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介绍的的是中世纪伊斯兰黄金时代(约8-13世纪)伊斯兰世界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困难,其发展的具体表现,衰落的原因以及伊斯兰农业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对欧洲的影响。
第一章:伊斯兰农业,是革命还是继承?
1876年,西班牙历史学家Antonia Garcia Maceira 提出:在罗马和西哥特时代的西班牙,很少有作物上的改进与外来作物的引入;而阿拉伯人到来之后,其他地区的农业技术的传入,使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一般指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变革性的发展。
1974年,加拿大历史学家安德鲁·华生(Watson Andrew M)在他的一篇论文”The Arab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Diffusion, 700–1100″通过拓展了此前“安达卢西亚农业变革”,提出了“阿拉伯农业变革”的观点,并在之后的另一篇论文”A Medieval Green Revolution”(1981), and in a monograph,Agricultural Innovation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The Diffusion of Crops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中对他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华生认为,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商人在旧大陆的中转贸易使得各地的农业技术与作物品种得到交流和传播。他认为有至少18种在伊斯兰时代被广泛传播的作物,包括今天在人类生活中仍占重要地位的硬粒小麦、水稻、棉花、高粱、甘蔗,以及菠菜、茄子、洋蓟、芋头、香蕉、柠檬、青柠、酸橙、柚子、西瓜、芒果、椰子等蔬菜瓜果;此外还有灌溉技术和耕作技术的传播和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引发了经济的变化,并使人口增长、城市扩展,劳动力的增长也使得农业相关的商业手工业得以勃兴。
在华生的论文发表后的四十余年里,他的观点被大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引用和讨论。但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与更多文字资料的发现,华生的论据逐渐出现了漏洞:2009年历史学家迈克尔·德克(Michael Decker)指出,华生所认为的硬粒小麦、水稻和棉花在前伊斯兰时代的罗马/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就已经被种植了;棉花主要被罗马人种植于埃及,伊斯兰早期作为次要织物,而主要织布原料和罗马一样仍是亚麻;而洋蓟这种作物在前伊斯兰时代的地中海时期也有很长的种植历史。他还批判华生缺乏对新作物的传播和播种规模进行具体的描述,也未能与前伊斯兰时代的种植规模进行数据上的对比,使得论据过于抽象。除了作物之外,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华生所提到的桔槔(Shaduf)、戽水车(noria)、畜力水车(Animal saqqiya)以及坎儿井(Qanat)等灌溉技术在前伊斯兰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得到使用,并且萨珊和罗马时期的农田灌溉规模可能要大于伊斯兰时期。但德克也同意“穆斯林通过向西传播一些作物为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其成果并没有华生所说的那么巨大。
华生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农业及它与古典时代农业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并且当前尚未有决定性的考古发现能够完全推翻华生的命题。我认为,8-13世纪前后伊斯兰世界的农业的发展形式所表现的更多是“继承和传播”,而非“创新”,是通过传播和改进古典时代罗马与波斯的农业技术和进一步传播来自热带地区的辅助作物;古典时代的农业和伊斯兰农业有着传承的关系;伊斯兰农业在继承了古典农业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拓展了畜牧业和园艺业等方面。
第二章:早期伊斯兰时代(约8-13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农业地理环境
散文作家伊萨德·贝伊(Essad Bey)正确地评论道:“伊斯兰世界就是沙漠”。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横跨亚、欧、非三个大洲,涵盖西亚、北非与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这片广袤区域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大部分地区常年受副热带高压与干燥的东北信风控制,加之高大山脉环绕,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而且降水又多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由于大部分地区从土壤表面和植物蒸发损失的水分超过了平均降水量,所以水源是这些地区农业发展的前提。
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区
在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充足灌溉用水使种植业的繁荣发展成为可能,其中尤以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沿岸平原谷地的土壤最为肥沃。与埃及相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低地泛滥平原是处于干燥气候下的水分充足的冲积地。尼罗河谷地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都很少,并且春夏季极度干旱,再伴随着夏马风(shamal)与为喀新风(khamsin)等干燥热风,如果没有大河流经这里也会像周围沙漠一样荒凉。河流的泛滥不仅能够带来充足的灌溉水源,还有河水所携带的肥沃的淤泥。所以当地农业的耕作安排要遵循河流泛滥的节奏。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汛期的常在4-6月,枯水期则在9-10月;河水的泛滥程度主要取决于水源地山区积雪融水和降水量以及积雪融化的速度,所以每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水量变化极大;水源头到河流入海口的距离很短,两河流域的泛滥较尼罗河更猛烈,使得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与尼罗河相比更加难以控制。幼发拉底河河床中间部分比周围高,泛滥时河水就会在几个星期中停留在邻近的泛滥盆地里。但每年泛滥带来的沉积物并不多,所以宽阔而倾斜的河岸没有因河水的浸泡而靠近河床,洪水难以排泄,盆地的河水在蒸发后便沉积了大量的盐分。居民需要通过修建灌溉网来控制泛滥的河水,这些渠道起自河堤平原,密密麻麻地呈放射状散开,将水引入农田。而底格里斯河河床比幼发拉底河低,也较深,所以它的泛滥区较小,也较难开通沟渠。总之,如果不做出根本的调整和细致的维持,两河地区的土地就不适合耕作。
早期两河地区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河流入海口的三角洲地区,因为这里的泛滥程度相对较小,地势又较为平缓,排水沟渠可穿越多条河道,因此便于修建大规模灌溉网,并且不易受到泛滥的周期性破坏,也便于维持。而三角洲以北的河谷地带,考古发掘证明当地会发生周期性巨大泛滥,洪水会毁坏堤坝,整个河谷变成一片泽国;并且洪水携带大量淤泥,幼发拉底河的沟渠经常被堵塞,疏通又要耗费大量人力。但随着水利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步向北发展灌溉农业;并且南部三角洲地区的土壤盐渍化比北部严重的多。因为缺乏优良的排水设施,平原又较为平缓;大量淤泥又沉积在河流上游,也很难增加新的土壤,随着河水的蒸发,盐分不断地积累。并且人类长期连续的耕种,缺乏适当的休耕,加速了土壤盐碱化的过程;长年的灌溉导致地下水水位过高,盐分不能被冲刷掉,从而被留在了地表。土壤盐碱化遂导致三角洲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此外萨珊王朝时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农业曾非常繁荣,但因土地缺乏排水设施,至阿巴斯王朝时大部分土地已经盐碱化了;公元869年著名的黑奴起义,就是那些在胡齐斯坦等地从事排水采盐和开辟耕地的黑人奴隶所发动的。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埃及的洼地灌溉技术被引入两河流域,至萨珊王朝时期被广泛应用。小渠道不再呈放射状分布,而是呈交叉的格子状环绕着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盆地。这种新方法的优点是便于泛滥河水渗入土壤之中,但是如果缺乏排水设施,就会加剧盐渍化。萨珊王朝时期是两河流域灌溉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根据拜拉祖里(Al-Baladhuri)[1]的记载:在戈巴德一世(Kavadh I 488-531)沙的统治时期,底格里斯河沿岸的防护堤因年久失修和河水猛涨而决口,使之淹没了两河流域南部与西南部的低洼地区;霍斯劳一世(Khosrow I 501–579)时期修复了一部分沿岸堤坝,并且使一部分被淹没的土地得到了复耕;到了霍斯劳二世(Khosrow II 591-628)统治末期,两河流域洪水暴涨,水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霍斯劳二世下令修补两岸堤坝,并在一天内就修补了40处破损,他还投入了大量金钱来维持河堤的安全;但霍斯劳二世去世后的混乱局势导致堤坝失修,最终萨珊王朝的灌溉系统毁于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即公元629年后底格里斯河的连续泛滥和水位高涨;以及阿拉伯人征服后的内战带来的混乱局势导致土地抛荒,灌渠缺乏维护。到伊斯兰时代早期,两河流域的耕地,从萨珊王朝末期的约8000平方公里下降到了约6000平方公里。
直到倭马亚王朝的穆阿威叶一世(Muawiyah I 602-680)才派毛拉Abd Allah b Darraj恢复两河流域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到了阿巴斯王朝鼎盛时期政治经济中心的两河流域,像巴格达与巴士拉等城市急速膨胀,这使得有必要对既存的运河网进行大幅度扩展。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亦有许多古运河,但两河在阿巴斯王朝后多次改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已面目全非,许多运河方位已经难以确定。因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势向东倾斜,巴格达南部便开凿了大量运河;在底格里斯河以东,萨珊王朝开凿的奈赫赖万运河(Nahrawan)运河也被扩充;另外又在萨马拉南部底格里斯河的堤堰上开凿了第二个取水口;底格里斯河东侧的两条支流——阿兹姆河(Adheim)与迪亚拉河(Dyala),也修建了堤堰;这些运河构成了大规模灌溉设施的水源基础。从阿拉伯河到巴士拉最初的主供水路在665年左右完成,到了8世纪,为支撑农业的灌溉用水,巴士拉周边也建立了大规模的运河网络。11世纪当地官员编纂的手册中还计算了当时修建水渠的详细情况,沟渠的挖掘由专人管理,一次将雇佣数百自由工人,他们根据地势,插入捆绑好的大捆芦苇与灌木并用粘土加固来建筑水坝。⑼挖掘一条水渠价格不菲,据说一条从Batiha沼地至巴士拉的饮用水水渠要花费将近30万迪拉姆(Dirham)[2],但水渠工程对统治者的管理与农业发展相当重要,如果有必要,即使花费所有伊拉克的税金也在所不惜。
但是穆斯林重新启用传统的小渠道灌溉系统使得灌溉水渠更经不起洪水的破坏:河岸一旦破损河水将会淹没田野并导致损失;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困难,如果灌溉水渠的角度不够,泥沙便会淤积在水渠底部,重新疏通水渠将耗费大量开支;如果水渠角度足够,河水便能冲刷渠底淤泥,但作用在河堤上的压力将使农田变得更为危险。两河流域的农业投资规模极为庞大,后续的衰退也最为极端。首先是战事会中断农业,特别是战争的掠夺迫使农民移居他处;不合理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农作手段也会破坏农业的生产。除了难以摆脱的土壤盐渍化问题,还有植被被砍伐所引发的土壤侵蚀,以及土地坡度的改变(天然灌溉区域因此缩小),沙漠也在伺机侵吞被抛弃的土地。在阿巴斯王朝后期,尽管统治者努力地进行规划建设,两河流域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荒芜。土地的荒芜直接损害了哈里发政权的财政基础,使之成为哈里发权力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及的情况要比两河流域稳定的多。埃及的灌溉水源基本来自尼罗河,而绝大部分耕地与城市也分布在尼罗河谷与三角洲地区。尼罗河的主要支流有三:其一是白尼罗河,其源于赤道多雨区的非洲内陆湖泊,水量丰富而稳定;至苏丹南部,白尼罗河陷入了苏德沼泽(Sudd swamp),这个巨大沼泽使它缓慢下来并因蒸发而丢失大量河水能到下游的很少,这也调节了河流泛滥;有了苏德沼泽的调蓄以及水源区的持续降雨,尼罗河河水才几乎从不断流。而下游最主要的水源是青尼罗河、阿特巴拉河(Atbarah River)与索巴特河(Sobat River),它们的支流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积雪融化与四五月间夏季风在高原倾下大量雨水,携带着从火山山脉上冲刷下来的泥沙与粘土,从而形成了尼罗河每年的泛滥。
中东大多数河流汛期在春季,在天气变热后水量减退,但尼罗河的水量却在夏季增加并到达峰值,这为埃及创造了特殊的农业周期。庄稼在秋季被种下,在冬季成熟,在初春收获,然后土地被休耕几周。当尼罗河泛滥的洪水到来时,澎湃的河流到达埃及广阔的泛滥平原,河水溢出河岸,浸泡富饶的冲积土壤,洗净有害的盐分使尼罗河河水中的盐分都能排入地中海,很少沉积在地表,因此埃及不像两河流域一直受到土壤盐化问题困扰,洪水还使作物免于酷热的烘烤,使人们免于在土地上的过多劳作。当洪水退去后,还会留下一层富含磷酸盐和腐殖质的肥沃淤泥,埃及人称之为“黑土”(kemet)以别于沙漠里干燥贫瘠的“红土”(deret)。夏季的干旱使土地裂开,使土壤暴露于空气中逐渐失去养分,下次洪水再次带来泥土,如此循环往复。有了尼罗河,埃及人就无须担心是否下雨;因为尼罗河每年夏天都会灌溉田地,使土壤获得养料,不至于耗尽地力;只要在泛滥季结束后,农民将种子洒在潮湿、肥沃的土地上,就可以静候来年的收获。因此,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人事变迁,尼罗河流域较为稳定地保持着繁荣。
因为泥沙长期的沉积,尼罗河两岸地面增高,因此泛滥时河水不是冲出堤岸,而是缓缓地通过河渠蔓延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河两岸的旧河道和低地就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塘。在进入减水期后,池塘中的水会倒流出来,一方面使土地更加充分地吸收水分,并把周围土地因泛滥而产生的盐分冲走;另一方面又可补充灌溉,在河谷干旱季节提供灌溉水源。当地人因此受到启发而采取了洼地灌溉技术来利用尼罗河的洪水,人们沿尼罗河流域的两岸,用土堤围建成若干个大洼地,这些洼地排列成行,用运河与尼罗河连接;这些洼地在水平上经过平整后达到适当的高度;每年到了尼罗河汛期,洪水冲破土堤进入大洼地,将肥沃的泥土沉淀到洼地;当尼罗河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再由运河将水派出去。直到十九世纪,埃及灌溉土地的基础就是这种传统的灌溉技术。
埃及利用泛滥河水灌溉的方式的缺点是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但人们可以种植生长期不同的作物:14世纪埃及历史学家马克利兹(Al-Maqrizi)提到的埃及农历中:尼罗河在科普特历法中的“阿比布月”(Abib)即6月开始泛滥,至“土特月”(Tut)即9月达到洪峰。洪水退去后紧随着便播种谷物与大麦,并在来年四月份收割;播种的蔬菜将在十一月收获,之后种下鹰嘴豆、小扁豆亚麻和苜蓿,直至来年的4-6月间收获。尼罗河的洪水由哈瓦拉水渠流入法尤姆地区(Fayoum),并汇入加隆湖(Karunn),这里从三四月份开始播种水稻,五月播种靛青,并在十月份收获油菜、茄子、黄瓜、甜瓜、芝麻和豇豆,夏季作物的收割与水果(包括樱桃、无花果、桃子、梨、香蕉、柠檬和葡萄)的采摘同时进行。
埃及的一切耕地几乎都依赖于尼罗河的灌溉,而且要求泛滥保持在合适的规模。伊斯兰时代尼罗河泛滥期的增水量主要通过861-862年建成的尼罗测量仪(Nilometer)测定完成。尼罗测量仪是一根很高的并带有刻度的八角形石柱。与石柱并列由台阶相连的是约6.2平方米的洼池,洼池底部是圆形。石柱立在中间。洼池四壁是被称为“拱尖”的拱形壁龛,水的压力由此放出。洼池通过不同高度的三条涵洞与尼罗河相连。石柱的测定范围被分出16腕尺(cubit)[3],并且每腕尺有细分为24个更小的单位。当地每年上缴给苏丹的土地税额,根据测量仪所测量的水位高低而确定。在13-14世纪的尼罗河流域,如果汛期水位在14-15腕尺表明当年的水量过低,如果在19-20腕尺就表明水位过高,而最理想的水位是17腕尺。
在汛期,尼罗河在埃及的水位平均会上升6.4米,如果泛滥的水位太低,或是完全没有泛滥,土地将得不到足够的灌溉。尼罗河连年发生低水位将是埃及农业的灾难,歉收导致的饥荒还将引发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混乱。公元963-968年与11世纪60年代尼罗河泛滥的水位过低都直接引发了埃及政权的经济衰退,并间接导致了政治动乱。汛期泛滥规模过大也会出现灾难,洪水会冲垮堤坝,损毁房屋,摧毁灌溉水渠与水闸,并且过多积水使土地无法应季耕种。与两河流域的运河一样,埃及文献中多次提到对运河系统进行维护以控制灌溉,对河岸与堤坝进行维护以保护岸边的耕地。在管理不善或效率低下的时期,一旦堤坝崩垮,运河就会被堵塞。此外,肥沃的土壤也使得杂草容易生长,需要耕作者付出辛劳。
地中海农业区
在地中海气候区,两个“工人”在地中海上空交替工作:撒哈拉沙漠带来干旱与晴朗的天气;大西洋则不辞辛劳地耕云播雨。自每年的秋分到春分,西风带随太阳直射点南移:亚速尔高压使大西洋的低气压朝着地中海长驱直入,使地中海冬季气候极不稳定;低气压带来雨水,引起风向突变,使地中海波涛汹涌;天气寒冷潮湿,耕作、海运、打渔甚至是战争都要停止。春分前后,春季极其短促。冬雨一结束,副热带高气压带随着太阳直射点北移,亚速尔高压重新增大;门闩一插上,向东推进的低气压便中断了,撒哈拉气流就开始占领地中海地区,大海宁静的出奇;人们进入繁忙的夏季,抓紧耕作、捕鱼、储备粮食,用以熬过冬天。秋季来临后,低气压又进入,如此循环往复。
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地形分为山脉、丘陵和平原。在当时,森林覆盖的山地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文明程度低下;没有树木的高地丘陵为山羊与绵羊提供夏季牧场,丘陵坡地在整治后可以种植庄稼,是人们的主要的居住区和农业区;大面积的平原不易整治,沼泽遍布、疟疾泛滥,人烟稀少。
地中海气候区年降水量并不低,大多在400-1000mm,有些地方甚至降水过多,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降水量季节分布不均:雨水集中在秋冬两季,使热量与水分这两大植物生长的因素被分离开来。夏季长达半年之久,夏旱使各地水流枯竭,天然灌溉中断,河床干涸,田地龟裂,并且使草本植物停止生长。因此,当地主要选择在冬季降水较多时生长并且耐旱耐寒的农作物,农民一般在10月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为普遍。因为小麦在5-6月就能成熟了,在埃及与安达卢西亚,甚至4月就可以成熟。
连绵阴雨的冬季,日子也不好过,并且每年冬季地中海地区就会受到出其不意的寒流袭击。百业消闲之下,农业首当其冲,冬季没有作物成熟,倘若收成不好,冬天人们就要饿肚子。高山区大雪封山,牧羊人纷纷离开高山前往平原。阴雨连绵,江河泛滥,陆路阻塞;地中海风浪大作,绝大部分船只都选择抛锚过冬,否则极有可能在风暴中失事,所以海陆路的粮食运输也不可能。因此人们就要利用夏季去竭力储备食物:6月收割庄稼,8月采摘无花果,9月摘葡萄,秋天收油橄榄;夏季渔业丰收,金枪鱼洄游,渔场一片繁忙;牧民抓紧剪去羊毛,以便贩卖。奥兰的“地窖”,阿普利亚或西西里农民的“地沟”……各种粮仓都应该被填满,城市家庭也要提早将食物、酒、粮食和木柴安置妥当。
但农民如果想从土地中获得满意的收成,还要发展栽培技术。当时人们认为最基本的是要让庄稼的生长不会被野草争夺肥料和水分,因此所有农学家都认为要反复犁地来保水保肥。一般人们是犁三次,最多的甚至犁九次;犁地先是横纵方向,再斜着。如果缺乏耕地的牲畜,犁地就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非常耗费人工。犁地一般在1月和2月进行,如果可以,3月还要再犁一次;在夏季,土地休耕,偶尔用耙或锄除草,或再犁一次地,直到第一场秋雨后在播种前最后犁一次地。播种过密的土地可能会在作物成熟前耗尽水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在农田放牧来减少麦苗数量。地中海东部的农技师尤其强调了深耕的好处:地中海地区的土壤通常较浅,打破下层土壤的同时会扩大植物扎根的范围,拓展土壤集水区,并能获得更多的养分。但迫于人力畜力的缺乏,除了种植个别经济作物外,大部分地区都不这样做。
发展农耕还须采用休耕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过快蒸发并减缓地力损耗。农民一般在夏季休耕,并且用锄、耙、犁对土地进行整治,这样有助于除去田间杂草,并使灌溉水和雨水与肥料渗透,修复过干、热、滞水和腐烂肥料对土壤的破坏。人们也知道谷物能够春播,但是由于需要大量灌溉用水;除非秋播失败,人们一般不会这样做,地中海地区大部分土地都不会进行轮作。
除了保持水分,修建灌溉设施为土地提供灌溉用水也是非常必要的(灌溉设施第二部分会详细介绍)。许多豆类作物,由于不适应地中海地区的冬季气候,需要春季播种,借助灌溉使他们成功栽培。同样的,不合理的灌溉也会导致土壤盐渍化和沼泽化;水浇地尤其需要劳动者的辛勤劳作,他们需要为作物浇水,推动水车,还有清除运河引水渠壅塞的繁重任务;一旦照料不善,修缮水渠的费用常常高得使人负担不起;灌溉系统还需要集中的管理,容易受政治动荡的影响。
由于地中海地区降水不规律,常常会骤降暴雨;并且当地的耕地很多分布在山坡上。因此土地不仅要清洁,还要疏松,以便在下雨时抑制水分流失,所以要勤用犁锄耕地。冬季的多雨期与麦苗的生长期相一致,涝地上过多的水分使麦苗不能很快生长。因此,古代农艺师建议关注冬季的田间排水问题,他们提到了田渠,古地中海地区的农民早已掌握了用犁作垄,并且很普遍:人们在翻沟的犁上根据土壤轻重在犁辕的一侧或两侧绑上木桩或木板,犁地后再把翻开的土推平,就成了垄。种子播在垄上,就利于冬季排水;播在垄沟里,就可以保护新播的禾苗不受风的侵害。尽管为排除“冬雨”造成的积水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土壤中保有足够的水分,以挺过夏旱带来的水分蒸发。
另一个问题在于地貌破碎、复杂,缺乏良好的耕地。人们常常会认为平原地区比山地更为富足易于开发,实际上在地中海地区,人们很难开发较大的平原,直至工业革命前,当地的平原地区反而呈现悲惨和荒芜的景象。因为山区的雨水外流,一般汇聚到平原,冬天的雨季时平原难免被淹没。在平原,水反而是死亡的同义词,一汪死水造就了广袤无垠的芦苇荡与沼泽。每年夏天,沼泽中繁殖的大量蚊虫大肆传播疟疾与热病,在没有奎宁的时代,疟疾经常致人死亡。虽然困难重重,地中海地区仍然要靠开垦平原扩大了耕地面积,这也是地中海农业史的一大独特之处。人们首先从小平原入手,占领山丘、高地和山地边缘。开垦平原需要先排干沼泽的积水,控制疟疾,翻耕平原;然后花费重金修建水利工程防止河水过量排入平原并引水灌溉;开垦大量耕地并种植作物以替代沼泽湿地,疟疾才会减退,人们得以征服平原。相反,如果忽视了排灌渠道,山区林木过度砍伐,破坏了水土保持;亦或是平原人口减少,农业松弛,耕地抛荒。疟疾便会重新蔓延,并且平原土地抛荒后又会恢复到沼泽的状态,破坏土地改良。在罗马帝国末年,疟疾就可能严重流行过。
地中海地区居住的最佳地区是200-400米左右的山坡和丘陵区,既远离了疫病流行的平原,又保证了植物茂盛生长。坡面较平整的经过整治并修建灌溉与排水设施后,便会成为繁荣的农业区,用来种植谷物、橄榄、葡萄和其他水果。在地中海地区的山地,只要气温条件合适,就可以大量种植橄榄树。橄榄树的矛形树叶不易在夏季蒸发水分,发达的根系能够吸收深层的地下水。人们喜欢将橄榄树种植在山上而非平原地区;因为肥沃的土壤会使树枝生长过快,夏季的热风也会烤干果子,橄榄树的种植也有利于保持坡地的水土。春季剪枝有利于将树木的营养转向果实,同时剪下的枝条可以用于嫁接。同样的,即使是橄榄树这样具有发达根系的树木,也需要对水资源的保护,人们也会用锄和犁清除杂草。栽培葡萄也适应了地中海气候的情况,葡萄园的土壤需要深入的耕耘,将杂草彻底清除,并且最好什么庄稼也不种。伊斯兰时期,地中海地区又引入了包括柑桔科等其他水果,使当地水果种类更为丰富。人们还会利用橄榄树的荫凉在橄榄园种植庄稼,在非洲的塔巴斯(Tabace)的一块土地上,有报道说在椰子树下长着橄榄树,橄榄树下是无花果树,五花果树下是葡萄藤,葡萄藤下是谷物,这种对植物的复合运用,能够更好地利用荫凉保持水分。
地中海气候区的原始森林很难再生,并且这里的森林很早就遭到了人类的开发,变得十分稀疏,也没有得到人工恢复。地中海沿岸在经过人类漫长的开发后,以往密布树木的山坡逐渐被低矮的灌木丛和小丛林占据,显示出森林被破坏的景象。植被被破坏的多种后果直接或加剧了坡地的水土流失问题,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土壤轻脆,且仅使用一般的木质步犁浅耕,如果没有植被去巩固土壤,山坡耕地的轻薄土层便会因暴雨、狂风和灌溉的作用下逐渐流失。科鲁迈拉(Columella)[4]就提到他的很多意大利地主朋友抱怨土壤退化导致的产量减少。如此一来,在这一地区,农业生活在早期的时代越是兴盛,在后来的时代所能恢复的繁荣度就越低;而开发的地区越多,往后能够开发的地区就越少。
地中海地区的石灰质土壤本就缺乏肥力。再加上人类漫长的开发也是地中海地区的地力逐渐损耗并受到盐碱侵蚀,逐渐贫瘠的土地导致了人们的贫困;如果耕种者因沉重税负而过分种植或是放弃休耕的话,土地便会更为贫瘠;如果再遇到内战和动乱,农民就会被迫抛弃土地;农田不再受作物的保护时就会逐渐沦为荒野,土地逐渐沙漠化。可以肯定的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到公元2世纪末后,罗马帝国境内的耕地逐渐抛荒。就如公元442年的官方调查称,在北非的普罗康苏拉里斯(Proconsularis)和拜扎塞纳(Byzacena)最初的5975858尤格拉姆(约400万英亩)的耕地,有2683148尤格拉姆(约175万英亩)的耕地被抛弃了。
为了改善土壤,提高肥力,农民往往会选用许多种可以找到的肥料。古典时代和伊斯兰时期的农学家们都建议利用羊、牛、猪、马、骡子、驴以及人的粪便作为肥料,在牲畜不足的条件下,即使是家禽和鸽子的粪便也会被收集起来(农书中尤其强调鸽粪),再加上橄榄油榨油的油渣、酒渣、树叶、灌木、木屑甚至还有动物的血、尿和骨粉都用来改善土壤。人们还懂得种植豆科植物作为绿肥固氮。西欧等地区可以考虑将牲畜直接放牧在土地上进行施肥,当地的蜣螂可以搬运并分解粪便,使作物更好地利用;但西亚和南地中海地区还非常缺少蜣螂,所以当地人要施肥就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了。
地中海地区还缺乏优良的牧场,对于农业繁荣十分有益的牛数量也很少;人们可能只能在埃及、巴尔干半岛的湿润地区、地中海北部边缘地区或是灌溉条件较好的高地见到大量的山羊、绵羊和牛;因为大面积的平原容易使家畜患病,在山地放牧又可能与耕地争夺土地。之所以浅耕的步犁之所以能在地中海地区长期使用,不仅仅是当地的活土层较浅和土壤松散,还与牛与骡子等牵引牲畜的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
地中海地区耕地的产量不仅低而且易受到一些变化无常的因素支配:小麦在收割前夕如果赶上刮炎热南风的天气时,未完全成熟和灌浆饱满的小麦就会枯萎;如果小麦已经成熟,麦粒就会脱落;北非的西洛可风(Sirocce)[5]三天就可以把一年的收成完全摧毁。西班牙的农民常常在夜间凉爽时收割,因为在白天,干透的麦粒容易掉到地上。每当洪水在冬季淹没低洼的田地时,播下的种子就会被毁于一旦。如果春季的晴天来的太早,提前成熟的庄稼就会出现霜冻。此外,还有更加凶恶的蝗灾也在威胁着地中海的农田。
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史,是人们改造恶劣环境的抗争史。然而,在人们成功改造了自然过后,却又要自己承担脆弱的生态环境被过度开发后的苦果。
内陆高原与荒漠区
伊朗高原的详细情况(伊朗的农业地理)
在内陆高原和荒漠地区(一般指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与撒哈拉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就更为恶劣了。这些地区既没有全年流淌的大河提供水源与养分,也没有充足的降水。当地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冬季,此时正是一年最为寒冷的季节,农业活动已降到最低,而山区余水也会因径流与春季融水而迅速损失了。这些地区的年降水量变化非常之大,降水形式一般是非常猛烈的暴雨或暴雪,即使是在麦加这样干旱地区,突来的暴雨引发的山洪甚至有摧毁克尔白的风险。
高原区基本上全年均盛行大风,除了大陆气团和海洋气团的影响,山区里还会有山谷风的更替。并且越过高大山脉的气流往往会形成强烈的焚风效应[6],荒凉的伊朗内陆地区,在炎热的下午地面急剧升温还会引发沙尘暴,地方性风中最为有名的是锡斯坦5-10月盛行的“一百二十日风”(Wind of 120 days)。焚风会使谷物枯萎,让快要成熟的麦粒脱落且加剧干旱。“一百二十日风”磨蚀力很强,可以扫光树叶、扭弯灌木树木、剥蚀生长植物的土层甚至还会损害建筑物,并使水源大量蒸发,使夏季几乎无法耕作。
内陆高原(主要指伊朗高原)因板块碰撞挤压的作用,整个高原看上去皱巴巴的,高大的山系围绕高原;内陆高原山地分隔出了许多内陆陷落盆地,盆地有大有小;大如大卡维尔[7](Dasht-e Kavir)或鲁特[8]荒漠(Dasht-e Lut),小到设拉子绿洲(Shiraz);有的肥沃有的荒芜。大卡维尔盐漠几乎寸草不生,人畜也不能通过;而有河流流经的伊斯法罕盆地(Esfahān)却又农业兴旺。
气候的限制促使人们依赖一年一熟的作物,特别是那些需要春化且生长季短的谷物,并且在这一地区发展旱作农业的产量往往更低并且更不稳定。地形的限制使得发展灌溉农业的条件也很严格,需要在在季节性多雨的山区、河谷阶地和冲积平原中,并且河谷两侧都有水渠引水灌溉,并让复杂的水利工程将水引入很小的田块中;梯田田地世代操劳,有多种作物,并与果园并存。呼罗珊(Khorasan)是这种农业发展的典范,呼罗珊北部的地形成为了湿润气流的迎风坡,降水较多;一直困扰高原农业的焚风在呼罗珊北部很少,气候凉爽;呼罗珊北部的平原绿洲以及山区河谷与河流冲积扇上,适于发展灌溉农业,并且可以种植谷物、蔬菜与果木。阿巴斯王朝时期,这里的农业发展仅次于两河流域与埃及。
除了利用降水较多的山区坡地与热量条件较好的山谷,人们还会利用内陆盆地的一些水源。但是从周围山区流入盆地的流水,几乎全部渗入盆地地下,很少会发育小规模水体;并且灌溉系统取水必须要靠近盆地边缘可溶盐类含量较低的地区取水,但水只能用于下游可耕地区,因为盆地最低点经常因盐类大量聚集而蒸发形成“卡维尔”。因此耕地只能呈环形分布在盆地中等坡上,夹在“卡维尔”与山麓之间,并且很少有盆地能足够的地表河水借助水渠能自流灌溉,例如有扎延德河( Zayandeh Rud)灌溉的伊斯法罕盆地伊斯法罕盆地,和依仗赫尔曼德河灌溉的锡斯坦低地。当地夏季炎热风大,耕作作物因而绝大部分在冬季生长,并在每年五六月收割。作物以冬小麦为主,还包括大麦、豆类和苜蓿;夏季大部分土地休耕,只有少数土地种植高粱、棉花和蔬菜(特别是瓜类),以及少量小米。尽管气候恶劣,锡斯坦历史上还以输出小麦而著称。
而在缺乏地表水的干旱小盆地,如设拉子绿洲。人们会通过开凿坎儿井来利用山麓间歇河所渗透的地下水,并在地势较低的区域使用蓄水池,因为开凿深井时常是苦水,这也使得当地的水权与地权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气候干旱,农业作物也有变化。小米逐渐代替了小麦与黑麦,但也种植很多耐旱的大麦。但这里夏季炎热的气候使得果木与蔬菜很难生长,必须要加以保护(如用棕榈遮荫)。
在过于缺乏水源无法发展种植业的高原区,人们往往采取放牧业,在某些村庄也有部分放牧业作为种植业的补充,山牧季移(transhumance)是当地最为常见的放牧手段之一;高山区森林线以上的草原,夏季牧草丰盛,牧民春初驱畜上山,实施山牧;夏末秋初,天气变冷草枯后,再次下山避冬。伊朗高原等高原区是游牧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每个游牧部落都有规定的习惯游牧路线,只要游牧路线穿行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就不会引起多少麻烦;但如果路线靠近或穿过农耕区,除非部落领袖亲自严加看管,不然牲畜便会给定居农民的庄稼造成巨大的损害。在地方政权力量强大的时期,牧民与农民往往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合作关系,双方会互贸农牧产品。但如果当地政权衰微时,生活困难的游牧民偶尔会大胆地袭击村民。
在最为干燥的沙漠气候区,人类偶尔也会依靠集流农业创造农业奇迹:集流农业是干旱或半干旱地区通过收集从斜坡,或未耕种地域的降雨来灌溉的一种农业形式。最早的集流农业可追述到9000年前的约旦,公元前4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简单的集流农业设施,至少从罗马时代开始,集流农业也已在北非广泛成功运用,当今,这种农业依然广泛存在于摩洛哥、也门、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
例如内盖夫地区(Negev)[9]是典型的沙漠气候区,水资源短缺,年均降雨量因地域变化较大,从北部的200毫米到南部的25毫米,降雨多局限在冬季,并且很不规律,年际降雨量起伏也较大。内盖夫地区的集流农业可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被以色列人引进。它的集流农业在东罗马帝国时代达到顶峰。历史资料显示曾有许多作物在那种植,如大麦,豆类,葡萄,无花果和椰枣。
内盖夫地区的农民利用黄土的不透水性,将雨水从黄土斜坡中引入底部较小的耕田中,作为小分水岭(达100公顷)的雨水开发;人们将种植区用矮的石墙分为梯田,靠石墙将水保留在田里,供作物使用;人们还会使用10米高2米长的石墙来围住干涸的河道,来聚集用于农作的土壤;每个农场包括集水区和灌溉地,基本上20公顷的集水区才足以灌溉1公顷的耕地。有的雨水还会通过管道从大的区域引到干涸的河床中,形成大分水岭(10000公顷)的雨水开发,每年能聚集约40000~50000立方米的供水。
集水农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集流农业优势主要表现在可以提高可耕地,牧场及林地面积;通过植树种草,防治沙漠化;节约灌溉成本,特别在缺水地区。减少地下水的使用;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比较适合于降雨少的地区。但是这种集流农业的集水技术也有缺点:在极度干旱年份,难以发挥作用去补偿水短缺;集水技术常依赖于农民的经验,没有固定的科学性的操作程式,可学习性,重复性较差;集水农业可能会带来上下游农民之间用水矛盾;需要较大的劳力投入;需要较大的分水岭区域以获得集水;可能会对集水区的土壤,植被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沙漠中的牧民,尤其是贝都因人[10],他们主要依赖单峰驼过活。骆驼主几乎不吃驼肉,他们主要是依靠骆驼的产品:驼乳可以解渴,还可以做奶酪,驼皮可以做衣服,驼毛可以织帐棚,驼粪可以做燃料,驼尿可以当生发油,还可以做药。贝督因人也饲养山羊和绵羊,山羊适应力很强,而且提供肉、奶、皮和纤维。绵羊可以提供羊毛,也是主要的肉食来源。沙漠牧民逐水草而居,北非的贝都因人一般在夏季来到沿海地区,然后在冬天返回沙漠;在撒哈拉或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每年冬天降水后的一些沙漠也会长出一些青草,从而吸引牧民驱赶牲畜来此放牧。这样往返并非毫无困难,如果路途遥远,北非的贝都因人就要趁秋雨初来或是春雨结束就上路,途中难免会延迟耽搁,并且放牧途中会经过寸草不生的死亡区;若是赶上干旱的年头,南方的牧草提前干枯,就会导致大量的羊死去,骆驼的驼峰消瘦。一旦牧民生活陷入困境,就可能加剧农牧民之间的冲突。
伊斯兰文明建立在了不牢靠的农业基础之上,降水的稀少大大限制了农业的规模,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农业的持续发展时刻受着严峻的考验。任何自然或人为的破坏都将使这里受到巨大的损伤。外敌入侵、持续的战争、一场暴雨或是人口过多——有了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大片的农耕地区便有可能消失。沙漠的移动也将吞噬城镇和乡村。尽管具有巧夺天工的灌溉系统,尽管旱地农作取得了成功,尽管有任劳任怨与坚强不屈的农民,尽管种植了橄榄树与棕榈树等适应力极强的树种,伊斯兰世界也缺乏稳定的农业收成,至今仍不富裕。
参考资料:
-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P2-5、49
- HUGH KENNEDY.THE FEEDING OF THE FIVE HUNDRED THOUSAND:CITES AND AGRICULTURE IN EARLY ISLAMIC MESOPOTAMIA. P178、183、190
- The Mesopotamian Marshlands:Demise of an Ecosystem.P3、5
- (法)罗伯特·福西耶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350-950).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3 P240、242
- (美)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蘭文明(上卷).台灣,台灣商務出版社,2016/03/18,P28-29
- (美) 詹森·汤普森. 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P3-5
- STUART J. BORSCH. Nile Floods and the Irrigation System in Fifteenth-Century Egypt.P132-133、140-141
- (叙利亚) 艾哈迈德·优素福·哈桑, (英) 唐纳德·R.希尔著.伊斯兰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P69-71、177
-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P61-65、106、255、343、351-358、362-363、373-376.
- M. M. 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9 P82-91、117-118
- 曾雄生主编.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P33、233-246、440-444
- W·B·费舍尔. 剑桥伊朗史·伊朗的土地. 1977 07 P19、63-64、80-81、114、119、121、242-246、272-275、278、280-281
- (美)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 P13、216-217
-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P79
- 九世纪的知名波斯历史学者 ↑
- 古代以及当前流通于阿拉伯国家地区的货币单位 ↑
- 1腕尺=45.72-55.88厘米 ↑
- 公元1世纪的罗马农学家 ↑
- 为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在北非、南欧地区变为飓风。西洛克风会导致干燥炎热的天气。 ↑
- 是出现在山脉背面的干热风,焚风往往以阵风形势出现,从山上沿山坡向下吹。 ↑
- 指一片黏土或是泥,表面有盐壳的地方。 ↑
- 泛指荒漠盆地 ↑
- 是一个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沙漠地区 ↑
- 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 ↑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知乎用户(登录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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