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抢人”，真的有用吗？

夏怡然、陆铭，城市数据团

近半年来，“抢人”成了一个城市热门话题。

某些城市降低了落户门槛，推出花样翻新的针对高学历人才的优惠政策，甚至动不动就搞出一个“落户政策太给力，人才涌入导致户籍系统宕机”这样的大新闻。大家看的异常兴奋，感觉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竟然如此抢手，似乎未来前途无量。但作为城市研究者，我们还是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城市抢人”，真的有用吗？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才争夺战”的本质，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述：

“以行政力量干涉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

说实话，这种事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而最有名的一件则是：“52年院系大调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某些不可描述的原因，中央决定进行全国性的院系大调整。这次调整，共有502个院系搬出原学校，623个院系被搬进来，其中跨城市的迁移占一半以上，共涉及38个城市和200多所大学。许多著名学府从此元气大伤甚至销声匿迹、而某些野鸡大学则一夜暴发成为顶级院校。我们来看几个学校的例子：

比如：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是高校搬迁中的“五大母校”之一，除了文理两个学院得以保留并得到加强以外，其他学院大多被拆分，并入特定领域的理工类大学，造就了后世的好几所“211”。

比如：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是高校搬迁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尽管将农学院、财经类院系、政法类院系打包输出，但基础文理学科和经济学科整合进多校资源，实力大幅增强，一跃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综合型大学。

在这次“院校大调整”中，不仅搬迁了院校、师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仪器、宿舍、床铺等等所有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利用行政力量重新布局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使得“大学生”这一高技能劳动力群体，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重新布局。具体请看下图：

在上图中，红色的是通过院系调整获得“抢人”成功的城市，而蓝色的则是“抢人”失败的城市。那么，这些“抢人”成功的城市和“抢人”失败的相比，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们以城市大学生数量（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当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了规避文革的影响，我们选取了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982年）的城市大学生数量作为指标。结果表明，大学生数量与1952年各市净迁入院系数量的相关性系数达到0.482（在0.01水平下显著）；换句话说：一个城市在当年净迁入的院系数量越多，以及其所带动的教育资源分配越多，那么该城市在当代人力资本水平上的提高程度也越大。

看起来，行政力量似乎获得了胜利。

但是，行政的影响力能持续多久呢？我们又使用了最近四次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大学生数量进行持续追踪，请看下图：

由图可知，随着年份的增长，城市的大学生数量与净迁入系的相关性逐步降低。这说明，虽然高校搬迁使得城市人力资本空间布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改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经济环境下，行政的力量也开始退散了。

既然行政力量退散了，那么影响大学生布局的又是什么力量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吧：

是的，没错，这就是我国数百年前的“高技能劳动力”分布地图——清朝进士籍贯地图。很幸运的，由于我们有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且明清两代所有进士的籍贯都有着明确的记录，所以我们可以追踪更长时间段的高技能劳动力全国空间布局问题。

我们把历史的数据提出来，跨越200年，再来对比一下共和国现在的大学生分布。结果如下图所示：

尽管在最接近院系调整的1982年，清朝进士数量与大学生数量的相关性一度低至0.467（低于院系净迁入数量的相关性0.482），但随着年份的增长，每个城市的大学生数量与该城市的清朝进士数量的相关性逐步提高。答案很清晰了：

被行政力量扭曲的现实正在逐渐向更深邃的力量所呈现出的历史回归。

事实上，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在历经千年的国家级进化中，我国历经千年的“人力资本”逐渐在整个国度内找到了自己相对合理且顺应经济规律的空间布局。在这个布局结果中，包含了地理区位优势、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文化遗留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进一步触发了规模经济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的存在，使得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优势不但不会随着时间流失，反而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进一步自我强化。最后，这些因素和规律终于穿透了千百年的历史，在数据上平静地呈现出了难以被扭曲的强大生命力。（原论文中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及人力资本回报在空间上的计量过程以及各因素的详细分析，感兴趣的同学可自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