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中旬一个烈日当头的下午，徐达之从上海虹口区西北角与宝山交界处的新居来到她熟悉的虬江路，去当地仅剩的一家碟店买碟。她挑了几张古典音乐现场实况、BBC 的纪录片，还有相熟的老板推荐的故事片，花了两百多，然后带我看虬江路。

此时的虬江路已经荡清了多年来占据路面的摊位，一些支路已经全线封堵店面，室内商场的一部分店主在传言过年之前就要关门歇业。她陪我挑了把黄色蛋形的宜兴紫砂壶，“美人肩”，对做工赞不绝口，虽然自己只习惯于用保温杯泡“香片”。回到熟悉的环境让她感到惬意，但她却不愿再沿着虬江路向东走，到四川北路后折向南，去她从 4 岁住到 70 岁的“公益坊”，生怕触景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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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坊是一个于上世纪 20 年代由粤商开发的高档石库门里弄，位于由四川北路、海宁路、江西中路和武进路围合而成的巨大方正地块的东部。这个地块在虹口区的地籍编号中，被称作“18 街坊”。

其中的公益坊在落成的早期，就成为一个左翼和新感觉派文人活动的重要据点。曾经开在坊内的水沫、辛垦、南强三家左翼书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文学、哲学著作，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编印左翼刊物。这里也是重要的会面地点，根据曾经住在公益坊 16 号水沫书店的左联成员、作家楼适夷书信的回忆：1932 年，鲁迅曾在水沫书店二楼会见过从苏区来沪的陈赓。

2012 年，公益坊在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俗称“三普”）中被列为“文物保护点”，具有成为文保单位的潜力。2015 年，公益坊沿四川北路的商业建筑（四川北路 975-987 号，1297-1311 号）被列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2014 年 3 月，虹口区发布房屋征收决定，“为了改善居民生活和居住条件”，将具有诸多历史价值的 18 街坊地块房屋列入“棚改”项目进行征收。但是，独居弄内 68 号前楼（二楼大单间）的徐达之认为征收存在诸多程序和实质性违法之处，因而与其他 30 余户居民一起拒绝搬走。在随后的两年中，她先与征收部门沟通，失败后对征收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被驳回后诉诸法律手段，把官司一直打到上海市高院，最终在 2015 年底被驳回。

2015 年 4 月和 6 月，征收程序尚未完成，公益坊却经历了两次突击拆除，从远处拍摄的影像中，大股烟尘在原本宁静的里弄上空升腾，是媒体联合学界奋力奔走呼吁才制止了破坏。时值梅雨季，隔壁的房子在被拆，徐达之与拆迁人员好声商量：“我们还在走程序，还在这里住，麻烦隔壁的屋顶先不拆，不然雨水会从墙上渗进我家。”拆迁队答应了。这是明智的，没有打招呼的人家，后来不得与雨水渗漏长期搏斗。

被几乎清空的弄堂里半夜有贼。徐达之有时被隔壁拉抽屉、拖桌子的声音惊醒，透过窗户能看到对面屋顶和晒台上跃动的人影。她找了些木板，请人把紧邻晒台的后窗用板条钉死，“有事当没事”地过日子，照样听音乐、看书、养她喜爱的石斛，与留守的邻居们一同推进行政复议和一次又一次的诉讼。

2015 年 12 月底，高院的上诉被驳回，徐达之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上诉了，于是和动迁组签了协议，同时得到对方的允许，在新房交付前，继续在老房子住。第二年 9 月的一天，拆迁组突然对她楼下邻居、一直拒绝接受动迁协议的退休警察蔡老师家进行强迁。她早就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在此之前已经和童年时的玩伴蔡老师约定，各拿一块 68 号前后门的门牌号留作纪念。不久，她从虹口区的最南端，搬到了位于虹口区最北端，与宝山仅一路之隔的“彩虹湾”。这片位于原“二纺机”工业用地上的巨型小区，在 2013 年开工时据报道将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最大的保障性住宅建设基地，可容纳一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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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之是 1950 年搬进公益坊的。四年前她出生在北京，在家排行老三。父亲徐辉祖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策反工作。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徐辉祖被调到上海市公安局任职，带着全家移居上海。起初家被安在位于如今人民广场东南角的龙门路信平里。信平里是旧式里弄，房子小且旧。1950 年，父亲用金条向公益坊 68 号的一户人家“顶”下了这栋单开间两层小楼，仅留亭子间由二房东居住。在过去，购买上海租界房屋使用权称之为“顶”。相比信平里，公益坊属于高档的新式里弄，干净、宽敞，有煤气和电话直通户内。

这栋原本设计为独户住宅的两层连排别墅建筑，底楼由南往北依次是天井（10 平米）、客堂（24.8 平米）、卫生间（4 平米）、楼梯和灶批间（10 平米）；二楼南侧是前楼（二楼大房间，也是 24.8 平米），北侧是晒台（10 平米）。灶批间的正上方一楼半的位置是亭子间。整栋房子宽敞、高爽、明亮。

愉快的童年在她脑海中留下一些难忘的闪回：她和姐姐楼上楼下疯闯，坐在平瓦的屋顶上眺望外滩，国庆的夜晚裹着军大衣在那里同时观看来自南边的四川路桥与外滩，和北边虹口公园的焰火，在四川北路昆山路口一间日本人开的诊所看病，里面一部旋转楼梯让她流连忘返……

那时父亲是上海市公安局六股科长，母亲是全职主妇，她见过一张自己儿时的照片，坐在福州路公安局大楼的窗台上，向下眺望不远处繁忙的南京路。

但她不确定大哥是否曾经涉足公益坊，很可能没有。她对童年时家里经历的第一次重大的悲痛毫无印象。她只知道，大哥在抗美援朝之初就作为战地摄影师开赴前线，1951 年牺牲在朝鲜战场。

不久是父亲的离去。她记不清确切是从哪一年开始，父亲被软禁在复兴中路的一栋房子里。动迁期间，她有一次去瑞金医院就医，中途站在 17 路复兴中路的站台上，吃惊地发现对面的四层小楼竟然就是儿时母亲每周带着她和姐姐来看父亲的地方。后来，父亲被贬去盐城的大丰劳改农场工作，结果却于 1955 年在那里被捕，因为卷入了“潘汉年-杨帆冤案”。父亲当时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离公益坊仅三公里的提篮桥监狱关押了 20 年后，直到 1975 年在特赦中出狱。父亲出狱后，说起 20 年前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质问审判员：“我为革命奋斗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哪有资格来审判我？”结果被加重刑罚才判了无期。

徐辉祖的愤慨不难理解。他青年时期从苏州老家来到上海，1921 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上海早期工人运动。

根据 1991 年出版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时年 24 岁的徐辉祖在 1926 年 4 月被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派往广州，参加 5 月 1 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总结了五卅运动和五卅后一年来的工人运动经验教训，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向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反动势力开展斗争。”据《上海工运志》记载，同年 7 月 4 日，徐辉祖与另外 12 人经推选担任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第三届执委。

当时北伐已经开始，国共两党决定在上海组织联合暴动，打击控制着上海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这年 10 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经验不足、协调不周而失败。次年 2 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上海区委再次准备发动大罢工和起义。商务印书馆工会派徐辉祖负责整编纠察队，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上海总工会的命令。19 日，总同盟罢工开始，全市陷入瘫痪状态。但是，随后的第二次起义却因为北伐军抵达嘉兴后按兵不动而失败了。

但是中共随即开始筹备新的起义，这包括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被分为两个大队，徐辉祖担任第一大队的队长。据美国历史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研究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著作《上海罢工》，商务印书馆在第三次起义中贡献了超过 100 名工人纠察队员，在其中扮演了领导角色。而早在 1926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的 4000 员工中就有一成已经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裴宜理的研究发现，和经典叙事不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不错的工匠要比更受压迫的底层劳工更具革命性，更愿意与革命政党而非帮会合作。

3 月 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闸北区志·大事记》中记载，两天后，徐辉祖与另外 18 人在闸北市民代表大会上经协商就任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又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徐辉祖率领的纠察队在 21 日晚的战斗中先是攻打位于宝山路上被直鲁军阀毕庶澄部队的一个排占领的东方图书馆（后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后来为了保护东方图书馆，改为围而不打。在对峙中，徐辉祖被射中颈部，随即被救护队送往医院治疗。

徐达之不清楚负伤后的父亲究竟是什么状况，是否在上海履行过作为市民自治机构执委的职责。只知道他后来去了苏联，回国后去了北京，在那里认识了母亲。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把枪，用一条毛毯裹着。父亲去世后，有几位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带着写党史的任务来到家中采访，带走了那条毯子和一副周恩来送给父亲的衬衫袖扣。结果由于缺少他人指认，那条毯子未被认定为文物，被还了回来，而那副袖扣却下落不明。

1955 年，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为了“划清界线”，父母被迫离婚，徐达之也改随母姓，应她本人要求，本文使用了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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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捕后，住在亭子间的二房东来找母亲，让她把楼下客堂间让出来。作为“历史反革命家属”的母亲不敢抗拒，二房东于是把客堂间转租给了一户蔡姓人家。后来，这位房东自己也因为政治问题坐了牢。楼下邻居以家里人多为由，要求使用亭子间，母亲再次应允。此后一家人的生活空间只剩前楼、晒台、卫生间和与楼下邻居合用的灶批间。

因为父亲坐牢的缘故，母亲在邻居面前，总是委曲求全，在弄堂里低调做人。但厄运还是找上门来。文革期间，一队红卫兵从北京南下来找母亲，不知为什么要批斗她，里弄干部也分外积极。这导致母亲未遂的自杀，是徐达之及时回家发现了她。这么一下让批斗者偃旗息鼓，搬师回京。母亲当时似乎是决心用一场悲剧来阻止另一场悲剧。

中学毕业，徐达之进入大隆机器厂当车工，打磨石油管道接头，厂就在光复西路如今中远两湾城的位置。因为父亲的缘故，她在厂里始终是个“小三子”，生产组长、工会组长都轮不到她。很多年后，当父亲出狱后终于又通过不断的申诉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平反，一家人要求劳改局把平反材料送到姐妹俩的单位里。徐达之的车间支部书记看到陈父的材料后说道：“原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夯榔头（大人物）的女儿啊！”即便如此，直到徐达之在 1994 年 48 岁时从工厂提前两年退休时，她依然只是车床边的一名普通女工。

因为保护公益坊，《城市中国》杂志在 2015 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公益坊历史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徐达之家庭的《因父之名》写到了徐辉祖的革命经历。当时一位相熟的邻居读之对徐达之说：“你父亲原来这么厉害，我们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徐达之答道：“这有什么可扎台型（炫耀）的？我们以前是历史反革命家属，只能低调做人，不然就是翘尾巴。”对方连连称是。

文革中公益坊增加了不少新居民。一些住在房管所在弄堂上空加盖的“过街楼”里，另一些则来自所谓的“抢房子”，一些家境不好的外来户突然闯入空置的房间从此住下。徐达之估计，这里面有房管所的指点，因为这些闯入者总是准确地知道哪些房间空着。这让公益坊里居民的“成分”差异变得两极化。

徐达之说公益坊老居民“家庭成分”多少有点问题，彼此之间略有耳闻，但究竟是怎么回事都不会深究。倒是动迁与媒体的介入，使那些继承父辈私宅不愿离去的人家，让光洒向各自尘封的家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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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时候，徐达之每天早上总是在公益坊门口坐上有轨电车，四川北路一路向北，在这条路的尽头虹口公园下车，穿过花园路抵达中山北路广州路口自己就读的长风中学（现鲁迅中学），不远处就是田野。她也常沿四川北路从学校走到公益坊，在绵延三公里的店铺和期间穿插的弄堂中流连忘返，她喜欢那时四川北路的一切。

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公益坊附近，比如稍往南的天潼路口，有广式糕点铺“一定好”，里面的广式糕点重糖重油、皮酥馅足，还有广式烤鸭店“广茂香”，据说每天只烤 30 只，只只抢手。还有后起之秀“大祥食品店”，占据公益坊外面四川北路海宁路的拐角，各色食品琳琅满目，是孩子们的圣地。

公益坊周围也曾是电影院扎堆的地方，她记得当时过年时，买电影票的队伍一直从海宁路上的国际电影院排到公益坊弄口。乍浦路上的胜利电影院小小的两层很紧凑，电影也很好。乍浦路上还有过一座解放剧场，既是剧场又是电影院。海宁路乍浦路口还拆掉过一个虹口文化馆（虹口大戏院），据说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现在原址上仅立着块石头权作纪念。

但四川北路这条曾经上海继南京路、淮海路之后的第三大商业街在 90 年代还是没落了，原本最热闹的四川路桥到公益坊所在的武进路一段，如今恰恰成了最冷落的一段。“我发现街道不能拓宽，一拓宽它的本色就没有了。”她是指海宁路和四川北路在 90 年代末的相继拓宽与四川北路的衰落有关。

但她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像她这样的四川北路沿线里弄的动迁和居民的大量离去。

菜场的消失或许是里弄社区消失的一个反映，或者也可能是一种手段。18 街坊腾退的过程中，先是武进路菜场被拆，人们就去安庆路菜场，安庆路 2016 年 3 月也被拆了，人们就去新广路菜场，新广路被拆后，大家就去热河路。“做老百姓很累的”，徐达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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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捕前在家中留下一批黑胶唱片和一台美国的无线电，徐达之觉得自己喜欢音乐与这有关。唱片主要是舞曲，而从短波中能听到古典音乐，这是她每逢暑假最大的消遣。那台机器让她第一次听到《卡门》、施特劳斯和其他她从未叫上名字的作品。她无从懂得欣赏的门道，只觉得好听。但是，迫于生计，母亲陆陆续续把黑胶都卖给了虬江路上一家叫“天一”的旧货商店，最后被卖掉的是那台无线电。母亲那时成天气喘，总是生病。

到了 90 年代，她成为江宁路、虬江路和海宁路天桥下这些淘碟去处的常客，搜寻自己喜爱的古典、新世纪、冷爵士，从各种打口到盗版，但是从未涉足音乐会现场，最大的手笔是花 115 元在上海书城买过一张正版的温顿·马萨利斯的小号。

她从小难以抑制的阅读瘾也是来自父亲留在家的书。文革期间，她读了不少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结果因为兴奋地向同事讲述书中内容，而被迫上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不得不设法“戒书瘾”。文革之后，开始能看到西方作家的作品，她至今能饱含激情、充满细节地讲述雨果的《九三年》、《笑面人》和萨克雷《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中的情节。

她说自己听音乐和看书都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很少有可以交流的人。后来音乐方面渐渐好起来，因为淘碟时能遇上跟你说些门道的人，但阅读始终是孤独的体验。而她的涉猎似乎没有边界。

比如让我有点意外的是，她最近读了介绍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创办人郭净关于卡瓦格博（梅里雪山）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雪山之书》。她告诉我，书里记录的藏族文化让她感到敬慕，描绘的雪山让她感到庄严。因为在书中读到 1991 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山难的事情，她在网上找来郭净拍摄的关于这起事件的纪录片《卡瓦格博》，看得“热血沸腾”。她觉得，里面藏民对神山的敬畏之心正与我们“什么都要开发”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但后来想再回顾一遍时，她却发现收藏的页面被删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也要禁。听过说我与郭净老师有过几面之缘，她托我一定要帮忙打听一下，是什么道理要禁这样的片子。好在，片子没有被禁，我在网上为她找到了另一个观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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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父亲徐辉祖在新中国最后一次特赦中被释放。但是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官方仍然认为这个已经 73 岁、无处可去的老人应该回到原来的家中。但是母亲搞不懂了，说：“当初是你们让我们离婚的，现在又是你们让他回来？”母亲因为父亲坐牢给家庭带来的不幸，对父亲有诸多的埋怨，这时已很难认可这个人。但劳改局不顾母亲的意愿，要求房管所在这家人本就不大的唯一房间里隔出一个 6 平米的小间供父亲单独居住。父亲的名字也回到了户口本上，身份竟是“离婚夫”。

“如果我妈当年又再婚了呢？”徐达之问。一个命令强加于人，压力全由已经饱经风霜的家庭自行解决。徐达之听说特赦造成很多家庭矛盾，很多人家吵得非常厉害。公益坊里一位曾经为国民党工作的老人出狱归来时，儿子因为被父亲的政治污点耽误了自己前程而怨恨父亲，经常和父亲打架。

特赦只意味着释放，而不意味着免除罪责。父亲出狱后，多年来以一己之力组织材料，争取获得平反。据说过程异常坎坷，徐辉祖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和潘汉年在 1976 和 1977 年相继去世，他去找陈云，陈云摇摇头，杨帆出狱时已经疯了，曾经的通讯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不愿作证。

那个阶段，有关部门给父亲分配了一份在天潼路一家小饭店洗碗、看店的工作，每月二十几元生活费。徐达之记得某个冬夜她在饭店门口张望，看到店里两张合并的桌子上，父亲钻在单薄的被窝里的样子。

多年以后，父亲终得平反，并被给予了离休待遇，分到浦东的一间房。但是徐达之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知道，父亲晚年最后的岁月还是在为恢复党籍而奔走，平反并没有恢复他获刑时被剥夺的党籍。她曾经觉得父亲总是不愿意谈自己的事情，但后来回想起来，那是因为家里人对他都不够关心，更不要说帮他。这让她感到亏欠。

母亲虽然疏远父亲，但在晚年也对徐达之说：“你父亲这辈子没有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

徐达之记得父亲特赦回家后，曾有一位比自己年龄略大的女子经常来公益坊找父亲，询问她自己父亲的下落。徐达之得知，对方的父亲是一名陈姓的国民党情报官员，徐辉祖解放前夜在北京的工作任务是对敌特的策反，对方正是策反对象。徐辉祖只知道那人后来去了香港，自此杳无音讯。“做特务的结局都不好”，母亲当时评价道。前阵子，徐达之在彩虹湾新居里看到谍战电视剧《风筝》，又想起了父亲的冤案和母亲的话。“做特务的下场都不好，无非都是信仰在支撑”，她不愿看下去。所有的谍战片她都不愿意看。

在搬离公益坊前，她在乍浦路上的虹口区图书馆偶然读到作家野夫（郑世平）收录在《尘世·挽歌》一书中的《江上的母亲》一文时，却感到强烈的共鸣。野夫在这篇不到五千字的短文中缅怀和悼念自己的母亲，她在年轻时与作为国民党将领的父亲决裂，后来被划为“历史不清”的右派，坚忍地带领家庭走过不同时期的政治磨难，却在老年患病后因为不愿连累子女而自沉长江。在同书另一篇《乡绅之殇》中，野夫钩沉父亲家族被深藏的悲剧历史：当身为小地主的祖父在巴东老家被土改工作组逼死的同时，他的儿子却在不远的利川镇压土改激起的民变。这让徐达之想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她把野夫的所有书都列上了书单。

2009 年，与徐达之共同生活的母亲以 97 岁高龄辞世，2012 年，徐达之结束从工厂退休后 18 年的再就业生活——从营业员到清洁工，再到宿管老师——开始有充分的时间在家听音乐、看书（包括所有能找到的盗墓小说），照顾自己喜爱的盆栽植物。但是只过了一年，动迁就开始了。她感到庆幸母亲是在动迁开始前去世的。

在新居播放一张日本作曲家仓本裕基带着拉赫玛尼诺夫风格的钢琴协奏曲 Refinement 时，她说在母亲去世后，这张碟一度会激起她强烈的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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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湾”在 18 街坊地块的安置方案中属于“就近安置”。虽然仍然处在虹口地界，但这里完全没有徐达之熟悉的虹口的样子。这里没有街市，最近的能买到生活用品的地方在一公里以外，光秃秃顶马路分割着巨大的崭新的楼盘。而最近的公交车站在 800 米外，只有一条线路，20 分钟一班。即便安置房里住满了老人，这里也没有真正的医院，附近只有一个连 X 光片也不能拍的就医点。

她承认动迁对公益坊不同的人家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原来居住拥挤的人家，的确改善了居住条件，其中很多是文革期间被房管所安排进来的。但是对拥有较宽敞空间的私宅屋主来说，动迁显著降低他们的居住质量，并且抹消家庭记忆。那些公益坊最后的留守者，包括几户直至今日仍未签约的维权户，都是家庭独栋私房的继承者，即便他们的家庭在名义上早已因历史原因而成为“公房承租者”。

“那天办好房产证，看到上面使用权是 70 年，我傻眼了。原来也不是不知道商品房产权是 70 年，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错气（可气）”，徐达之说。

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2018 年 7 月 24 日，18 街坊地块比预定时间提前出让了，被唯一的竞拍者以底价 71 亿元买下，成为虹口“地王”，近 18 万平米的商办建筑将在这里拔地而起。新的方案改变了原来全部拆除的计划，保留了公益坊大约一半的石库门建筑，但住户已经全被清空。一栋 1.4 万平米的“文学博物馆”将在此落成，尽管水沫书店旧址已被夷平。

有人预言这里将成为虹口的“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是了。

（感谢《城市中国》编辑袁菁为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首页题图为公益坊平瓦屋顶，摄影《城市中国》朱迪；内页题图摄于四川北路柳林里，摄影蒋亦凡；内文配图除另行说明，均由蒋亦凡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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