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小庄的微信个人公众号“庄小哥和她的灵魂战车”

几个月前热映的科幻片《湮灭》中，娜塔莉·波特曼饰演了一个女生物学家形象，槽点很多，比如死活不管看到奇怪的生物就想去摸，倒也有几分可爱。

科幻作品中有感染力的女科学家其实一直非常匮乏，说到此，我不禁想到给大家介绍一位真实中的很酷的女生物学家，她可能有望改变这个局面。

15年前，《自然》杂志采访琼·斯隆切夫斯基（Joan Slonczewski），让她给该刊读者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琼的回答是：波兰-意大利杂交产生的混种微生物科学家，有着异常表型。

1956年8月14日出生于纽约的她，来自一个又文艺又科学的家庭，母亲艾斯特·斯隆切夫斯基是一位音乐教师，父亲约翰·斯隆切夫斯基是一名IBM的研究员，方向为理论物理，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和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终身会员，并且做出了很高成就——在这个采访后的第十年，也就是2013年，他荣获了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

她本人则是耶鲁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博后，1984年以来一直在俄亥俄州的凯尼恩文理学院任教，主要教微生物学，与人合著过一本相当受欢迎的教材《微生物学：不断发展的科学》，我去亚马逊上搜了一下，好贵，人民币2000元左右。

也难怪琼会说，这本教材卖的钱比我所有的科幻小说加起来还要多10倍都不止。

在核威胁下长大的微生物学家

她的第一本科幻小说《福克斯菲尔德的静止形式》（Still Forms on Foxfield）出版于1980年，因为是冷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核战争成了她童年最大的阴影之一，在大学时期，琼参加过极大规模、吸引了200万人加入的反核游行。所以这本书的背景，即以一群人为了躲避核战争而离开地球，前往另一个叫做Foxfield的星球展开，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本地土著Commensal，两个不同族群从一开始的敌对状态慢慢进入融合，而地球人也需要去理解和接受当地人的文化。1989年推出《伊甸园周围的墙》（The Wall Around Eden）也是一部以核战争后人类如何生存下去为主题的作品。

在2000年的时候，琼曾受《自然》杂志邀请，在他们的科幻小说栏目发了一篇《结核病菌加入联合国》，也是她有生之年唯一一个发表出来的科幻短篇。这是该栏目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一篇，幽默，精炼，有着独到的思考。小说写的是2441年以后的某一年，联合国正式接纳结核分枝杆菌为正式成员，这让细菌界欢呼雀跃，而大肠杆菌祝贺之余也表示感受到了不公平，自己要争取成为下一个。联合国发言人、世卫组织的主任则如此解释这项决议：尽管细菌在历史上大规模地杀过人，但鉴于斯大林都曾经被联合国接纳，结核杆菌为什么不能？作为常年利用遗传技术研究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中在不同酸碱环境下应激反应的微生物学者，琼在文章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未来，除了极少数顽劣分子，大部分微生物都产生了智能，对人类发展出兄弟之爱，它们放下大规模杀人武器的一面，与人类共生，其乐融融，而人类也与它们签署了用之有道的实验室友好协议。

从这个短篇小品中可以看到，生物学家前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林恩·马古利斯的同源共生理论，对斯隆切夫斯基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与此有关的想法，也会在她的多部长篇中找到踪迹，1986年《入海之门》（A Door Into Ocean），1993年《极乐世界的女儿》（Daughter of Elysium），1998年《儿童之星》（The Children Star）均是如此。

非暴力方式与平等主义

刚开始进入科幻创作的早期，著名幻想女王厄休拉·勒奎恩这位厉害前辈，对琼·斯隆切夫斯基起到了很大启发作用，1969年以《黑暗的左手》、1975年以《失去一切的人》二度双获雨果奖和星云奖。这两部经典中，厄休拉提出对于性别社会和乌托邦社会的瑰丽想象，极大地触动了同行后辈们，也促使琼写出了广受好评的《入海之门》，这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第二部长篇，推出的第二年，即1987年，就获得了约翰·W. 坎贝尔最佳科幻小说奖，并被大神级别的阿西莫夫列为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之一。

厄休拉是个擅于展开思想实验的作家，兼具哲学和人类学视角，她在《黑暗的左手》中塑造了一个按照克慕周期来产生性特征和性欲变化的物种，格森人，他们雌雄同体，且随性激素水平不同而扮演母亲或父亲的角色，整个格森社会没有森严的等级，贫富差距很小，通过传统而非权力来维系。而《失去一切的人》中，则构造了一个互为月球的双星系统，物质的、资本主义的乌拉斯和贫乏的、精神至上的阿纳瑞斯，两个星球之间的角力和互相质疑，带来了作为观察者的许多思考。

琼·斯隆切夫斯基在《入海之门》中也设计了自己的一个思想实验：在完全被水所覆盖的Shora星球上，生活着一群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居民，称作共享者，颇有些传说中的亚马逊女战士意味。共享者掌握了先进的基因技术，能够很好地控制生态，她们配备有半透明的护目镜一般的眼睑和紫色的微生物呼吸器，日常重要工作之一是去水下检查鱼群或珊瑚是否足够健康；她们奉行平等，没有“权力”的概念，这甚至表现在此地所使用的语言上，主体和客体可以互换，语法规则不允许出现命令式的语气。

Shora是一个完全非暴力的存在，甚至在其他非共享者到来之后，她们所要考虑的都不是是否去抵制，而是如何共生下去，而她们的这种信念也最终让她们击退了入侵者。这部作品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绝对意味深长，某种意义上，它是西方青年一代对东西两大阵营剑拔弩张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厌倦已极的一种心理代言。在作品发表后的不到两三年内，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威胁也宣告瓦解。

很有意思的是，我看《入海之门》时，居然想到可以作为对照阅读的一部作品，那就是中国科幻小说作家韩松的《红色海洋》，其中描写的是核战争摧毁地面生态系统之后，人类不得不利用基因工程把自己改造成像鱼儿一样在海洋中生活，而这个海洋却是杀机四伏，为了争夺食物链顶端的权力而不惜同类相残。
我得说，两个小说都有着独特的价值，它们所预示的不同未来，哪一个会成真，取决于当下的人类共同体对于共同命运的理解。

1998年，琼·斯隆切夫斯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入海之门》的创作动机之一还源于自己对厄休拉《世界的词语是森林》一书结尾的不满，所以想去重写它。《森林》的写作背景是影射越战，而厄休拉在其中给出了一个以暴制暴、无法和解的局面。

年轻一代也许可以拯救我们

琼·斯隆切夫斯基不算一名十分高产的作家，但考虑到她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实验室工作，在不少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关于大肠杆菌、幽门螺杆菌、鼠伤寒沙门氏菌、弗氏志贺氏菌的文章，我算了一下，至少平均每年会发表多于一篇的论文，也还在坚持教学，除了微生物课甚至还开了一门“科幻小说中的生物学”，那么，30年七部长篇小说的量已属于非常勤勉了。她最近的一部小说是2011年的《最高疆域》（The Highest Frontier），并且在时隔25年之后再次斩获了约翰·W. 坎贝尔最佳科幻小说奖。这一次，琼所塑造的主角身上甚至有着自己的一些些影子，一个注定要成为生物学家的女孩，珍妮·拉莫斯·肯尼迪，小说开篇，她即将进入大学——位于圆柱形轨道太空站Frontera 上头的一座文理学院深造。但珍妮不是一名普通大一新生，祖上有三名美国总统，双胞胎弟弟不幸离世，也使得一项艰巨任务落到了她一个人身上，在未来要成长为保护地球剩余资源的leader。而大学也并非一个简单的环境，在这里，自由派、科学派和中间派就意识形态、文化、环境问题吵个不停。珍妮是困惑而坚定的年轻个体，处于快速成长之中，她是琼·斯隆切夫斯基在911之后思索了很久、对世界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善加培育，年轻一代会是我们潜在的救星，而他们必须利用特权地位去尝试和找到如何拯救世界。

2001年的911事件对出生于纽约的琼刺激相当之大，在911发生前一年，她刚刚出版了《脑瘟疫》（Brain Plague），此后整整十年没有出过书，直到“纽约人开始讲笑话并出售双子塔纪念品时，我又开始写作了”。

事实上，琼·斯隆切夫斯基接下去的计划是写一整个Frontera系列，《最高疆域》只是开了头而已，接下去她试图完成一个宏愿：用这些小说推出至少六名女科学家形象。一直以来，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都让她极度不满，比现实中要苍白和欠缺。因为身处科研第一线，琼这些年来见到过太多优秀的女性同行，知道她们在生物、医学、纳米、基础科学各种领域所做出的巨大成就，很想去刻画她们，她认为，作家们应该为未来的女性打造偶像。

本文已发表于《财新周刊》4月30日副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