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的映秀和中国很多小镇一样，年轻人几乎都离开了。赵小康是为数不多留下生活的一个。
地震时，赵小康在阿坝师范学院念高二，这是一所当时专门培养小学老师的大专院校。他是学校舞蹈社的成员。
那一晚，他和 1000 多个学生以及 100 多个伤员在学校操场上过了一夜，“你走过已经没有感觉，已经被吓懵了，一堆尸体，一堆人，”赵小康回忆说。
3 天后，当他在学校门口见到母亲时，“绷不住，还是哭了。”
赵小康的家在地震中坍塌，庆幸的是家人尚在。
4 年后他从阿坝师范毕业，他的同学大多成为了小学老师。赵小康的轨迹略有不同，他加入了汶川县城的羊角花艺术团，跳了两年舞。
但他的父母固执地认为“跳舞不能跳一辈子”。辞职后，赵小康再一次与地震有了交集。
他意外获得了一份在映秀当地做社工的工作。这时候，无论他还是父母都不了解这份工作的含义。
这是 2014 年。大部分在地震后到汶川的志愿者和社工都已经离开。
留在映秀的社工组织只剩下两个：广州大同和香港理工大学的社工服务项目。赵小康分别在两个项目服务过，他也是社工中唯一的本地人。他主要的职责是通过舞蹈带动映秀镇八个村的社区联动，改善当地妇女的生活。
他的父母则将其解读为“开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费的”。
但赵小康发现了这份工作的治疗意义，对他服务的对象，也对他自己。甚至连其中的困难，都能让人思考“世界何以至此”。
2017 年，在项目同事的介绍下，赵小康离开映秀，到了成都。现在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四川大学的地震宝宝项目，研究地震后出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
10 年后，赵小康的生活仍和“汶川地震”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年 3 月 2 日，我们和赵小康在四川省邛崃市的文君井见面，那时他正忙于当地民政局的社工项目。
“2012 年我从师范毕业，其他同学都陆续去当老师，做公务员了，我因为喜欢跳舞，就在汶川县城的文工团跳了两年舞。当时正在地震重建，政府就把我们派到外地做感恩的公益演出。那时候收入特别低，一个月一千五六。
但我家人认为跳舞不能跳一辈子，刚好 2014 年 5 月广东大同招社工，我面试成功后，就把我派到了映秀站点。之后我又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四川灾害社会心理社工服务项目，这个项目有香港基金会的支持，每年都会有几百万过来。
香港的研究团队调查后发现当地居民存在第一生活单调；第二邻里关系不协调；第三就业困难；第四亲子教育的问题，丈夫在外打工，妻子独自在家抚养孩子。
所以我们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做灾后康复，心理支持和情感支持，我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参与的，主要做社区服务，负责映秀八个村的社区联动。
生活单调我们就开设了舞蹈教学，当地妇女本身也喜欢舞蹈，因为映秀本地的文化就是跳锅庄舞。
我们从张家坪村开始，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去村里免费教她们形体、瑜伽、民族舞、锅庄等。我们选她们的空余时间，不占用她们的工作。
从张家坪村出来后，我又直接在映秀镇建立了舞蹈中心，请各村的五名妇女来学习，再回到自己的村里教其它妇女。
除了跳舞，我们也教他们减肥、化妆、羌绣等课程，还请医生过来教他们心肺复苏的医学知识等。我们在村里举办篝火晚会时，妇女还会拍卖她们绣的羌绣手工活。
我们社工一共 10 个人，只有我是当地的，很多是外地的，陕西、北京等各地都有。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员参与，比如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四川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的社工和实习生。
很多大学生都很热心，但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比如我们不能去提‘地震’这个词，很多敏感词汇我们都不会提，因为他们会联想很多，但很多大学生过来就很盲目地做，他们不懂。
一个大学生过来，他们还没有当地居民有社会经验，你还对他们进行服务，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地震前，映秀是阿坝州最大的工业区，本地人大多在映秀湾电厂、九寨药业等工厂工作。和全国各地衰退的工业状况一样，2000 年后，映秀工厂雇佣的人数逐年减少，但仍然能为当地居民提供不少工作机会。
地震后，由于工厂搬迁，居民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布置了要“把映秀镇建成现代抗震建筑博物馆”的任务。
当地居民则围绕着这一“博物馆”的定位做着和旅游相关的工作。
但“博物馆”的吸引力远没有想象中大。
这并不意外。即使在地震前，在旅游景点众多的四川省，映秀镇也只是前往九寨沟、卧龙和四姑娘山的必经之路。
即使地震后建立了映秀震中纪念馆和被称为“国内首创大爱文化旅游品牌”的爱立方展览馆（现已关闭），但也不足以形成一个有竞争力的旅游景点。
2014 年，当赵小康开始做社工服务时，映秀镇的年轻人已经离开，留下的大多是领着政府补贴金的中老年人，他们是赵小康服务的主要群体。地震后他们失去了耕作的田地，有些失去了家人，他们需要重新生活。
“映秀现在更多是就业问题，本来映秀是工业园区，地震后所有工厂都拆了，大家就业机会少。除了节假日，映秀几乎没什么人，一条大道上，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一个人。
那种热闹的氛围没有了。
当地只有旅游，前几年大家除了开饭馆就是开旅馆，互相打工，卖旅游产品，当导游。但是和 2014 年相比，节假日来映秀的已经少了一大半，也可以说几乎没有了。
以前九寨沟的旅游团会经过映秀，现在九寨沟也没有了（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只有去四姑娘山那边的散客，但大家不会在映秀住，不会在映秀吃。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招聘会，成都、都江堰、阿坝州定期都有招聘会，我们会把信息提供给居民，大型活动我们还会贴海报，比如汶川县的皮鞋厂、服装厂的招聘，我们也会家访问他们的需求。
但他们都不愿意去。我们面临的多数是 30 岁以上的，他们觉得这个年龄没有必要再出去了。有些去了又回来了，我们也没有跟进，他们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强迫。
前几年我们更新这些信息比较频繁，但后面觉得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大家都不去。
后来我们就换了方向，因为映秀还有很多贫困、就业能力弱的人，我们就联系资源，帮一些贫困户买了小母猪，教他们养，这样下了小猪可以卖钱。我们请当地畜牧局教他们养，教他们药怎么用。
结果他们就把猪杀来吃了。
他们没有那种意识，文化水平在那里。这户家庭的母亲有精神疾病，又超生。我们在这一户做了实验后，就没有再做了。
在映秀做社工困难太多、太多了….一是我们在整个居民、政府的眼里，地位不高，原因是他们就不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不了解我们，很多就说‘他们是搞活动的’，‘他们会做心理服务’，都很片面。
他们以为你是志愿者，他们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
我们的防震减灾小组需要十个妇女和十个孩子准备应急包，但他们就是不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些，他们说‘我要跑，我就往空旷地带跑就是了’，但他们在跑的过程中不知道要带什么药品。
他们不参加，不听社工的指挥，不关注，不在意你们在做什么。
社工本来就是高校里的一个专业，而且社工是有工资的，我们做这个项目也是有工资的。我们社工做事情是有理念、有方法、有计划地去执行，最后我们还会总结和反思。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而志愿者只是过来帮忙，他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帮忙，是他们爱心的奉献。
政府方面的困难也很大。大型的超过一百人以上的活动我们必须和政府商量，相当于邀请它，它说不能做就不能做。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事，不邀请人家不好。说白了，你是为它工作，必须把荣誉给到它。
我们第一次举办‘妇女文化节’需要一个很大的操场，我们招募了两百多个妇女，需要消防，需要城管，但是我们社工肯定请不到，我们就只有从上往下，让政府出面。我们找到当时映秀镇的书记，把我们的活动方案交给他，但他完全不理我们，他觉得这种小事情他不想管，他觉得村民不闹事就可以了，不想搞事情。
后来我们就找到另外一个镇长，这个镇长管民兵、军队这一块，他比较了解，因为他参加了很多防震减灾的活动，再通过他去找书记。所有这些事情就导致我们活动的时间、行程都会产生变化，因为用不同方式递上去之后，政府做事情又很拖，一拖就会产生变化。”
赵小康加入社工组织时，24 岁，每个月挣着 800 元的工资，“要是看映秀镇当地的收入水平，我可以收支平衡，但你要从年轻人角度出发的话，就…”
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他需要学会与不理解他的居民相处，同时也要和当地政府博弈。这一过程中，他的收入也从每月 800 元，上升到 3000 元。
2016 年，香港理工大学的社工项目结束时，赵小康开始认真考虑把社工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
他意识到映秀仍需要长期的支持和扶贫，他希望能延续这些社工服务。
但没有了香港理工大学的资金支持，他必须寻找新的资助机构。民政局成了他的来源之一，2016 年他在当地注册了一个社工机构，承接汶川县民政局的项目，其中就包括了他此前从事的妇女文体教育类服务，同时也包括老人健康、青少年志愿者培育、防灾减灾等工作。
那时，他是项目唯一留下来的社工，也是唯一的本地人。他计划着把社工机构扩大，吸引更多社工加入，持续为映秀提供服务。
他设想如果顺利，这也许能成为他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但一年后机构就因资金短缺被迫关闭，“当时我说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但确实考虑到我要生存，就没有延续下来，”赵小康说。
让他遗憾的是，社工服务停止后，“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
“香港理工大学的项目在 2016 年快结束时，我们希望有一些延续，所以我又待了一年，在映秀承接汶川县民政局的项目。把一些政府项目打包给妇女，让他们去发现社区里困难人群的需要。
但这个机构只做了一年就结束了。第一我考虑到自己的发展，在汶川的时候，我也持续接触了成都的项目，有些项目比较吸引我，我一直待在汶川会有局限。第二是那一年政府给的钱很少，特别少，经费非常短缺，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承接了。
最后停下来，我觉得很遗憾。
我们最初建立舞蹈中心，选出每个村 5 个骨干妇女，建立微信群，目的就是调动她们的自主性，等我们离开了，她们自己可以参与。现在我们舞蹈中心还在，群还在，但社工不去支持他们，就停在这儿了。
以前一些主题活动我们主办，请政府参加，我们离开了，也没人主办了，政府迫不得已的时候会做。但政府做的方式和社工做的方式不一样，政府更注重仪式，我们更注重陪伴和参与。
我们也培养了舞蹈骨干，但没有一个外人在中间主持时，就没法进行，后来他们排舞过程中有一些口舌，就会吵起来。我们也选了各方面的领导者，比如队长、服装、化妆、财务，但他们就是没办法继续统筹。他们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
每个村有舞蹈队后，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就会要求舞蹈队表演，但是妇女肯定不愿意，因为他们也有工作要做，这样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最近两年这些活动特别多，像‘精准扶贫’、‘文明世风’这样的主题建设活动，各个地方来检查，他们就要表现这个村，这个地方的居民生活很开心，‘你看天天都有人在跳舞’。 政府肯定就是这些方法。
所以现在就很矛盾，感觉到头来是我们在帮他们去干这些事，妇女也会排斥，但没有办法（无奈）。
现在，汶川对我们来说是心结了。
很难做起来，没有人愿意在那个地方做，除了当地人。如果要做，我们也可以从成都拉社工项目，但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当地还有机构在做，但我看他们做的东西跟社工没什么相关了，已经是政府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因为他们拿的是政府的钱。
地震刚结束有几百个机构，几百个志愿者团队、救援队、基金会都在映秀做，太多太多的人。现在都撤出了，全都没有了。
一部分原因是钱少，另外一部分是拿政府的钱，政府就有要求，它把钱给你，肯定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成效，但社工有他自己的专业价值，是吧？像我们团队就很明确，我们要做自己的事，但你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事，就很困难。
之前政府支持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培训出来的舞蹈队对政府是有用的，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映秀很特殊，是一个接待的高发点，随时都有接待。
但其他和他们不直接相关的，你对他们来说就是找事做，他们自己也很慢，什么时候有时间处理你的事？
我们团队刚到映秀做前期评估，就要做大量的问卷，找政府、找居民，找各种人填，政府就很反感，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
他们认为我们是邪教，它不认识你啊，香港那个项目又有很多人是外地的，不会说四川话，说也说不清楚。”
赵小康身上一直有 3 个标签——“农村”、“师范”、“专科”。
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这些标签所设定的既定轨道，而是选了一份他读书期间完全不曾听过，直到工作一年后才理解的社工职业。
他面临着所有 20 多岁的年轻人都曾面临的压力——成家立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他的步伐比同龄人更慢，“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去赶，所谓人生的那些安排，”赵小康说，“我同学现在还有人在考教师证，结了婚还在考，”他说，“有的同学已经结婚了，现在又离婚了。”
赵小康很满意现在这份工作，工资比以往高，项目教授也鼓励他报考四川大学的社工专业，今年 12 月他就准备参加四川大学的研究生考试。
“我对我的生活还挺满意的。”
“这份工作，我也想放弃过，很挣扎。
我家里人不支持我，我给他们都解释不清楚我在做什么，他们只晓得我在映秀开舞蹈班，教人跳舞，而且是免费的（笑）。
他们觉得我一天都在做志愿者，不是正经的工作，工资低，只有社保，没有公积金。我妈每次问我，我就回答‘有有有’，我没有（钱），我也说‘有’。
我同学现在在当老师，他们也问我：‘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解释半天，他们听不懂，我就不解释了。
但如果再回去一次，我还是会选社工。
有一个词叫‘同化’ ，虽然我们在做治疗工作，但我在治疗他们的时候自己也会有治愈。我们在映秀接触的人群比较特殊，我们要想尽办法引导他们，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想到自己跟家人的相处模式，我想开了很多，没有那么多抱怨了。
以前那种不自信，自卑也少了。
我从农村出来，刚从师范毕业做社工的时候，接触的主要是广东、香港的高资历、高学历的人，他们说话很理论化，我听不懂，有落差感，有些自卑。我不敢说话，只埋头做事，但是我做事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就很紧张地工作，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
但现在我也在带这些学校的学生，我讲有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想到我能讲出来，可能因为经历多了，觉得这件事本就该这样做，你不应该去害怕，直接做就是了。做的好与坏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以前那么多顾虑了。
以前我最大的压力就是成家立业。我们汶川那边很多人都在考公务员，这样这一辈子好像就很明确了，我父母也催我考。
但现在我每次回家他们也觉得我很开心，从我和身边的朋友、同事的相处他们也能看到。
他们没有逼我了，他们已经妥协了。
我的困惑？（顿了一下）算是解决了吧，时间解决了。
以前我想过去商业的舞蹈室教跳舞，现在我不想了，因为心更静了，我有自己的工作经验，还是觉得这份工作比较适合我。因为你能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大环境的改变，一群人因为你做的事情而改变。
当我要下决心离开的时候还是会犹豫，舍不得这份工作，因为有很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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