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时，英格玛·伯格曼的剧组早晨八点半准时开工，下午五点准点收工。如果摄影导演说布置片场需要 15 分钟，那么这个过程一分钟都不会多花。拍摄电影的 125 天，每一天都井然有序。

谈到《芬妮与亚历山大》的拍摄过往，第一助理导演彼得·希尔特（Peter Schildt）多次提到自己是如何钦佩伯格曼对时间的管理以及周全的计划，并把这个特质视为伯格曼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听上去可能会有些无聊，但（伯格曼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他是如何组织和安排拍电影、他的准备是多么充分。”希尔特告诉《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这关乎很多方面，剧本、每天的日程安排、在片场如何高效工作……这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导演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如果你不做好组织工作，那么将陷入混乱。”

今年是伯格曼诞辰 100 周年。被视作是艺术电影传奇的伯格曼留下了《第七封印》《野草莓》《假面》等经典作品。他用电影聚焦人性的同时探讨死亡、宗教和性等严肃话题。虽然他的作品多伴随着艰深晦涩的评判，但这并不妨碍伯格曼成为世人眼中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自九岁用一百个锡兵交换到一台放映机后——放映机本是属于哥哥的圣诞礼物——伯格曼的生活就与电影紧密联系。在宗教家庭成长的伯格曼很小就对宗教有第一手体会。伯格曼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对外能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家中则是一个严厉的角色。小伯格曼曾因为像尿床这样的事而被锁在黑暗的衣橱中。

伯格曼在自传《魔灯》中这么写道：“当父亲在讲坛上传道，群众在祷告、歌颂或者聆听时，我沉浸在教堂的神秘世界之中：矮拱门、厚墙、永恒的气味，阳光在墙上、天花板上的中世纪图绘、雕刻上颤动着。一个人的想象力所能企望的，那里都有——天使、圣徒、龙、先知、恶魔、人。”

伯格曼把自身的许多经历和思考都用镜头呈现了出来。拿《芬妮与亚历山大》举例，这部剧情片中祖母的形象以及严苛专制的父亲都有伯格曼童年的痕迹。1982 年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是伯格曼最后一部院线电影。这部摘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电影，虽然给人的感觉相比伯格曼之前的作品更世俗化一些，但这部伯格曼的第 45 部作品，某种意义上的“终章”仍然包含了像是真实与虚幻、家庭关系、宗教等一以贯之伯格曼电影的主题。

与伯格曼合作《芬妮与亚历山大》时，希尔特 31 岁。希尔特很早就知道伯格曼，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又都是导演，希尔特的父亲还曾与伯格曼在一家剧院共事。《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有许多小孩出演的镜头，而希尔特在自己的电影中经常与小孩打交道。伯格曼的制片人找到希尔特，希望他能够在这部电影中给伯格曼相关的帮助。不过希尔特后来发现，伯格曼根本不需要帮助，他与小朋友一起的工作经历非常顺利和愉快。

虽然希尔特不是每部伯格曼的电影都喜欢——他觉得《豺狼时刻》装腔作势，也无法欣赏备受赞誉的《第七封印》——但这并不妨碍伯格曼在他眼里出色的匠人身份：伯格曼对拍电影的每个步骤运筹帷幄，并具备去粗取精的慧眼。

伯格曼是作者电影中“匠人”的代表。作者电影论产生于二战后的欧洲。它的倡导者——比如来自法国的戈达尔、特吕弗等人——认为电影和文学、音乐作品一样，是属于作者，也就是导演个人的作品。作者电影强调导演个人对电影的话语权，导演往往自己担任编剧而不是改编他人的文字。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电影与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形成对立。

作者电影成为了人们划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标准之一。而在作者电影论兴起的欧洲背景下，艺术电影让原本被好莱坞商业电影统治的欧洲看到了一种新的形式。这份对创意和实验友好的土壤，孕育出了伯格曼、费里尼等一批个人风格浓郁的导演。那时的观众也乐于为艺术电影走进影院。

“他（伯格曼）当年是商业主流影院当中的导演，是被欧洲的电影观众狂热喜欢的。他的一个新片上映，和一个知名作家出了新书，一个交响乐团新的演出，都是大喜事。”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在纪念伯格曼 100 周年诞辰的“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时尚与艺术”活动中说道。

她同时表示：“我唯一有点难过的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宁可不看伯格曼，觉得我们干嘛这么受伤害，干嘛看得这么累，看得这么痛。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时代比伯格曼的时代要脆弱多了。”

伯格曼之所以能那么高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演员团队。毕比·安德松与丽芙·乌曼与伯格曼合作了超过 10 部以上的作品，她俩都出现在了《假面》《婚姻生活》中。“他们（伯格曼的演员）在每部电影中都完全不同，经常饰演完全相反的角色。”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说。

伯格曼光辉的电影导演标签容易掩盖他戏剧导演的身份。但实际上，伯格曼戏剧方面的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电影生涯。“相比于电影人，我更是一个戏剧家。”伯格曼自己曾这样说。伯格曼在电影中有时会采用和戏剧一样的手法，为了营造出戏剧中演员接近观众的感觉，伯格曼会让电影演员对着摄像机说话。

伯格曼在《魔灯》中这么提到戏剧对他的影响：“我排练的场地必须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安静明亮。排演是一项严谨的工作，而不是导演或演员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这一点和希尔特眼中片场中伯格曼的严谨如出一辙。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是影响伯格曼最深的人之一。伯格曼多次排练斯特林堡的戏剧。“瑞典的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就很擅长写对话。他是我们的经典之一。他的对话很杰出。并不是自然的一种讲话方式，但是充满生命力。”希尔特说。在他眼里，伯格曼同样是一位以写对话见长的编剧，而好的对话是能够引导演员表演的。

《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片场一切井然有序，不过希尔特仍然了解到了伯格曼的焦虑，后者会因为工作夜不能寐。“但其实就应该是这么一种状态。如果有天你不感到焦虑而感到放心，那我觉得你的职业生涯就到头了。你该退出了。”希尔特说。

我们还同希尔特聊了更多关于伯格曼的话题

Q=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S=彼得·希尔特

Q：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中，你最喜欢那一幕？如果有的话。

S：老实说，我上次看这部电影已经是很久之前了。我有很多喜欢的。之前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回答说：是关于祖母和老犹太人 Isak 一起的一幕。在晚间，他们坐在一起交谈。祖母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提到了两人之间曾经的交往。这是很低调的一幕，但是很有内涵。两人的对话写得很美，两个人的表演也很棒。

Q：片场和小孩合作会很困难吧？

S：不会。因为他们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小孩，而是演员。在你拍摄之前，就可以确定他们有能力胜任工作。这也是之前会有面试的原因。因此实际上小孩和成年人（在片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许更容易感到疲倦，不过他们都要学习自己的台词。他们必须一大早就来，必须按要求工作。由于他们在电影方面也没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他们学起来非常快，容易变成好的演员。

Q：伯格曼抱病期间，你拍摄了葬礼场景，这似乎也是电影中少数使用了俯拍、在户外拍摄、涉及众多主演和群演，且在远景和近景间不断切换的一幕场景。你在实际拍摄时有遇到哪些困难？

S：唯一的困难就是冷。那是大冬天，又有很多人。这是我拍的，因为伯格曼先生当时生病了。但是事先我们就做了充分准备。我们之前在夏天和秋天就到过那里做准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使用了五台摄像机。所以这拍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群人在那里工作。只要组织好，这一切并不困难。

Q：能否描述一下您在拍电影中的职责？

S：我是第一助理导演（first assistant director）。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他。在拍摄之前，我负责了所有年轻演员的面试。我的工作就是在那里帮他做任何需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比如一天工作下来，他很累了，然后还有两组特写要拍，那我就会来拍，让他休息下。有一些冬天片段的时候——不仅是葬礼——他生病了，那我就会负责拍摄。

Q：能不能就你所说的最好的解决方案举一些例子，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伯格曼出色的主意的？

S：这听上去可能会有些无聊，但（伯格曼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他是如何组织和安排拍电影、他的准备是多么充分。这关乎很多方面，剧本、每天的日程安排、在片场如何高效工作……这是他成为一名优秀导演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如果你不做好组织工作，那么将陷入混乱。

Q：能不能描述一下，拍这部电影典型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S：典型的一天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准点开始。摄像机会拍个 15 分钟左右，因为每个人在前一天已经知道我们将从什么地方开始工作。如果接下去是新的一幕的话，我们和演员一起讲一下戏。伯格曼先生会告诉演员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那扇门进来，坐在沙发上，然后开始和坐那里的女士对话，然后她在这句话的时候起身，走出去再走回来，然后停止。这样演员会知道在这场戏中如何移动。伯格曼会决定摄像机的摆放和跟随。然后我们继续拍摄。这差不多就五分钟的时间吧。再之后我们可能会试一下戏。摄像师可以看一下情况。伯格曼会问 Sven Vilhem Nykvist——伯格曼总是和这个摄影指导一起工作——你需要多少时间布置灯光和片场，他回答说 15 分钟。伯格曼说好，和演员们就离开片场让他们布置。布置的过程不多不少就花了 15 分钟。其实他说 20 分钟也行，但 Sven Vilhem Nykvist 明白自己要怎么布置，在哪里放哪盏灯，15 分钟就好。15 分钟后，伯格曼和演员们回来。他们彩排一遍。然后就正式开始拍摄。拍几遍解决问题。然后进行下一场戏。这就是工作的过程。下午五点整，一天的工作结束。周一到周五拍摄。双休日休息。不会加班加点。因为如果你工作超过八小时，你无法保持良好状态，人们会疲倦。这样的过程持续了 125 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好方式。中间圣诞和新年有休息，工作的时间是 125 天。

Q：拍摄经历了重重困难，包括导演和摄影师差点身亡、工作人员严重受伤、剧组因感冒暂停等。它如何影响了影片的情绪和氛围？（注：伯格曼本人在回忆录 Images: My Life in Film 中提到过这段描述）

S：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人差点死亡。我们有电工从高处摔下来，崴了脚，这一点也不好，也有一些职员生病了，因为那是冬天。但是（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对拍摄工作没有影响。

Q：你们的合作是怎么开始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吗？

S：是的。我之前对他了解不多，只是知道他。我那时是一名导演。伯格曼的制片人来找我，因为制片人觉得，伯格曼可能在和小孩打交道上需要我的帮助，因为我在我的电影里经常与小朋友打交道。不过实际上制片人错了。因为伯格曼和小孩打交道一点也没问题。他们都喜欢对方，工作经历也很愉快。

Q：但你们很早就认识了？

S：是的。我们住在一座城市里，工作在同一个领域。我的父亲和他曾在一所剧院工作，伯格曼是那里的导演和老板。因此我当然知道他，不过我并不算他的大粉丝。我看的他的第一部电影是《豺狼时刻》。我当时 17 岁，觉得这部电影太装腔作势，很幼稚。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就是伯格曼的电影？我以为他不止这点能耐呢。不过几年后，我看了《婚姻生活》。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开始理解他，也觉得他能够谈论一些引起我共鸣的东西。再之后他根据莫扎特作品改编的《魔笛》非常令人震撼。我非常喜欢：原来你可以把歌剧改编成这样，太聪明了！所以我们那时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对他作为一名匠人（craftsman），非常尊敬，即使我可能不是他此前的每部作品都喜欢。

Q：所谓的匠人，是指哪些方面？是摄影技巧，还是处理技术问题什么的？

S：电影的技术其实很简单和基础，每个人都可以学，那只是一种工具，就像你写字用的笔。拍电影就会用到摄像机、录音灯具。我觉得说他是匠人，首先是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编剧。从剧本出发，你就能得到表演，因为他作为编剧的一个能力是写出好的对话，而一段好的对话是能引导表演的。坏的对话则是无法表演的。好的对话是有机的，某种程度上能自我进行表演。你不需要在这个上面添加什么。人们认为导演的工作要听从各种演员的意见，做不同尝试，伯格曼这里不是这样。他知道想要的一切，而这一切都在剧本里了。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和你说过的，就是对时间的管理。听上去很无聊，但这很重要。还有就是他有鉴别好东西和坏东西的能力。你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是一种选择，你看到的都是 yes，因为 no 被剔除了。

Q：《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有很多对话，对此有人抱怨太多了，你怎么看？

S：这属于导演个人喜恶。有些喜欢用很多对话，有些不太用。一些导演用很多对话，但是这些对话不好。一些不用对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能够不通过对话表达，结果证明他们往往并不能。多数电影都是有对话的，对吧？能告诉我一部没有对话的电影么？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外。我是喜欢对话的。

电影里的对话是编排的，不是自然发生的。对于伯格曼，对话是写下来的，有点像是文学性对话，不过它们有自己的声明，听上去像是自然发生的，但是你也必须有表演的能力辅佐配合。这一点很难达成。

Q：如何写一段好的对话？

S：能教你这个技巧的人会开个很高的价码（笑）。我也说不好。在我早期的电影中，我和一些出色的编剧合作。他们有才华的原因就在于擅长写对话。演员能够迅速识别好的对话。很难说怎么写好对话。瑞典的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就很擅长写对话。他是我们的经典之一。他的对话很杰出。并不是自然的一种讲话方式，但是充满生命力。

Q：电影涉及的话题很多，包括梦幻与真实的边界，家庭关系，个人内心斗争，宗教等。

S：很多主题他之前的电影里就有。这是他最后一部（院线电影），算是之前 44 部电影的终章，所以你可以看到此前各种电影的痕迹。

Q：那哪一部伯格曼的电影你看的最多次？

S：其实很少。我没看过太多他的电影。我印象深刻的有一部《面孔》。那是一部 1950 年代的老电影。我很喜欢。我尝试过三次要好好看《第七封印》，但我不喜欢它。我也说过我不喜欢《豺狼时刻》。不过如果我现在看它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伯格曼是一个好导演，但不是我最喜欢的。我来自瑞典另一块电影领域，更自然主义一些。

Q：那你和伯格曼在《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合作有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吗？

S：我不认为有很多影响。因为我之前已经拍过很多了。我学到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主要是以平静的方式工作，并且准备工作。而我此前其实也是这么做的。我在伯格曼身上确信这么做是正确的。我有意识到，即使他已经拍了 45 部电影，他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为电影构思而焦虑，在创作上有一种不安全感。这一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于是我确信，其实不必要去摆脱这种感觉，即使你已经很厉害了。它会一直跟随你。明白这一点感觉很好。

Q：你在拍电影时也能感受到他的焦虑？

S：是的。我了解到了他的无眠之夜和早晨的梦魇。但其实就应该是这么一种状态。如果有天你不感到焦虑而感到放心，那我觉得你的职业生涯就到头了。你该退出了。

Q：即使在各种无眠之夜后，伯格曼导演仍然会早上八点半准点开工？

S：绝对如此。他会在中午午休。这会缓解一些。我自己之前也是这样。于是惊讶地发现原来他也是如此。

Q：伯格曼导演是会对自己更严苛，还是对他人更严？

S：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很遵循安排。这对他很重要。这其实是在这个辛苦职业中的生存之道。我就不知道他有没在工作的时候。在他写剧本时，会严格按照日程安排，什么时候工作、休息、听音乐、睡觉都井井有条。或许他的生活会显得有些无聊，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有很多孩子，但我觉得他与孩子们见面应该很少。他还是对自己的工作最感兴趣。关于这一点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试着家庭与工作兼顾。不过话说回来，他拍的电影比我多多了。（笑）

Q：电影成本达到 600 万美元。主要用在了什么地方？

S：主要是在片场和布置上。你看到的各种设计和服装。我觉得得有 100 件新做的服装。影片里的女演员服装并不只一套，根据不同时间和地点场合有五套的样子。另外，你也看到演员的合照了，这也是一笔钱。那时毕竟不比现在，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制作。电影在当时刷新了瑞典电影的成本纪录。

Q：伯格曼的电影过了三十多年之后是否还反映了当代瑞典人的日常经验和精神生活？

S：这部电影能够反映。今年是伯格曼 100 周年诞辰，瑞典到处都是关于伯格曼的纪念。去年圣诞，他们在电视上播出了完整版电影，收视率很高……并不仅仅是他的粉丝在看，普通人也都在看。

并不是每一部伯格曼的电影都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关，但是《芬妮与亚历山大》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这也让很多人意识到伯格曼是能拍让人会心一笑的电影的，并不都是像其他作品那么黑暗压抑。

题目和文中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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