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学习生活了七年，见惯了身边华人对‘根’的渴望和朋友的聚散离别。”

今年 7 月，导演费聿竹的《冬去春又来》入围 FIRST 青年影展，影片一开始就介绍了主人公刘夏在英国的困境。刘夏是一位身在英国的 27 岁芭蕾舞演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芭蕾舞演员职业寿命又极其短暂，再加上她的同性恋身份，她应该如何选择，是回到家乡？还是留在英国。

这其实也是费聿竹自己的故事。

1、

在决定去英国学电影之前，费聿竹自豪于自己画画的天赋，有一年，作品还入围了一个展，按照他的说法，“一个非常好的展”。

那幅画是一幅抽象画，费聿竹后来觉得自己太过功利。“连自己都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我画得很抽象，你说它是风景它就是风景，你说它是人物它就是人物。”但当时的他给画起了个高深的名字，“风景之多少多少号”。“这个数字不能太大，比如你取 108 号，说明前面还有 107 幅在等着。数字不能太小，说明你这些画还在尝试。”

从那以后，费聿竹就不再画画，除了在北京找的一份动画公司原画工作，画的是“大怪兽那种”。而后，他就攒钱去了英国。

第一年他就发现学费不够，于是休学，在英国到处打工，东拼西凑地把学费交上。

“我干过很多种职业，比如从地下室卸货，每一天大米袋子堆这么高，那种大米袋子在一上午三小时之内必须扛完。”费聿竹不得不到处寻找打工挣钱的机会。想去餐馆刷盘子，但别人也不要他，嫌弃他刷得没有别人快、没有别人干净。最后，他只能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买了一个二手的宝马，那车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是那个相声里面说的，外面下小雨，屋里就下中雨。”

2012 年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以后，费聿竹想继续有机会能够拍片子，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自然就会面临是走是留的选择。要留在英国，就要融入英国的文化。有时候，他在英国拍完一个镜头，演员都会上来提建议，光口音就让他有些头疼，“每一种口音背后是文化，就是他的人设”。

“说实话，当时真的没法拍，英国文学基础很深厚，戏剧当然就更重要了，这是他们骨子里的那个东西。”费聿竹说，“我是尝试着学了很多，后来觉得就也别跟自个较劲了，这不是你的东西，你再学也是东施效颦。”

而在电影中，刘夏则遭遇芭蕾舞团团长保罗的指责，一个从小就学芭蕾的舞者，并不理解什么是芭蕾。后来，刘夏在电影中有一段自白，芭蕾的秘诀就是“开、绷、直”，但是她自己则永远做不到“开”这一个关键。

但对于费聿竹来说，立即回国似乎也不现实。长期在英国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对国内的电影圈子并不了解，而电影这门生意本来就是一门基于关系的生意。

有一个意外的机会，那些年中国影视行业开始慢慢受到关注，再加上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去英国拍东西的中国剧组多了起来。他们需要当地比较熟悉的人去做外联，费聿竹就接了很多这样的工作。除了糊口，还希望自己能够借此机会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人。

但后来，费聿竹觉得这事情也有些诡异。“我跑外国接中国自己的项目，拍国外的东西自己又不灵。”想明白了这个事情，费聿竹决定回国。那差不多是 2014 年 9 月份的事情。

2、

在当时，费聿竹只有和他的朋友也是制片人魏慕轩一起在操办这个项目。“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认识。整个剧组的成立是先找了制片人的助理。我们问制片的助理说，‘你还认识其他人吗？’他说：‘我叔叔也是干这行的。’‘那把你叔叔叫来。’然后他去叫了叔叔以后，我说：‘叔叔啊，咱还有其他人吗？’”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他们跑了五六十家公司，都没有什么效果。有些看中了，但却对剧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冬去春又来》变得更加尖锐一些，比如在白天跳芭蕾舞的女生刘夏，要增加她在晚上跳脱衣舞的设定。更黑暗、更极端、也更能反映社会问题，但费聿竹不喜欢这个，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好不容易，终于确定了两个投资。其中一个，是费聿竹在英国毕业以后当导游的时候认识的。“到了国外，举目无亲，什么都不知道，语言又不通，你是唯一能跟他最亲近的。”他回忆，“特别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会非常迅速建立非常稳固的关系。我这个电影投资人当时也是觉得：‘诶，你这小伙子不错，我帮你。’”

但另一个却跳票了。“原本我还有英国的一个投资，后来结果脱欧。他那也没钱，但我没钱，我就面临着违约，我要四处借钱，四处欠债，我就从上了学之后，就一直都在还贷，我现在欠了一个就是让你匪夷所思、我都没见过那么多钱的债。”后来还是他母亲背着他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才凑齐了投资。

“我们的融资经历实在算不上一个很好的示例。”

3、

2017 年 11 月，《冬去春又来》正式开拍。

因为投资不够，只能紧着花钱。剧组在国内辗转东北和北京两个地方。在北京嘉里中心，因为没有得到业主的许可，只能偷偷拍摄，大部分场景都在昌平完成，“因为昌平便宜”。

英国的部分仍然是在英国完成的。虽然基础成本要比国内高出许多，但费聿竹在英国积累下来的资源还是发挥了作用。“有很多人愿意帮助我们，包括工作人员和设备成本，各方面都节省了开支。”

最戏剧的事，发生在剧组在英国威尔士拍摄期间。

“我们在一个荒山野岭悬崖上。我就让另一个人去开车，然后结果这个车就骑在一个土包上，四面悬空。当时天又开始下雨，我找了整个车上所有能用的铁器，也奇了怪了，唯一的铁器就是一个勺子。那地方根本没有信号，要走下山去打电话，根本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离酒店开车还俩小时。怎么回去？我就一个人拿着一个勺子，把车给了挖了七个小时。”

半夜一点，费聿竹和他的团队回到酒店。他在发现自己的手机被未接来电和各式各样的信息塞满了，其中有一半都在告诉他，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想了想，没有让制片人帮他订机票回国，他知道一旦他回去了，那么这部电影就没有再拍完的机会了，“实在没脸拿着个半成品去见老爷子”。

“那一晚对我的影响很大。”费聿竹说，“威尔士是一个很丰满的地方，天地玄黄。我们真的是小到不能再小，就像尘埃一样。你只有到了那种真的广袤无垠的一个地方以后，给你的那个力量特别特别强。”

“那晚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我觉得虽然威尔士它总是很不顺，但是它给予我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个效果。”

4、

费聿竹最终将《冬去春又来》形容为一个关于归属感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个现代人的普遍现象，而不仅仅是属于海外华人的心理体验。“你看那边两个人，面对面玩手机，自己做自己的，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

除了觉得这是这一代人的特点以外，费聿竹觉得也与时代相关。“建国这种民族大迁徙，城市的重新规划和建设，包括我的家乡东北，我奶奶那一辈都闯关东，在荒凉土地，重新建立一个家。所以这个对咱们现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在里面。”

在这个意义上，费聿竹重新诠释了《冬去春又来》的主题。“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生活都是被家长界定好的，包括社会价值观。”这也是女主演最终被确定为一位芭蕾演员的原因，芭蕾演员与传统的公务员相比，是一个太离经叛道的选择。

也可能是费聿竹个人经历在潜意识中的一种显形。他选择出国学电影，本身也就是对于父辈的反抗。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父亲对于他的严苛都是正面的，只是因为怀着一种愧疚的情绪，在对话中他很少会提起父亲。

“我希望把它记录下来，通过拍摄《冬去春又来》这个故事去搞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急速前进的世界中，个体平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这种漂泊感，也正是费聿竹在过去十年的生活写照。

在电影的结尾，费聿竹赋予了刘夏一个令人惋惜的结局。她结婚、成为了一名办公室白领，放弃了芭蕾舞的梦想。在生活中，她最大的放肆就是按下一个被标有“请勿触碰”的开关。

但在现实中，费聿竹成了一名导演。“很多人觉得我不靠谱。三十好几了，都没有正常生活，有一顿饭、没一顿饭的。其实现在知道我当导演也没几个。我家亲戚也是那天我妈发朋友圈，他们才说，唉呦，好像终于拍片子了。”

题图：《冬去春又来》剧照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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