，还是来自一个没有特权的地区。就像，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维度。

“所以我们认为这很重要。我们认为，作为一家投资公司，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更多样性，但我们需要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也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就性别多样性而言，Atomico几乎肯定比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做得更好：算上整个51人的团队，53%是男性，47%是女性——尽管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一比例还不太清楚。

对于初创公司，尤其是消费类公司，Zennström认为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团队，因为这可能会更好地反映他们的消费群体。“这只是一个更好的生意，”他说。

“当我们投资一家公司时，我们正在和他们谈论这个。这些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话，比如‘你如何看待多样性？’如果他们说“我不在乎，我只想建立一个好的企业”，我们会说“如果你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企业，你可能想考虑多样性，并积极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Zennström在让风险投资或科技公司的员工更加多样化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商业案例，这促使我发表了一个观点，我也已经持有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看到了多元化在科技产业议程上的进一步发展：在欧洲，我们盲目地引进了硅谷的多样性版本，结果似乎没有足够重视多样性如何与欧洲和英国的社会流动和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社会的进步理念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如果科技以你描述的方式对待多样性，那就错过了一个诀窍，”我告诉Zennström。科技是一个伟大的推动者，因此也应该成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如果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勇敢的新世界，通过新技术创造大量的金钱或价值，而不是根据阶级、性别或种族，那么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Zennström说，当然，科技在促进社会流动性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尽管起初我不确定他是否完全明白，即使他无疑比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更看重这类问题。

他说，已经有一些举措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伦敦建筑商Zinc.vc，希望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并把Atomico视为支持者。Zinc的最新一批雇员被要求关注那些生活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由于传统产业衰落而遭受自动化和全球化打击最严重的地方的人们。

“这些事情的有趣之处在于，驱动企业家的是某种渴望：如果你非常幸运，你可能不会那么渴望，”Zennström说。“但是如果你处于贫困状态，你可能会更渴望创造变化。因此，我认为在社会上可能不太有特权的人群中也有机会找到企业家。”

“总之，到目前为止，”我问，“英国、欧洲、硅谷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不是吗？”

“是的，”他回答。“我认为当你有问题时，你首先需要知道你有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我认为好的一面是人们有了意识，并且有很多关于这些事情的倡议和讨论，这在18个月前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