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相较于二十年前遍地狼藉的亚洲金融危机，人们对十年前这场危机的救助比较认可，认为保尔森、伯南克和盖特纳的完美三人组，尤其是伯南克与盖特纳的黄金搭档，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英雄不会横空出世，伯南克和盖特纳之所以能够对救助方案有高度默契，主要是因为从此前的日本泡沫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接受了相似的教训。这其中，伯南克针对日本应对泡沫危机畏首畏尾的失误而提出的“直升机撒钱”理论广为人知，而盖特纳在参与救助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历的试炼和从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则少为人知，直至他自己在《压力测试》中将这段经历和盘托出。
被紧急提拔为财政部长助理的盖特纳，很快就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有问题：给的钱太少，而开出的条件又过分苛刻，在需要紧急输血的时候却去强调结构性改革，结果导致病人死亡。比如在泰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需要大幅提高利率，以阻止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同时要削减政府开支和赤字，以使投资者确信国家的政策是有信誉的，而不仅仅是在浪费基金组织的财政援助。但盖特纳发现经过金融危机打击后，泰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很低了，而像高利率、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这类猛药会在低迷期进一步导致经济衰减。在数据揭露经济处于衰退中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被迫改变了在泰国的财政紧缩方针。
相对于泰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印度尼西亚开出的药方剂量更猛、服药条件更为严苛：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紧缩和利率上调，还有经济特权的全面废除。盖特纳戏谑地指出，他不明白为何打破苏哈托家族“对腰果和丁香的垄断”，对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腐败不是危机的根源，而且在危机肆虐的时候，人们也不能合理地消除腐败。
这个计划最后证明是一团糟。卢比在几个月内贬值了 80%，危机打破了印度尼西亚几十年来推行的政治体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也不能修复这场浩劫造成的伤害。
危机蔓延到了韩国。考虑到韩国是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力量——如果韩国被殃及，投资者会认为没有一个新兴市场是安全的——也是美国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盟友，美国决定全力帮助货币基金组织投入到对韩国的“救援”行动中。
美国财政部决定向韩国投入足够的货币防止挤兑。他们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 55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财政部——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初几个月，美国偏向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并没有投入自己的资源和精力——和其他国家的“第二道防线”的 200 亿美元，以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被完全耗尽，并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游戏规则，以便更多更快地借出资金。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即使这般具有压倒性力量的承诺也不能停止挤兑，因为市场不相信这个承诺是可信的，或者足以覆盖所有韩国银行所隐藏的不良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付款很快外流，因为韩国银行的外国债权人匆忙退出。韩元在 3 周内贬值 40%，而政府实质上是耗尽了外汇。除了简单地通过加速支付下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来争取时间。
后来盖特纳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羊群效应。国际债权人—一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金融机构—拒绝向他们认为有违约风险的韩国银行重新发放短期贷款，当这些贷款到期时债权人就要求偿还，这反过来增大了违约的可能性。盖特纳认为，如果债权人都可以持续为韩国银行融资，就会避免更混乱的局面，这对债权人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因为韩国政府拥有大量的资源，而且它的经济是很有成效的。但是问题出在羊群效应上：债权人们都担心，如果他们不取走自己的钱，其他债权人就会取钱，因此他们就想比另一个人更快地取走钱。这是在危机中常见的动态过程，个体理性的决定会产生灾难性的集体性结果。
如果要让更大范围的救助计划有奏效的机会，盖特纳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去打破这个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盖特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韩国的主要私人债权人，延长其给韩国各银行贷款的到期日。他们说服这些债权人确信一点：自愿“放水”将符合双方的利益，如若不然，结局会是韩国政府违约，这将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损失。在一系列电话会议中，盖特纳和其同事们召集了主要跨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和各国的财长，告诉他们如果同意把短期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盖特纳们就会加快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款项进入韩国，这样他们都能有机会把贷款全部收回。但是，如果债权人不肯团结一致稳定局面，他们就不能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继续放贷给韩国，最终债权人都将面临更大的损失。
一开始，各银行都有些震惊，但最后被说服同意先暂时停止收款，并扩大了债务再融资范围。恐慌逐渐消退。1999年，韩国经济以惊人的 11%的增长率再度发展起来。泰国扭转衰退局势所花费的时间更长，但在新首相做出真正的改革承诺后，泰国的经济也开始反弹。印度尼西亚的情况更加艰难，苏哈托被迫辞职，但这不仅没有结束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战役”，还催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印度尼西亚的贷款不得不重新谈判 23 次。不过，最终印尼经济也开始了缓慢恢复，经受住了几次和平民主过渡的历程，并迎来了长期健康的增长。
正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试炼中所攒下的经验，让盖特纳认识到通过大手笔“撒钱”迅速覆盖住债务风险敞口，以让市场尽快回复信心的重要性，从而确保了他能与保尔森密切配合果断处置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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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自：v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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