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9月10日报道（编译：福尔摩望）
今年早些时候，两个瑞典最大初创公司的退出，足以傲视任何一个地区的创企生态系统。 Spotify以270亿美元进行了IPO，iZettle以22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这两笔交易无论放在哪里，都算得上是规模可观了。
但这两个引人注目的退出绝不是例外，它们只是最新证据，证明瑞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企中心。但不知何故，它已经走向更高的水平。它现在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企业家中心。虽然从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看仍然很小，但特别是斯德哥尔摩，其产生退出的速度令其他欧洲创企之都羡慕不已。
收购和IPO的狂潮标志着瑞典已经从一个主要被视为爱立信、沃尔沃和宜家的发源地，成为了一个国际投资者和企业家都看重的创企引擎。这一成功引发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些退出的回报正在导致天使投资和连续企业家的激增，也有望将生态系统推向更高水平。
虽然欧洲许多新兴创企经济体仍然渴望得到验证，但瑞典的退出机制可能会给它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利，让其在未来几年里成为欧洲大陆创业资本的集中地。
“成功孕育成功，”Atomico的瑞典联合创始人Mattias Ljungman说。“相比去年年初，我对斯德哥尔摩更加看好。这些退出造就了下一代创业者，他们将走出去，从其他成功的创业者那里获得资金。”
瑞典是初创企业的温床，几乎算不上什么启示。北欧国家总体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以瑞典为首的一流声誉。 瑞典风险投资公司Creandum的一项研究指出，2000-2014年，瑞典产生了263个退出，估值累计达到237亿美元。沃顿商学院在2015年的创企经济研究中称瑞典为“独角兽工厂”。2016年，TechCrunch宣布瑞典是“来自北方的科技巨星”。
作为北欧最大的投资者之一，Index Ventures声明：“斯德哥尔摩如何成为欧洲‘一流’科技中心的证据并不难找到。”
但是尽管如此，瑞典在过去两年里已经积累了更大的势头。
根据Tech.eu的数据，2017年共有120家瑞典公司退出，高于2016年的55家。2017年的数字超过了德国（112家）、英国（77家）和法国（44家）。而德国的增长与去年大致持平，英国的退出相较去年下降了26%，法国下降了31%。鉴于这些国家的人口相对于瑞典990万居民在6到10倍之间，所以瑞典的人均成功率看上去很不可思议。
2017年，这些瑞典退出包括电子商务初创公司Boozt的3.4亿美元IPO和金融科技公司Bambora以17.4亿美元被法国的Ingenico收购。而美国公司则收购了十多家初创公司。这些退出来自一系列市场的初创公司：金融科技、安全、电子商务、物联网、游戏，B2B和移动。
这种创业能力的典型因素包括大学里强有力的技术培训，鼓励独立思考和创造力的学校系统，一个迫使初创公司必须进行国际思考、对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和拥有强大设计精神历史的小型国内市场。
但实际上，几十年以来，瑞典一直都是这样。这并没有完全解释最近的爆炸式发展。
为了理解这种创业激增的原因，观察人士说，回顾过去的事件，回顾大约10年前许多现在退出的公司成立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经过稳定、有条不紊的建设，获得了一些成就，这又反过来刺激了瑞典的生态系统。
瑞典浪潮正在形成
iZettle的故事说明了瑞典积累的优势。该公司由Jacob de Geer和Magnus Nilsson于2008年创立。
十多年前，当de Geer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时，他是2005年上市的瑞典营销初创公司TradeDoubler的首批员工之一。后来，他创办了一个名为Ameibo的比特种子电影文件共享服务，并于2010年出售。与此同时，Nilsson在成为Wayfinder Systems的CEO之前，已经在科技行业活跃了十多年，他所创办的一家初创公司于2009年被Vodafone所收购。
凭借他们丰富的简历和经验，iZettle的联合创始人们很容易激起他们对新企业的兴趣。
“这一代瑞典初创企业和科技公司正进入他们真正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时代，”iZettle首席战略官Johan Bendz说，他是该公司的第二名员工，也曾在TradeDoubler工作过。
对于iZettle来说，在早期阶段融资从来都不是问题。与上一个十年相比，当时瑞典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几年振荡周期，Bendz表示，许多欧洲风险投资公司增加了专注于北欧的合伙人。由于以前投资的回报，瑞典本土的风险投资业变得更大，融资也更好。
iZettle于2011年在由来自伦敦的Index Ventures领投的种子融资轮中获得了近1000万美元的投资。Index Ventures之所以看好该地区的公司，是因为其早期对斯德哥尔摩社交游戏创企King的投资，该创企已于2013年上市。最终，iZettle继续融资超过3亿美元。
Bendz说，从一开始，iZettle就对其支付服务有很大的野心。它相信自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但也觉得建立公司可能需要时间，而不是在早期寻求快速退出。这导致了今年早些时候普遍预期的IPO申请，而当PayPal提出22亿美元收购要约时，这一计划突然被取消。
虽然这笔交易尚未正式结束，但最终将会席卷瑞典生态系统。该公司已经有一些员工离职去创办其他公司。现在更多的人将拥有自己创业想法的资源，或者支持其他人的项目。
Spotify的经历与iZettle有些类似。Daniel Ek和Martin Lorentzon于2006年共同创办了这一音乐流媒体服务，Daniel以前是游戏初创公司Stardoll的首席技术官，而Martin Lorentzon是TradeDoubler的联合创始人。但是在向IPO进军的过程中，它创建了自己的小型员工生态系统。
其中最突出的是Soundtrack Your Brand，这一自2013年成立的B2B音乐流媒体服务，已经获得了3900万美元的融资。
Soundtrack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Andreas Liffgarden曾在Spotify工作了四年，然后于2012年离开，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另一位联合创始人Ola Sars将他的音乐流媒体初创公司Let’s Mix出售给了后来成为Beats Music的公司。Spotify早在2015年就直接投资了Soundtrack，他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伙伴关系，从而为Spotify业务提供动力。
当Sars谈到斯德哥尔摩的创业环境时，他看到一个加速的网络效应正在起作用的地方，一个在以前的初创企业中合作过的人不断地跨越道路，利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并创办新公司的地方。
“Spotify产生了很多人才，”Sars说。“在这里播种和真正做事的条件已经变得相当好。很多东西真的结合在一起了。”
像King、Spotify和iZettle这样的成功故事，正在创造巨大的人才库，而年轻的公司也正在利用这些人才库。其结果是企业家不仅有更大的野心，而且还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成功扩展公司规模的经验。
“我认为这对生态系统的真正意义是，我们看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初次创业者的素质，”The Nordic Web的创始人Neil Murray说，该组织曾于去年启动了一个专注于该地区的天使基金。“他们从当他们是另一家有规模的公司时就有这种经历，即使他们不是自己亲手经历的。”
天时地利人和
虽然瑞典保持着国际视野，但它的企业家拥有在自家后院建立全球公司的一切必要条件。
自从首席执行官Pär Hedberg于2002年创立加速器和孵化器网络Sting以来，Sting已经在斯德哥尔摩接待了200多家初创企业。在那个时候，Hedberg在各种初创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已经超过十年了。多年来，Sting已经扩展到为业务发展、招聘、融资、产品开发和海外扩张提供帮助。
去年，这些努力扩大到包括启动自己的风险基金——Luminar Ventures，用于早期阶段的融资。Sting推出了第四个天使基金——Propel Capital IV，该基金包括一个由40个商业天使组成的网络和一只两倍于前人的基金。
Hedberg说，Sting每年都被瑞典企业家的申请所淹没。随着像Spotify、King和“我的世界”这样的本土独角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他说，他看到年轻一代对成为企业家的渴望越来越深。
“现在它更像雪球效应，速度不断增加，”Hedberg说。“来自皇家理工学院的孩子不想进入公司，而是想创办一家公司。我们的公司很难招聘员工。”
两年前，法国企业家Lisa Gautier被Sting所接受。她的初创企业TPH Marketplace仍然只是一个概念，因此，她很惊讶能够成为从170份申请中选出的8位企业家之一。虽然是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法国侨民，但她说Sting帮助她迅速融入当地生态系统，找到联合创始人，并最终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了种子融资。
“我对生态系统的了解有限，”Gautier说。“所以被录取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给了我关系。现在我已经从生态系统中获得了很多支持。”
Sting也只是迅速成长的天使环境的一部分，这一点多亏了这些退出所带来的意外收获。2015年，King前首席执行官Riccardo Zacconi联合创立了天使投资基金Sweet Capital。第二年，一群瑞典和丹麦企业家创立了种子阶段投资基金Nordic Makers。
“大约有50个人在斯德哥尔摩生态系统中赚了1亿多美元，”北欧风险投资公司Northzone的瑞典合伙人Pär-Jörgen Pärson说。“这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规模。人们以前开一万到两万美元的支票。现在我们有1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天使投资者的临界数量对于帮助Greta的创始人快速推出他们的服务概念至关重要，该服务将帮助媒体公司提供更好的数字和流媒体体验。Anna Ottosson在2014年与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Victor Ginsburg Müller和Dennis Mårtensson相识，他们都曾是斯德哥尔摩创企Storytel的开发人员。
几周之内，他们从令人印象深刻的天使投资者手中筹措到了一些种子资金。这其中包括Jan Erik Solem，苹果2010年收购的面部识别初创公司Polar Rose的创始人。Solem现在是Mapillary的联合创始人。
Greta还获得了Hampus Jakobsson的支持，他曾是一名企业家，在2010年将他的移动用户界面初创公司TAT卖给了RIM，从此成为瑞典最活跃的天使投资人之一，也是BlueYard Venture Capital的合伙人。最后，Greta获得了Sophia Bendz的投资，她是Atomico的高管，也是Spotify的前全球营销总监。
除了资金，天使投资者们还提供建议，以及雇佣和会见合伙人制定策略的联系。Greta的创始人很快将他们在硅谷的时间分配给更多的开发人员。当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做出关键决定时，他们求助于这些天使： 关闭公司。虽然拥有最初的热情和吸引力，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也正在进军同一领域。
尽管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作为第一次创业的人，Ottosson说，与天使投资者的关系给了他们一个关键的信心，这对于说服他们首先尝试是至关重要的。
“瑞典现在正处于第二轮或第三轮创企成功的阶段，”Ottosson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才生态系统。他们参与了建立强大的公司，并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你相信某件事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朝着实现它迈出了一大步。”
投资的成功让Northzone进一步向上延伸。大约十年前，Northzone对Spotify和iZettle这样的公司做了一些精明的赌注。它还支持了Klarna，另一家瑞典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该公司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申请IPO。这些巨额回报帮助Northzone在2016年完成了3.35亿美元新基金的募集。
“我们需要确保斯德哥尔摩生态系统利用这一巨大成功，培养下一代企业家，”Pärson说道。
当然，该地区也受益于Atomico的推出，该风险基金是由Skype前首席执行官Niklas Zennström于2006年创建的。这位瑞典亿万富翁不仅在瑞典，也在整个欧洲成为了一位杰出人物。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地和地区资本不短缺，这也有助于吸引国际投资者。根据瑞典投资公司Industrifonden的一份报告，2017年，442家瑞典初创公司融资12亿美元，是上一年的两倍多（不包括Spotify 2016年的大规模融资，上一年共记录了402次融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国际融资总额增加了，但来自瑞典投资者的总百分比增长更快。这种能力是《经济学人》情报部门将瑞典排在“未来五年投资最佳地点”第一位的原因之一。
“北欧的风险投资业已经成熟了很多，”瑞典连续企业家Patric Palm说，他去年共同创立了敏捷开发创企Favro。Palm说他开始做一些天使投资。“我不会说这里是硅谷。但是我们越来越接近了。”
未来的挑战
虽然成功确实能孕育成功，但硅谷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它也能孕育出自己的麻烦。瑞典，特别是斯德哥尔摩，正在经历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听起来对长期居住在硅谷的居民来说很熟悉。
虽然今年情况有所好转，但自2012年以来，平均房价已经上涨了50%。自2015年以来，商业地产价格飙升了55%。这促使初创公司在斯德哥尔摩以外的地方寻找一些价格较低的选择，特别是马尔默市，该市已经成为越来越受企业家欢迎的目的地。
“我们有一个糟糕的住房市场，”Bendz说。“在寻求人才和招聘的过程中，让人们搬到这里可能很困难。”
即使在瑞典面临住房短缺的时候，它也面临着限制性移民政策的挑战，这使得一些工程师和企业家获得签证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创业社区一直呼吁改革，但是该国正在处理近年来困扰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反移民右翼问题。
另一个常见的抱怨是股票期权的处理，在瑞典可能很难发行，而且税收很重。一些人担心移民和选择问题仍然使该地区在招聘方面处于劣势。
“瑞典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Palm说。“如果你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公司，你需要从国外招聘。”
事实上，在2017年的红热过后，情况有所缓和。Tech.eu在2018年上半年仅追踪到26起退出，不过Spotify和iZettle交易的规模掩盖了这种下降趋势。Nordic Web报道称，与一年前相比，2018年上半年瑞典的风险投资交易减少了30笔。
尽管如此，这里没有人在恐慌。生态系统的整体数量和基础是稳固的，即使数字逐年变化。该国企业资产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投资者和收购者中的声誉，仍然让它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
“现在是向瑞典生态系统投入资金的好时机，”来自Atomico的Ljungman说。“因为在三到五年内，我们将会看到另一轮大型独角兽的退出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