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芬在 2008 年是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大四学生，也是为数不多留在震后灾区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人之一。

和她日后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微乎其微，这一点和很多人对此的预设光环很不相同，某种程度上，也远低于她自己的预期。一方面固然因为当时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很不完善，社会对此也缺乏认知，另一方面，则是震后灾区的心理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一毕业，龚建芬就赶往四川，之后的三年，她先后在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和川大华西医院等项目里当志愿者，做着地震后的危机干预工作。

这三年是 “漂泊”的，作为志愿者，她不属于任何固定机构，而危机干预恰恰需要一种“陪伴”式的存在方式，浮动的志愿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要说有什么收益，可能是龚建芬在挫败与实际发生的情境里对职业有了更清晰的认知。2011 年，她离开灾区，成为富士康成都园区首批招募的 9 个心理咨询师之一。当时成都车间发生爆炸事故，龚建芬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抚慰伤者家属。

而后她跳槽到成都西囡妇科医院，这是一家专门做试管婴儿的医院，她的主要工作是科普助孕心理，以及为有压力的夫妻提供心理咨询。

她用“出乎意料”形容自己在成都扎根。因为地震，她从甘肃辗转到了成都，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

10 年后，当被问道自己给灾区带来的影响时，她顿了一下说，“怎么说呢？说实话，让他们好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地震发生后，我们看到电视报道说，512 地震四川这边有心理工作者下来，我们就在商量如果我们能去多好。

我 5 月 14 号见到我们老师，他就开始找关系，为灾后的心理援建做准备，我记得我们用三天时间组织地震灾后危机干预的资料。我们老师一边准备资料，一边联络人员。

我们在甘肃算是反应比较快的，我们基本上是 5 月 12 号地震，一个多周的努力后，5 月 20 几号，我们就已经赶赴灾区了。最早我们在甘肃灾区，甘肃有一块叫文县，文县离青川、九寨沟很近，地震中也受灾了。

我本来是 2008 年 7 月毕业，还没毕业我就赶上了地震。我记得当时我去文县待了半个多月，6 月 10 几号回来，赶上了最后一天拍毕业照，就这样结束了。

我本身是应届毕业生，在择业期，正好看到灾区有这么多的机会和可能性，所以毕业后就加入了灾后的心理援助项目。

为什么我最后到了四川？ 因为甘肃灾区和四川灾区比，资源差别特别大，甘肃灾区的心理资源相对少很多，这是我当时能明显感觉到的。大概 8 月份左右，甘肃那边才有台湾的专家来做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普及，后来我们团队还请了四川非常知名的专家到甘肃做两天培训，也仅限于心理危机干预层面。

在四川，我先到了华西的一个项目，他们在都江堰板房区调查 10 万灾民的心理健康状况。2009 年我又到了四川什邡的红白镇，那里也是重灾区。

我当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我们在什邡驻点，做社区和居民的心理服务。工作站定期会接受社会上自己找过来的人，其中一部分是山上有心理创伤的人群。

我同时也在华西医院和香港青年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主要针对红白山上孩子遇难了的失独家庭，我实实在在地接触了很多孩子不在了，又准备再次怀孕的家庭。我们每次去都有十多个人，定期对山上的失独家庭走访和关怀，这个项目有华西的专家在背后做支持和培训，志愿者也都是张罗的有心理学背景的。

但大家每两周才去一次，都在用休息时间做这个事。”

龚建芬到灾区后，周围充斥着和她一样说着普通话，满怀热血的年轻志愿者，“那真的跟亲人一样，大家所有的热情都是想去帮助当地的亲人，”龚建芬说。他们挤住在本地人为他们免费提供的住房里，龚建芬描述起这些画面时有一种自我感动。

撇开专业度不谈，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地震后外地的志愿者蜂拥进入，多数人只是短暂停留，很快便回到自己的人生轨道。

后期，像龚建芬一样留在灾区持续做心理咨询的年轻人屈指可数。

“当时最大的挑战是无论在甘肃还是四川灾区，灾后心理援建服务的支持体系都是不完善的。

那时候我从学校毕业出来，技术不是很成熟，很想去帮忙，但感觉很无力，我并不像香港青年基金会长期驻点，我们这种属于“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走”。

像我在甘肃做了半年时间，但都在不同的项目。甘肃那个项目只分了两期，每期下去都只维持半个月的时间。后来又跟了一个深圳的 NGO 叫“好人好事”，我们申请的是绵竹的项目，那个项目说起来是一年，但并不是驻点，也是每两个星期下去一次，每次去一个星期。

这种频率去，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灾后发生创伤，对人的精神影响非常大，最大的一点在于一旦发生地震，不论有没有丧失物资和家庭，人的安全感会在那一瞬间遭到破坏。那么大的地动山摇，人忽然之间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跟蚂蚁一样。一趟洪水，你人就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你能逃得了，或者控制得了的，人在那个时候会莫名地处在警惕紧张的状态。

所以一旦发生大的灾难，都会有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开始，人会懵，到后面，人会一直很警惕。2008 年，在那种环境之下，全国都经历了这么一段记忆，全国人的神经都受到了冲击。

大家对于余震的恐慌和生命的恐慌，在那时候就形成了。

如果常驻，你能够给他们提供早期的、持续的急性应激干预，在那个地方接触他们，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变化，这种支持是无形的。对创伤最好的一种支持就是陪伴，陪伴的力量就在于仅仅是你在那。

但你每周去一次，他们只知道谁又走了。”

对于龚建芬和团队来说，他们的难题在于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家庭需要心理救援。

没有人可以为他们提供统计数据，甚至连病人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创伤。

“心理的问题不是靠问出来的，”龚建芬说。她和团队只能靠走访的形式一家一家询问，识别出问题后，再提供相应的心理帮助。

“日本 1995 年发生阪神大地震，他们从那时候开始积累经验，因为日本地震的频率更高，所以他们对地震的应急和预案更有体系。我们和日本专家交流，他们从那一次后，每个社区都会有驻点的心理治疗师做心理咨询。一周一次，他们要维持到十年、二十年。

这种帮助是你每周去一次，跟着项目做，无法做到的。

但当时汶川地震的资源完全不够，我们几个人能做的是有限的。一般来说，在医院门诊，医生会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我们还可以对社区做一些科普宣传，比如告诉你这症状是“感冒”。

心理学上我们要告诉你什么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什么是“抑郁症”，什么是“焦虑症”…这方面的普及都很难做到。

比如华西的项目，我们只知道哪些人家里的孩子不在了，家住什么地方，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去走访，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在地震后承受了很多心理创伤，但这方面的知识不够，他不知道我怎么了。

所以当你没有一个体系的时候，这部分工作你是做得不到位的。很多人痛苦，但是并没有办法，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和点。

2008 年地震，官方和整个国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只是在地震后，媒体才会尽量避免去播放一些有暴露的刺激性镜头，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种镜头对于看的人会形成二级创伤。

所以 2008 年后，心理学界的人都有一个说法：“一个四川地震，把心理学的发展推动了 20 年”。你看四川灾区，大家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比其他地方的人群要高很多。

我当时走访了一家人，他们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男方本人的腿也受伤了。地震前他非常能干，当地有一个产业是煤矿，很多年轻壮力都要做挖煤的工作，这对家庭的经济支出是非常大的支持。一旦腿受伤，他就没办法继续这个工作了，他自己说他已经废了。

社区的人都说：“这个人地震前，心情状态很好，很开朗”，但我走访的时候发现他很回避人，目光闪躲，挺难接触。

这时候他们家的重劳力都在女方身上，我第一次去他们家，他的妻子刚外出回来，男的在家里给她做吃的，我就看到那个男的很闪躲，不太对劲。

那时候我也做了一些理解性的工作，和他聊天，尝试理解。我走访过他两次，后来我跟团队的负责人上报后，得知有精神科的医生在关注他，他正在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但我过完年后回去就得知，这个人自杀了。

如果我们是驻点的话，我想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们每两周去一次，你没有办法持续地提供帮助。

心理学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得通过谈话，收集很多信息进行评估，这就需要一个专业团队，但我们国家的心理资源远远不够。”

约 20 年前，中国代表团访问德国汉堡，探讨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合作机会。1988 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DCAP）在昆明举办了首届心理治疗进修计划。

1997 年推出“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即所谓的第一期“中德班”，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心理治疗和咨询的专业组织”，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曾奇峰，上海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等人都是第一期中德班的学生。

“我们在城市里，针对学校或者一般人群的心理援助，心理服务的老师都是远远不够的。

举个例子，一般的社区人群，两万人左右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学专业的人，这个人是经过系统培养的。日本那次地震后，他们的社区配备人员可能都做不到 2 万，但他们 10 万人中有两个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心理咨询师就在当地驻地，直接开一个心理诊所，因为有一些创伤性人群，他们并不会主动来，驻点的咨询师必须主动去走访。

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

但我们四川地震真的是太大了，本身我们国家的心理学其实才刚发展，你要知道心理咨询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最早是 1989 年，国内第一届中德班的培养，国家的精神科医生才开始有心理咨询。

你想算过来，到 2008 年地震也才十几、二十年，你看像国内的李子勋这些心理学专家都是早期的中德班出来的，所以到了 2008 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专业人群去做这个事。

我们有的仅仅是中科院或者华西的医生，他们有资金支持，以这种项目的方式去维持当地的心理援建。

但医生很难长期驻扎在那里。

我们国家的医院里并没有认定心理咨询师，我们医院里的都是精神科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都在做什么？他自己有精神病人，他要管住院病人，要管门诊病人，他本身有很多工作。

如果灾区想有全职的心理咨询师，那得有人出这个钱，得有人来支持这个事。

但你要知道一个成熟的咨询师起码要经过十年的打磨，但十年下来，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家庭和圈子，你把他派到灾区，你给他多少钱，他一个人在当地又能做多少事情？

靠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简单的项目做不到。一个健全的制度是什么？比如华西医院，我愿意拨出一部分的人力和物力，我定期到绵竹驻点开一个医院，医院开启后，还要去发展社区的医生，做灾后的心理宣传。医院建成，我要给医生发工资，涉及到管理，这就是一个大项目。

从人的方面讲，我们目前的心理从业人员，专业人才是不够的，远远不够。

当时能够去的，只有像我当时刚毕业，未婚是吧？然后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往那放。

说实话，针对丧子的家庭，让他们好起来很难，很难…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难。

像我跟的这一家，我们前面几次关系都很好，每次去都特地在家等我。后来有一次我去，女方不在家里，男方说“她去山上干活了”，我说“我来都就来了，不远的话，我能不能跟着一起去看看她？”

后来我跟着去了，在山坡上，她在除草，只说了句：“噢，来啦”，我说：“嗯，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没有了。很尴尬。

我看她除草，我想我也一起吧，也算是一种陪伴。后来她看我锄草，就给我一个手套，锄到一半的时候，她长叹一声说：“龚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来看我们？”

我想了一下说：“我本身是做这个的，我不知道能帮到什么，但我想既然在这边，我确实想努力做点什么事。”

这个时候她说：“你说的那么好，你是不是政府派来监视我们的？”

后来我才知道我见他们之前，村上已经派了社区干部去，让他们不要闹事，在家待着，有一些人还被请去“喝茶”。但政府的干预方法，对于这些创伤性人群是不恰当的。

地震后，像我当时在都江堰、北川各个丧子的点，父母都有非常大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群体性的。他们的心理过程会有一个机制，其中有一块是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情绪可以对外，也可以对内。对外，对什么？比如说我们医院里有一些人流产，她很重要的一种情绪就是觉得：“那个医生是罪魁祸首，就是因为那个医生，所以我才不能怀孕，那个医院简直是坑蒙拐骗！”这是一种愤怒，它明确的指向医生和医院。

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很难去接受。

同样的，对于失去孩子的家庭，他们的情绪非常激烈，要各种补偿。政府对他们是比较“保护”的，政府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是什么，只看到对抗性的一面。

如果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就会知道孩子遇难后，家人一定会出现非常愤怒的情绪，并不是需要你去做什么，而是寻求被理解。

我们在中科院心理所什邡工作站的时候，心理学专家就对什邡的村民干部做了心理学的培训，这种对抗性就大大减轻了。因为他们了解到这些父母情绪的背后，其实并不是对政府有很多不满，他们这时候的愤怒是没有办法的，他必须有这种情绪。”

据龚建芬描述，灾后的失独家庭大多通过“不太正规”的途径领养小孩，“正规”途径在他们身上行不通。

她曾帮助一些家庭搜寻过四川境内的福利院、孤儿院等，但这些孩子通常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残障。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地震后他们自身有身体和心灵的创伤，抚养这样的小孩难度更大。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从民间途径获得一个健康的小孩。

“后来这个家庭的创伤非常严重。男方当时也在挖矿，后来得了尘肺病，不能干重体力的劳动，但他们的生活又很压抑，他们也想要一个孩子，让生活重新充满生机。

他们从 2009 年就开始做试管，一年多的时间做了三次，获卵数都不理想，三次都失败了。

后来我已经离开什邡了，打电话才得知他们领养了一个婴儿，但半年后孩子就夭折了。因为有心理创伤，红白山上的父母抚养孩子都会出现很多问题。人的心理是，当你失去一样东西，下次再来时，你会更小心谨慎地去呵护，预防它再次失去。

他们对于领养来的孩子充满了爱心，一旦孩子出现不适，他们就会过于关心和帮助。很多领养的孩子都容易出现腹泻、便秘或者消化不好，肠胃不好的问题。父母会认为是孩子身体虚弱，但其实跟抚养方式，和他们过度的关心有关。

担心孩子吃不饱，他们调的奶粉会太稠，一般家庭也容易有这类问题，但科普后能够改。但对他们来讲就算科普了，仍然会过度担心，仍然会去做，这样反而让孩子更虚弱，更娇弱。

我当时在四川做的心理援助性工作，有一个问题是工资待遇并没有办法支持我的生活，我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我还需要向朋友借钱，或者做其他的兼职来维持。

我到中科院的什邡工作站，第二年薪资待遇相对就好了，2000 多元一个月，但还是志愿者，这跟工作是不一样的，工作起码应该有五险一金，但当时都没有。

我当时因为年轻，年轻能耗得起，但工作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在灾区的 3 年，我父母不是很支持我，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我是农村出来的，所以我的父母会觉得，哇，其他人家的孩子从农村出来，大学毕业就当老师，挣工资很稳定，好像我是漂泊的。

所以到了三年左右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我怎么走，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大型机构的面试，也面试过跟灾区援助有关的组织。当时灾区的社工组织偏多，像台湾或者香港乐施会这样的机构，但毕竟社工专业跟我的心理专业差别还是很大。

如果我想在灾区留下来，我可以在当地做心理老师，我是师范类毕业的就要参加考试，但我不容易进，因为一般都要应届毕业生，而我是一个往届的。

我也可以去医院，但在 2008 年，所有医院招的都是精神科医生，没有心理老师。所以医院不会招收我这种师范类毕业的心理老师。

所以当时挺难找到一个资源让我留在灾区。

后来恰好赶上了富士康迁场到成都，我投了一份简历，2011 年 6 月面试，没想到就聘上了。我后来就去富士康做危机干预咨询师，就没有做过和地震相关的工作了。”

富士康科技集团从 2010 年 1 月 23 日的员工第一跳至同年 11 月 5 日，共发生 14 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

2011 年，5 月 20 日晚上，成都车间发生爆炸事故，2 人死亡，16 人受伤。

在龚建芬入职后的第二年，成都园区又发生了一起坠楼死亡事件。

“在灾区的三年，虽然我在做志愿者工作，但其实换的机构比较多，机构里像我这样的同龄人也不多，所以我到了富士康，蛮有职业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对于人来讲其实特别重要。

当时富士康很需要像我这样的危机干预老师，我有灾区危机干预的经验，正好他们也面临一系列的负面报道。富士康当年出名就是 13 连跳，其实 13 跳之后，富士康已经在深圳园区建立了心理咨询的机制。当时他们在成都园区规划期间也有这个设置，所以我正好赶上这么一个机遇招进去的。 当时我们总共招了九个心理咨询师，我应该是他们招的第四个。

他们迁场到成都园区时，也发生了爆炸事件，所以我当时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被派到富士康受伤的员工和家属，在医院里帮他们做心理方面的抚慰工作。

我在富士康不仅做危机干预，还做员工的入职心理评估，对厂区的员工做心理咨询，对厂区的基层骨干做心理培训。

一方面员工出现危机的时候，心理咨询师要能够第一时间去缓解员工出现的过激反应；第二，员工入职时需要识别心理问题。富士康招的厂区员工，很多来自偏远山区，年龄很小。一个年轻化的工作群体，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提前发现精神异常状况，识别出来后进行自我康复或者疏导。

我在富士康干了近两年，后来我在灾区认识的志愿者告诉我，现在这家医院需要心理咨询师，我从 2012 年 11 月份到现在都一直在这。”

很长一段时间，龚建芬都只能接触到主动找上门来的病人，但这些人寥寥无几。

逐渐地，医院开始提供免费的心理评估服务，测试病人的接受程度，同时检验心理服务的效用。

现在，医院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价格按照四川省医疗物价局的标准为，挂号费加治疗费每小时 112 元左右。

近些年，除试管婴儿项目加入心理评估外，心理咨询逐渐被纳入其他门诊项目，例如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开设了“双心门诊”，也就是说在心脏内科就诊的病人，必须同时接受心理辅导。

“我们医院是专门做试管婴儿的医院，我们应该说把心理工作做得比较超前。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正常怀孕，他们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实在没有办法，才会借助医院这一途径，所以前面一定经历了很多波折。

对于这样一群人，心理的健康就更重要了，如果心理状况更好，试管婴儿成功的希望就更大。

我们院长看到很多病人有心理层面的需要，其实在我之前他们就请过精神科医生，因为那时候医院更重视精神科，觉得心理咨询划归精神科，但那个医生来了半年后，他们就取消了这个科室。

后来就有了我。

最开始在医院做心理咨询的，就我一个人。我当时挺年轻，其他老师的门诊前面，病人排好长的队，看一下午都看不完。我门口？没有人。人家一天接一百多个病人，我一个月也接不了那么多，所以那种落差感特别强烈。

以前在医院，心理评估也是被忽略掉的，大概在 2015 年年底，我们做试管的病人才开始做心理评估。

所有做试管婴儿的夫妻到我们医院，都要接受体检，这个全套体检包含了身体的评估和心理的评估，身体评估包括遗传、免疫、内分泌、乳腺等等。

心理方面的评估，我会花 20-40 分钟跟她谈一谈谈她的状况。我没有硬性的指标说：“你有心理压力就不能做试管婴儿”，只是说心理压力有大了，我会告诉你怎么调整，你要留意压力里的哪些部分，这些部分对试管婴儿会有影响。

你能调过来就自己调，你调不过来，我建议你接受心理咨询。能不能接受建议？每个人不一样。以我的标准来看，每对夫妻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压力，我会觉得十对里面，有三、四对都需要进行心理咨询， 但最后接受咨询的可能只有一对。

因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必须要花专门的费用，有些人她能接受心理咨询，很快就来了，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她觉得“心理咨询嘛，我吃顿饭就好了”，结果回家离婚了，又找了一个老公，又来做试管了。

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我这十年里，前三年到处飘，到富士康后，找了个四川男朋友，到这家医院时就结了婚，女儿今年三岁半。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留在成都，这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没有地震，我可能就老老实实回老家，现在是某个中学里的心理老师。我兰州的大学同学当老师和公务员的人居多，还有一些读研或者做中学老师。如果说大家学了这个专业，做这个专业来讲，我算是这个专业里面这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做的，我觉得我蛮幸运的。

汶川地震，说起来蛮感慨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和创伤，对于人来讲是一种重新改变，也给了我一次重新去经历自己，让我身上不够好的东西得到了改善。”

题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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