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来自袁庚。1981 年，他坐船由香港招商局码头出发，驶向蛇口工业区。这个新兴工业区刚刚完成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气和平整土地，正加紧建造工厂。袁庚主管蛇口，他认为口号在这时候很有必要。

在船上得到的口号还有后两句，“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不过因为不够响亮，“皇帝”的说法又和社会主义有冲，后被淡忘。

留下来的两句简洁有力。袁庚后来的下属，《蛇口通讯报》的总编辑韩耀根说，这是袁庚读完一本美国人写日本企业文化的书之后想到的，彼时日企正势不可挡地准备“买下”美国。在 2016 年出版的《袁庚传》里，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工人在蛇口建造铝厂之后，他们拼命又精明，台风天坚持露天作业，跨洋自带食物和浣衣女工，不让蛇口服务公司赚一点钱。“中国不穷，天理难容。日本不富，天理难容。”这个 65 岁的管理者总结说。

口号的牌子本来立在工业区指挥部前，此后又换过两处地方。1984 年，邓小平来深圳视察，袁庚通知工程公司连夜加班，用五六米长的铁皮和三脚架，重做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立在深圳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

深圳经济特区在 1981 年成立前，蛇口在地界上和深圳同属于宝安县，日后，它们在土地问题上也难以泾渭分明。但蛇口是交通部招商局下属的一个工业区，因此在行政上又相对独立。在 1984 年，蛇口还无需向深圳市上缴收入，袁庚对它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他不认同深圳消费城市的发展方向，很明显，他一心想发展工业。激进又亲切的口号，就像资本主义改良版的“大干快上”。

在邓小平满意地离开后，蛇口很快被描述成一个样板。这一年的 1 月到 10 月这个工业区接待了超过 20000 人，其中有 4690 人来自国外。

袁庚的 1984 年也最风光。他在“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多小时的脱稿演讲，介绍蛇口的改革经验。“把不正常的东西变成正常，这就是改革”，语惊四座。后来有人转告他，“总理说，你的每一句话都是尖锐的。……（但都）没有过线。”

这年 6 月袁庚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的顾问。国务院决定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设立 4 个新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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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如今有两处袁庚的铜像，都在 2017 年制成。当代中国，很少有地方管理者的模样被制成铜像，袁庚的铜像少见，但不起眼。一处在深圳人才公园，一座神情模糊的大头像。公园里还有几个早年海归模样、意气风发的铜制年轻人，他们大约在 1985 年就被袁庚招来了蛇口。另一处铜像立在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旁。这一片是工业区最早开发的休闲娱乐中心，现在体面却也冷清。在一个 1 米多高的台座上，袁庚的领带被风吹到一侧。雕塑家选择让他把西装脱下，拐在手臂上，挽起袖子，迈步向前。

这座城市最知名的铜像，毫无疑问地，位于莲花山公园的东南角，邓小平在中山装外套了一件宽大的西式风衣。这座雕像是袁庚的约两倍大，雕塑家也选择让这位改革者大步向前。风衣的侧摆甩得很开。合影者络绎不绝。

怀念袁庚，则是件可大可小、忽上忽下的事。一位知情者称，雕像在袁庚 2016 年逝世时已经完成，但最终设立仪式被取消。不久后，深圳市宣传部又声称他们将负责建造袁庚的雕像。持久的缅怀活动是由一个民间组织蛇口社区基金会在蛇口街道内部进行的，他们定期召开小规模的讨论会，以袁庚的名义募款，并向蛇口人征集和袁庚有关的照片，做照片展。在那些见过袁庚的人里，几乎找不到对他毫无印象、或未受感染的。

熟悉袁庚的人说，他鼻子大，并且钟爱它，一段话讲完总会摸下鼻子。他还有几个习惯动作常被提及，仰面闭眼表示他正在思考一个不大容易的问题，激动时，他弯曲手指猛力敲打桌面。

很难说清他是老派还是洋派。给上级写信汇报申请，袁庚使用文言，信末以“政祺”问好。同时，他喜欢穿西装，直到 80 年代中期，上级下属都还是一副中山装的打扮。不打领带时，袁庚会解开衬衣的一两个纽扣，有时候。他也会把衬衫的袖口卷起，看起来更实干，但这样的照片留下来的不多。他喜欢进口货，认为它们好看可靠，自行车都是英国合资的三枪牌，在车流中一眼就能望出不一样。他还有丰富的接待外宾和谈判胜利史，这些轶事被反复书写，难容置疑。

韩耀根相信袁庚的人格魅力没有被夸大，“驾驭了所有跟他接触的人，包括我”。这位现年 78 的老人今年 5 月在上海的家中回忆，袁庚指着蛇口对面的香港元朗工业区的几栋房子说：“过几年我们能不能超过它”，韩耀根便回答：“我老婆孩子不要了，也要跟着你来。”他把这种冲动比作抗战初期富家小姐去延安干革命。

可能那时候人们都希望干成大事，改变现状，于是他们都认出了袁庚。年过九十的作家、电影明星黄宗英在接受《袁庚传》作者涂俏的采访时用夸张的口吻说，“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国家有希望了。”

说国家可能说大了。在袁庚的履历里，他在 1981 年辞任的深圳市市长是他可能抵达的最高行政级别了。基本上，他是在 2 平方公里里建造乌托邦。最早袁庚想把这个港口地区建成东方的夏威夷，后又请人模仿加州的别墅群建造了住宅区碧涛苑，向港商包玉刚介绍时非常自豪。从南洋回来，他在蛇口引入玫瑰，一心想把这里变成一座玫瑰城。

不过，蛇口确实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可能全国推行的改革范本。这让袁庚野心勃勃又极有压力，他有时在电话里和韩耀根说，他们“腹背受敌，肩上累累”。他不只和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在 1984 年蛇口被大力宣传后，袁庚说：“不是说没有失败的可能，蛇口若真的失败了，中国真没有什么希望了。”

判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在于这里能否形成一个和内地截然不同、又良性运转的新模式。蛇口工业区的周围布着铁网，进出还需要专门的通行证。不论是谁，只要提到“内地有的，蛇口都有”，一定是在检讨蛇口染上了旧时代的恶习。对于初到蛇口的年轻管理者，袁庚严肃地建议他：“你来到蛇口工业区，也就说你走到了大陆的这一边，你要把内地那一边的东西统统抛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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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地最大的不同在对钱的态度和使用方式。

“时间就是金钱”。在香港的国有企业招商局作为蛇口工业区的主办者，负责工业区的开发。中央给予招商局一次可动用 500 万美元的权力，但不给蛇口提供一点儿资助，这要求招商局在缺少资金时使用资本市场惯用的方法，向香港的银行贷款。

除了建造基础设施，主要的资金被用来和外商成立合资公司和工厂，营收共享。同时，袁庚提出少缴、或暂时不上缴营收所得的税额，而把赚来的钱继续用作往后项目的启动资金。中央政府同意了这项提议。

1984 年，袁庚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求助，申请低息贷款。在一份招商局和蛇口呈送的报告中写道：“由一个企业开发一个工业区自筹资金若超过一个企业的能力时，就往往会贻误时机，影响长远规划建设，从而也影响长远效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持续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提供支持，在 1985 年一份公开、后来引发新闻审查争议的谈话中，袁庚表达了对这种“国家输血”模式的不认可。

在对工业区的整体规划上，袁庚提出“三个为主，五不引进”：以工业为主、外资企业为主、出口为主，同时拒绝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环境污染、进口陈旧机器和竞争出口配额的工厂。这些说法看起来目光长远。不过，后来深圳的工业体系是依靠蛇口反对的“三来一补”模式建立起来的。蛇口没有建立起持续发展的新体系。

工业区不打算接受分配和调派来的人员了，他们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蛇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从 1981 年开始，工业区内还开办了干部管理培训班，他们从全国招生，最高峰的时候录取率只有 0.48%。工业区为这些年轻学生请来国内外的教授讲课、或做讲座。这些课程包括语言、商业，也包括在国内几乎消匿的心理学。他料到学员的震惊和不满，但仍然坚持为他们“洗脑”“放毒”。

袁庚反对过度的行政干预，他始终想试行政企分开（尽管他对政企分开的理解存在争议）。在 1983 年，蛇口成立了一个事权集中的管理委员会，这是从国外出口加工区学来的经验。虽然尚未有明确的思路，1982 年成立的南山开发区由几家大型国企共同担任股东，推行了一种类似现代企业的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招商放弃控股权）、管理科学”。

有一些宏大的计划未能成行。在 1984 年，“船王”包玉刚找到袁庚，希望合作投资，袁庚建议包玉刚一起做第二民航，“打破政府对某种行业的垄断”。

新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非议。总是有人在问蛇口和深圳同一问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归社会主义？也时常有人南下，来确认事情是否还在正常运转。在 1981 年没有签下一个项目时，袁庚在和深圳市市长梁湘的谈话中仍然坚持称项目进展得挺顺利。

一些问题在旧有的逻辑里看起来很复杂。比方说，“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把资本家请进来办厂，还允许资本家辞退工人？”在 1983 年一起港资工厂女工抗议加班事件中，袁庚选择站在女工的一边，不过他没有纠结于制度，只是指出“加班应当是自愿原则”。

大多数时候，袁庚善于回避敏感和争议问题，也有对既有制度的挑战之意。在一次演讲中，他主动谈及“剥削”。“资本主义是有财产的人剥削没财产的人。我们的制度下有没有剥削？有，是懒惰的剥削勤快、能干的。如果是同样的两种剥削，我就选择前者。”不过在公开发布讲稿前，他将其改成“勤奋一个样，专业知识高低一个样、贤愚一个样的分配制度，不能叫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

后来，他在好多次的交谈中都提到了面对改革的三种人，借由一个经典的比喻：在紧闭门窗的房子里呆了三十年，突然打开窗透气，有人打了个喷嚏。除了坚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意识到了过去的空气不新鲜，但同样批评窗外的空气不及格。“不仅人数多，习惯势力大，而且现实生活往往证明他们的逻辑行得通。”

袁庚的态度很清楚，“排污不排外”。

他说，民主是好的，“我们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袁庚在工业区鼓励人们结社集会，并将民意引入到工业区管理委员会的去留机制里，包括民意测试、满意度调查、民选和投票者质询，也包括管委会委员有限的连任制度。

《人民日报》报道了蛇口的民主改革，同时补充道：“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地方小，人口少，干部中 70% 大专毕业，工人中 85% 高中毕业。不是其他地方都具备的，所以蛇口做法不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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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蛇口早期改革的人大多认为，持有开放想法、并能从中央政府获得支持的袁庚是不可多得。这句夸赞既指向蛇口工业区，同样基于袁庚过去复杂的经历，他不是一个一路高升、终被委以重任的政治家。他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者，在接手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的任务之前，他从未做过任何和经济有关的工作。

1917 年袁庚在广东宝安县的大鹏出生，19 岁他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这是黄埔军校的第四分校。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应该让他印象深刻，在蛇口，比起主任，他更喜欢称呼人或被称作总指挥。在《袁庚传》里，袁庚还常提及孙中山的理念并对其修正，孙中山过去说“以俄为师”，袁庚认为如今可“以日为师”。他遗憾地提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失败——“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尝试社会主义民主。”

1941 年，袁庚参与了“香港大营救”行动（电影《明月几时有》即关于这场大营救）。1944 年开始，袁庚负责和美军交换日军情报。他从事了若干年的情报工作，从 1949 年前到之后作为驻外人员。

在 1960 年代，袁庚出任中央调查局一局副局长，分管广东情报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为人称道的事迹是排除了两起可能发生在雅加达和金边的刺杀共产党高官事件。

1969 年到 1973 年，年过 50 的袁庚被关在秦城监狱。和大部分的情报工作者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袁庚被指“出卖情报”“出卖党的利益”。在秦城监狱，袁庚说，因为太无聊了他开始观察蚂蚁。他注意到蚂蚁总是集体行动，当它们发现食物时，会齐力搬抬回去，没有哪只蚂蚁会提前私吞。在工业区，他常意味深长地对人讲起这个故事。

人们相信，这段蒙冤入狱秦城的经历让袁庚在拥有权力后依然表现得亲民。他没有专车的概念，坐什么车都行。也讨厌摆官架子，不认同为来访的官员特地开道，或在人群蜂拥而上时加速突围。在 1980 年代初期他也经常保住那些激进的年轻人，虽然也并非总能如此。

袁庚出狱后，曾被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1978 年，他被交通部派任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这是个模糊的说法，事实是，招商局当时的办公室在一栋四层的小木楼里，资产只有 1.3 亿元人民币。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从 1950 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人出于改善生活的考虑，从宝安县出发，偷渡到香港。他们不是总能成功的，失败者的尸体被冲上堤岸。

《袁庚传》的作者涂销认为，在 1985 年之前，袁庚的工作重点不是经济，至少不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是政治。

后来在蛇口工业区成立后第一次在香港宴请港商时，袁庚被提问，1949 年，你带领军队南下深圳，从你的手中解放了蛇口，将资本家赶跑，建立了公有制社会，现在你又要把资本家请回去搞经济，所欲何为？

在公开的和政府官员的对话中，蛇口工业区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多赚外汇。在招待港商时，袁庚告诉他们：“赚到钱当然能汇出，汇入我们指定的银行——中国银行，就得（粤语，意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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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袁庚常在蛇口的家中接待前来拜访他的人。他也常与人讲起他在蛇口的遗憾。遗憾大大小小，最常提到的有几个：

1978 年，李先念打算把整个南头半岛 30 平方公里的区域全部划给招商局。尽管对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有所了解，但袁庚还是谨慎地估算了招商局现有的资产可以完成大约多少平米的工业区建造，他是以台湾的高雄工业区为样本的。他的谨慎可以理解，招商局所属的交通部起初并不支持他，他们过去有过不愉快的经验， 在地方上建立起的港口、码头最终被地方政府收走。行政上的多头管理后来在蛇口也成为一个大问题，当袁庚意识到工业区面积太小时，他向深圳市要求划出更多土地，但双方因为税收和自主权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与深圳市分歧有关的是对“政企分离”理解的分歧。

袁庚始终认为蛇口工业区是作为招商局下属的企业存在的，在 1987 年 4 月，蛇口工业区成为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公司董事会取代原来的管委会。他希望这家企业尽可能地脱离深圳市政府的管理，摆脱繁缛的行政手续——一件批文可能需要 3 个月。他让工业区这家企业担起兴办社会公建的责任，进行大量的财政投入，以求公共建设为企业服务。这不是袁庚初创的做法，但过去，不管是在大庆还是在湘潭，实践者都没有试图从中实现“政企分离”。

深圳市一位已经退休的官员在接受涂俏采访时说，他认为，这样做恰恰无法实现政企分离，就像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既是政府又是股东，“根本不符合国际化社会化生产的经验，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经验”，“你为什么不像香港一样依法办事呢？”

韩耀根说，袁庚同他谈起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听从港商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的建议，在蛇口进行股份制经营。

“这个只有到他失去职位以后，失去他的理想与目标之后，检查自己（才发现），如果有股份制的话，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搞掉。他的理想后来缩小，就放在平安保险里面。平安保险是个缩小的蛇口工业区，他跟马明哲说，一定要股份制，和一切一切官方国有企业切断。他当时遗憾的，改革被颠覆的原因，就是没有法制化。这也是袁庚的局限性所在。”

在当时，袁庚提到香港商人，最常说的是“他们鬼精得很”。他悉数驳回了他们各项大胆的投资想法，最后只收到了一辆快报废的大巴。袁庚命人停在工业区门口，逢人便说是港商送的。

袁庚担心的是国有企业和中央政府失去掌控。“完全是我们控制下办的特区。”这是上下一致的看法，上下一致的担心是“稀里糊涂上了外国人的当”，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蛇口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尽管请外国人来当经理，但“这不是卖国”，因为但几个大厂招商都占股 50% 或以上。“他认为，这不是什么经济数字，而是政治问题，是共产党也是社会主义应有的规矩。”涂俏在书中评价说。

在工业区顺利发展的那几年，中央政府倒是提及过，是否可由外面的财团组成开发公司，负责开发特区。袁庚认为由海外财团组成开发公司“这样做对我们不一定有利”，主张“我国在港三大机构（中行、华润、招商）取代外资开发者角色”。

工业园区的民主化管理改革也慢慢成为一个问题。1988 年 ，只有 66.8% 的人参与了董事会信任度的投票。投票前就有人建议公开财产，不过没有获得响应。最终信任票只占 50.6%。在对单身职工宿舍提价表示抗议后，没有可以商讨、改变方案的制度流程。

从 1986 年开始，管理改革的发动者和观察者中就有人提出，蛇口民主的最大障碍在于“人们自己创造出一个不可超越的权威”。这个权威当然是袁庚。蛇口已经拥有 3 万职工、5 万人口，但“袁庚一人是蛇口的大脑”。袁庚提出想法，大家就去论证。

人格魅力成了双刃剑。它轻松地化解了信任的问题，但从 1986 年就有人提出，袁庚之后怎么办，一直到蛇口时代结束。到了 1989 年，同样的问题还有人在提。

1989 年，《蛇口通讯报》举办的一期新闻沙龙，主题是“明天会更好吗？”一些人这才意识到蛇口工业区发展了 10 年，营收才 30 多亿，大部分的收入是靠供水、供电、通讯和地产所得。工业区没有值得称道的企业和产品，相形之下，深圳的华侨城和几家上市公司的发展都更好。一些人说，还不如内地。

袁庚是在 1993 年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的。蛇口工业区也在 1992 年在新的行政区划中被并入深圳市的南山区，成为区下属的街道。从 1987 年开始，蛇口向深圳缴纳税额逐年上升，到 1993 年，自留的部分还不够工业区公共事业费用的 1/5。

不过在 1993 年 9 月的巴黎地球综合状况预备会议上，袁庚还是做了一次《样板胜于雄辩》的演讲。2003 年，袁庚写了一幅“曾经沧海”，赠给时任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局长的张云东。

很多人回忆 1980 年代声势浩大的改革开放，那可能是从民间到官方都充满改革开放热情的一段时间，但没有听说过袁庚，和没有听说过蛇口都属正常。

参考资料：《袁庚传》《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纪实》《当代中国“乌托邦”》《见证蛇口》

题图摄自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油画作者庞振捷。题图及未注明出处的文内图片摄影 孙今泾/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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