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 60 岁的威廉‧福尔曼（William T. Vollmann）属于那种勤奋多产且喜欢啃硬骨头的写作者。
过去 21 年，他一共出版了 25 部著作，既有小说也有非虚构作品，题材广泛：批判暴力的七册巨著《暴起与沉沦》（Rising Up and Rising Down），探索美国「火车扒客」地下文化的《行向无穷处》（Riding Toward Everywhere），记述跨性别经验的《朵萝瑞丝之书》（The Book of Dolores），讲述二战期间平民故事、试图解释纳粹德国和苏联错综复杂关系的《欧洲中央》（Europe Central）。其中《欧洲中央》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这些创作大多基于大量一手采访和亲身经验。比如写《穷人》（Poor People），福尔曼花 25 年在亚洲、非洲、俄罗斯、东欧和美洲的城市和乡村采访，对象有曼谷城里的清洁妇、京都四条桥下的游民、圣彼得堡教堂旁的乞丐、乌克兰车诺比核灾事件的受害者、阿富汗的寡妇、墨西哥街头的风琴手、东京歌舞伎町的艺伎、纽约街头流浪汉，试图从他们自身的文化、社会和宗教信仰角度，解释其落入贫穷的原因和后果。
新书 Carbon Ideologies 也同样。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本以能源生产地为主要路线的旅行志：福尔曼花 6 年探访了日本福岛（核能）、孟加拉国（煤炭）、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煤炭）、科罗拉多州（天然气）和阿联酋（石油），采访在当地从事一线能源生产工作的工人，以及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
但它同时也可被视为一部人类学著作。
大部分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多鼓励人们保有希望、呼吁采取行动，或是提供可能可行的解决办法。你在这本书中找不到这些。“我写的不过是盲目、不安、无助和无知”，福尔曼说。所有人都是地球走向无可挽回的命运的共谋，但人们很难真正承认或理解这一点。
正因如此，福尔曼为 Carbon Ideologies 设置的理想的读者并不是当下的人，而是生活在更炎热、更危险环境里的未来子孙。他们为了躲避瘟疫、干旱或洪水住回了地下洞穴里，由于土壤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过高，只能以昆虫为食。他们对当下的我们无比轻蔑，并且理解地球命运之所以无法挽回不是因为社会不够发达，而是因为人性。
几乎没有工厂主或政府人员愿意接受采访。但他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公开回应已经足够明确。在福岛，辐射区的物体遭到了“污染”，而不是“辐射”。在西弗吉尼亚，人们并没有“挖平”矿山，而是为山体“去除冗余”。美国天然气公司 Shale Crescent 市场营销负责人说，用于开采天然气的水力压裂法“比开车还安全环保”，西弗吉尼亚煤炭协会主席则称，煤炭工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环保主义实践者”。
大部分采访来自一线工作者。福尔曼不厌其烦地把对话细节记录下来，有些对话平淡且乏味，但真实展现出这些被访工人“要么试图相信大公司本质上的良善、官员的真诚，要么避而不想无能为力之事”。那些在福岛核泄漏事件后仍然在附近工作的人“并不理解辐射残余如何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对媒体声明中的计量单位也摸不着头脑。我们都学会了与无法理解之事和平相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奈特罗（Nirtro）、阿布扎比西边的石油工业小镇 Ruwais 以及克罗地亚州的格里利（Greeley）。气候变化议题对于这里的工人们而言几乎不可见，大家只是在谋生活而已。而行业的支持者们则不断解释说，关于气候变化还没有定论，一位科罗拉多的银行家说，“科学是新的宗教”。
福尔曼并不责怪人们的无知和自私。大多时候，他责备的是自己。书中时不时穿插有他的日常活动消耗了多少能源：写作 Carbon Ideologies、去便利店买炸猪排、给女儿做奶昔。这些显得多余的信息似乎是想证明：连他自己都没有逃脱自私。
全书共 1268 页，分上下两册。上册 No Immediate Danger 主要写福岛与核电，下册 No Good Alternative 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地。尾注达到 12.9 万字，前 200 页全部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图表和统计数据，另有 80 页关于定义、计量单位和单位转换的清单。福尔曼在开篇中说，“因为本书主要记录人的经历，如果您跳过表格和统计数据，仍然能清晰理解我的观点。”不过他显然更希望读者能与他斗智斗勇，“那样您就无法检视那些数据是否有误了。”
由于长度是合同中规定的最高限制的数倍，福尔曼与出版商经历了漫长的协商。最终出版此书的不是他常用的非虚构出版商——双方合作因预付金甚至无法抵消福尔曼的调研费用而中断——而是他的小说出版商。“我真诚地希望，对您来说有一天这一切能是值得的。”他在致谢词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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