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发展的道路从来不只有一条，相反，它们会衍生出许多分支，顺着这些分支反复试错，人们才能找到通向真理的途经——虽然其中大部分的尝试会以失败告终，但从中汲取的经验却会成为别人通往成功的阶梯。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群人，他们的理想沦为了镜花水月，但在历史上又留下了有趣一笔：这群人相信，坦克完全可以像字面描述的那样——“滚滚前进”。

球型战车的诞生

　　19世纪后半期，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也正是在此时，数千年任劳任怨的马匹遭遇了第一个竞争对手——机器。尽管最初的机器身形硕大、脾气反复无常，但它们也在被不断驯化。到19世纪末，用蒸汽驱动的拖拉机已经相当常见，至于另一种影响深远的动力装置——内燃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工业革命不仅发生在机械领域，在新设备的帮助下，人力的利用效率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自行车：虽然它依旧由人力驱动，但骑乘者的消耗的体力却比步行更小，至于速度则是后者的数倍。

　　第一批自行车在19世纪20年代问世，不过设计却不甚完善。因为骑车人全程都要以脚蹬地，它们与其说是自行车，倒不如说是一种自虐工具。另外，它们还有另一些尴尬的缺陷，比如转弯困难，容易翻倒等；同时，由于没有减震手段，它们也经常被戏称为“震骨器”。

　　这些问题也为工程师们的想象力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导致19世纪的自行车设计五花八门：它们的车架是用金属或木材制造的，车轮有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至于具体的形制也和今天截然不同，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Penny-Farthing”，它前轮巨大、后轮微小。随着时间推移，另一些发明家又推出了独轮自行车——当然，将其称为“外轮车”也许更贴切一些。

　　究竟谁最早发明了“外轮车”？其中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是法国人罗素（Rousseau），不过人们始终对此抱有怀疑：因为当1869年、罗素提交设计时，已经至少有四名发明家申请了类似的专利。这些专利和罗素制造的外轮车一样，都将操纵者置于了车轮内，人力则会通过齿轮和链条传导给车轮；如果要转弯，操纵者需要大幅倾斜身体。

　　这种设计为何出现？它无疑与“Penny-Farthing”的缺陷有关，由于安装了一个巨大的前轮，该车的车座位置变得极高，如果骑车人不慎跌落，其后果将相当悲惨；但将驾驶座置于内部的外轮车却避免了这个问题，另外，更大的车轮也提升了车辆的平衡性——无论如何，与早期自行车相比，外轮车都有着明显的优点。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外轮车并不是球型战车唯一的直系祖先。后者的诞生也与另一种设计——并轮自行车（dicycle）存在关联，在后世的大部分设计中，有大约一半像外轮车一样，把驱动装置安装在了中央，而另外一半则效仿了并轮车，把驱动装置安装在了两侧。

　　并轮车和外轮车几乎同时诞生，但把车轮的数量增加到了两个。这种车辆的发明者是美国工匠威廉·麦克卡拉汉（William McKerahan），他在1869年3月递交了专利，在随后20年中，这一设计又得到了后继者的完善。

　　其中有名的一位是德国人爱德华·奥托（Edward Otto），他在19世纪70年代移居英格兰，他的设计让并轮自行车从试验品走向了商业化，还给后来球型战车的设计者们提供了信心和启迪。

　　19和20世纪同样是机动化的时代，原本踏板驱动的并轮车和外轮车也安装上了发动机。虽然谁迈出了第一步已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报导，1904年、便已经有人将外轮摩托车送去参加米兰车展。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至少6位发明家取得了专利——事实上，在机动化的时代，人类对外轮车的关注一直都没有衰减。

　　然而，并轮车和外轮车同样存在问题：它们的尺寸是普通汽车或摩托车的数倍；另外，驾驶员很可能被高速旋转的车轮伤及；同时，它们在高速状态下还不甚稳定——这些缺陷都相当致命。

　　但有的工程师不愿接受失败。他们认为把交通工具设计成球型就可以杜绝上述问题。在内部正中央，他们还会安装一个更小的球型驾驶舱，它们用轴承或齿轮固定——由于物理学上的陀螺效应，无论外壳怎样转动，驾驶员都会保持稳定。另外，这种球形车内只需要再安装一些压舱物，就可以杜绝车辆倾覆。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设想最早没有运用在车辆设计中，而是在船舶工程领域。其中走得最远的是加拿大人克纳普，1897年，他在安大略湖上造出了一艘史无前例的船——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汽缸，围绕着船体中部的一组明轮将带动它不断前进。

　　克纳普的这项设计意在减少船体的摇晃，但克纳普显然没有意识到，船只的摇晃不仅有纵向的，还有横向的，它同样会将整艘船置于险境。另外，这艘船的宽度也带来了巨大阻力，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水面，它的速度也只能达到每小时7.2公里——只比步行的速度略快一些。

　　然而，克纳普的设计却很具有“传染性”。在他失败之后，认为类似概念极具价值的发明家依旧存在，至于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船设计成球体。其中一个例子是1903年5月19日、巴黎人亚历山大·亚当（Alexandre Adam）和艾梅·博丁（Aime Boudin）提交的作品。

　　和克纳普的设计一样，它诞生后迎来的只有嘲讽：为保持船体平衡，他们计划在球型船舱内填进大量压舱物，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在装进机器和煤炭之后，船体内部将只有一点能容纳乘客或货物的空间。

战争催化剂

　　在亚当和博丁的专利之后，类似设计沉寂了10多年，直到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才重新让球型车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这一切的催化剂，又是一战中常见的弹坑、堑壕和铁丝网，甚至早期坦克也因为它们步履维艰，为了找出应对方案，军事界成了奇思妙想竞相角逐的舞台。

　　在1916年5月，美国工程师亚森·派尔（Arsene J. Pare）提交了一个名为“军用机动车（Engine of
Warfare）”的专利。虽然这辆“机动车”最终没有建成，但它却充当着一个标志——在派尔提交专利申请之前，各种设计服务的都是民用领域，但派尔的设计却是一种军用武器，在专利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

　　“本发明是一种安装装甲的军用自动车辆，它由两个球状金属外壳组成，其中一个球壳在另一个球壳以内，其中，内层球壳中安置了驾驶舱和发动机舱，外面安装了若干车轮，它们接触着外层球壳的内表面，并带动整个车辆前进……”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部分，是派尔对车辆优点的概括，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20多年后，还是有不少工程师对这类设计情有独钟。其中这样写道：

　　“由于内部有大量空间，这种车辆还可以在水面漂浮；另外，整个球型外壳的直径也相当可观，在地面行驶时，它可以轻易翻越铁丝网、堑壕、弹坑等障碍物，如果有充足的动力，它还可以凭借滚动产生的冲击力撞毁火车、汽车甚至是小型建筑物。同时，这种车辆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纵。”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德国，也有提出人了类似的想法，虽然这些设计和标准的球型战车存在区别，不过，他们却比美国人走的更远。这种车辆被称为“Treffaswagen”，即“碾压车”，建造于1916年：当时，德国军队要求国内的汉莎-劳埃德公司（Hansa-Lyold）开发一种装甲车辆，这种车辆不仅应当安装火炮，而且还应具备越野能力——1917年2月，汉莎-劳埃德公司完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碾压车”实际是一辆三轮装甲车，但和其它设计截然不同的是，这台机器的本体是两个直径3.3米的车轮，它们几乎完全覆盖了前车身。至于发动机则位于车辆尾部，最后方的小车轮则用于转向。

　　相关试验持续到1917年，军方认为，“碾压车”是一种失败品。1917年10月，汉莎-劳埃德公司的心血被拆毁，但在球型坦克的历史上，它的意义却是重大的：直到今天，它都是人类制造出的、最接近球型坦克的武器。

　　虽然派尔的“军用机动车”和德国人的“碾压车”都惨遭失败，但在一战结束后，类似设计却大量出现，其中仅严肃方案就有12种以上——这还不包括民间人士提出的笼统概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案都强调了自身的军事用途——显然，这些专业或业余的发明家们都相信，虽然在民用领域不断碰壁，但在军事层面，球型坦克仍有着光彩照人的未来。

　　以下就是1918-1939年间，在欧美各国出现的一些设计。

　　这些设计都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它们的创意却吸引了科普杂志，这些报导最终又激起了业余发明家的兴趣。早在1933年11月，美国销量最大的科普杂志《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就发表了一篇《单人轮式坦克》的报导，其中介绍了一项新专利，它由旅居英国的意大利人安吉尔·古铁雷斯（Angel Gutierrez）提交。

　　乍看之下，古铁雷斯的“单人轮式坦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只有一个装甲保护下的驾驶舱，而负责驱动的外部车轮则完全暴露在外，同时，在驾驶舱的侧壁上安装了观察口和机枪，其中机枪可以向前射击。

　　本发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可以两栖行驶，在入水后，坦克后部支撑轮的整流罩可以翻转过来、开口朝上，从而为车辆提供额外的浮力，此外，古铁雷斯还在车头添加了一个支架，它的作用就像登山杖，可以帮助车辆越过堑壕障碍。1936年，《大众科学》又介绍了一位美国发明家的作品，其标题是“像滚球一样的新式坦克”，它就像下图一样，采用了双层壳体结构，并通过配重保持平衡。

　　为了吸引读者，并让上述设计显得真实可信，《大众科学》都特别绘制了插画：在图中，球型坦克正在横扫敌军，并显得比纸面上更为实用和强大。毫不奇怪，这些图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如此，《大众科学》杂志还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科普通俗读物，正是因此，这些文章的影响会跳出美国，延伸到大洋彼岸的德国和苏联。

“Kugelpanzer”

　　在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坐落着“中央装甲武器和技术博物馆”——它也是全球坦克爱好者的圣地，但在当地，有一辆坦克的来历仍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没有人知道它是在什么年份建造的，具体用途如何，设计者是谁——相关的争议从来没有终结。

　　在国外，这种车辆获得了一个绰号“Kugelpanzer”——直译过来就是“球型坦克”。根据一种理论，它是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一种前线侦察车辆。但目前，在德国方面的资料中，却并没有它的蛛丝马迹，另外，其狭窄的内部空间也无法安装电台——这一侦察车辆不可或缺的装备。有人推断，库宾卡的展品可能只是一个检验原理的模型：因为按照苏联方面的记录，这一机器最初被发现在德国库莫斯多夫（Kummersdorf）的陆军试验场内。

“球型坦克”的四视图，目前，关于它只有一些资料是确凿的：其重量为2.5吨，高度为1.65米，中央有两个最大直径为1.67米的球型传动轮，同时，为了改善车辆的稳定性，车辆后面还增加了一个支架，支架末端固定着一个更小的轮子——它也负责车辆的左右转弯。该装置的动力来自一台小型的气冷双缸摩托车发电机，它通过推内壳中齿轮让传动轮旋转，进而让这部2.5吨重的战车以大约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红色国度

　　但耐人寻味的是，球型坦克最受欢迎的地方是苏联，仅仅在1941年-1945年，该国工程师的方案就相当于西方过去50年的数倍。这一点很是有趣，因为到此时，坦克的“标准外观”早已成为主流工程师的共识——它们的履带安装在车体两侧，火炮位于中央的旋转炮塔中，车体则呈长方形——这些设计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离经叛道的思想之所以存在，往往是受到了外来刺激，这一点也适用于二战苏联。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不到6个月内，红军就损失了近500万名官兵和大量的技术兵器。同时，战争初期的惨败还让一部分人对传统坦克失去了信心，他们迫切希望开发出一种超级武器——它们将“无需追赶、直接超越”，一举横扫来势汹汹的德国大军。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创意都受到了欧美同类设计的启发，其中，前面提到的《大众科学》功不可没。作为意识形态对立下、少数被允许引进的欧美杂志，《大众科学》的理念也被苏联科学出版物广为借鉴，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再发挥——虽然它们不是严肃刊物，但不少苏联人开始相信，它代表了一种未来趋势。

　　另外，对不同职业和教育水平的业余设计师来说，球型设计还消除了一部分传统战车的弱点，它的外形带来了良好的跳弹效果；另外，其推进装置是车体中央的重型滚轮，而不是传统的履带——在战场上，厚重的滚轮无疑可以抵挡炮弹，但履带却是坦克上最脆弱的环节。

　　不过，这些设计都是一厢情愿的产品，其中，几乎很少有设计能正视自身的缺点，并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战车的接地面很小，这导致在行进时、坦克的重量全部集中在了一小片区域，从而让它们更容易陷入泥泞。事实上，即使在当年的西欧，也不是随处可见精良的硬面公路——这无疑会给它们的作战带来巨大影响。

　　另一个问题在于设备的安置，尤其是枪炮——它们只能安装在侧面，还存在诸多射击死角。

　　另外，球形设计还增加了车辆的高度，而在战场上，轮廓又决定了坦克本身被敌军发现的距离：在诸多设计中，即使是最轻型的版本，其高度也在3米以上，基本达到了与德国的虎式坦克近似的水平。

　　最后，绝大部分设计也根本达不到预想中100公里以上的速度。

　　对上述缺陷，甚至军事爱好者都不难认识到。但在1941-1945年，类似的设计却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其中之一也许是爱国主义热情，在当时的苏联，无论一个人有没有专业知识，都希望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各种新奇的设计就是副产品。

　　当然，这些发明背后也有自私自利的心态，这些作品也会让设计者得到特殊照顾，他们至少会得到一间安静的屋子，并从此不会被派到前线，这在当时正是许多逃避兵役者梦寐以求的——另外需要指出，一些设计者实际是在“大清洗”中遭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凭借“爱国发明”逃离劳改营。

一封给贝利亚同志的信

　　苏联的球型坦克设计出现于何时？答案可以追溯到1941年夏末。这个时间点无疑非常微妙，因为苏军刚刚在不久前经历了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仅在基辅战役中，他们的总损失就突破了65万之巨。也正是在当时，斯大林的副手——拉夫连季·贝利亚——收到了一封有趣的信。信中这样写道：

　　“土库曼斯坦科学院的四名科学家请求我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他们正在设计一种新式坦克，今天，我和中央委员会的第一秘书福明（Fomin）视察了它的木质模型，看起来就像一个球。按照介绍，该模型具备很好的跨越障碍能力，而且具有高速。成员的水平视野也很理想。

　　在我们看来，这一想法值得重视。

　　希望获得后续批示。

土库曼斯坦人民委员会委员达维多夫斯基（Davydovsky）”

　　幸存的图纸显示，“新式坦克”的外观和《大众科学》上的图画几乎毫无区别。但这也是一个严肃的设计，无论是领衔的两位设计师——弗拉基米尔·费多西耶夫（Vladimir
Fedoseev）和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都是有正式学术背景的工程学教授，而负责细节设计的四位技术员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正是因此，这个无名方案会展现出许多惊艳之处，另外，它的图纸也是各方案中最详尽的，同时，设计者们还考虑了降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

　　现有资料显示，工程师们甚至计划在一个铁路车辆厂生产原型车，并希望能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援。怀着好意，贝利亚将图纸被转呈给了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这也是苏联坦克生产设计的领导机关。

　　然而，该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却给设计师们泼了一盆冷水。该报告开头便这样写道：

　　“建造球形战车的想法并不新鲜，也并不是工程师们的原创，由于诸多控制、装配和稳定性缺陷，类似的建议此前都已被驳回。”

　　但这些工程师并不气馁，他们在当地铁路部门的支持下继续努力，并在1943年左右制造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安装了10毫米左右的钢板，并用机关炮作为武器，最高时速能达到10公里。

　　这时，项目的资金再次亮起红灯，他们只能向莫斯科求援，相关图纸也又一次被转呈给了坦克工业人民委员会，在回复中，后者似乎显得极不耐烦：“这种进入后续开发阶段的试验车不符合现代坦克的要求，我们认为，它的开发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也是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这一设计事实上只是当时酝酿的数十个方案之一。在费多西耶夫和费多西耶夫继续努力时，不断有类似的方案被呈交给军方和技术部门。以下就是一些有趣的设计，它们来自苏联的天南海北。

1941年秋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收到了一份25页的文件，发信人是来自靠近北极圈的科米苏维埃共和国、是北方铁路局劳改营的工程师诺维科夫（Novikov）和斯米尔诺夫（Smirnov），他们在文件中陈述到：“由于采用了球形设计、而且没有履带，这部战车可以达到无人能及的速度，具有很强的火力并携带大量弹药，还具有良好的越野能力、浮力、稳定性和机动性。本战车的行程可以达到1100公里，生产也很容易。”这一说法被认为有吹嘘之嫌，本设计的提交人也没能凭此离开劳改营。本3D效果图由诺维科夫和斯米尔诺夫提交的图纸重建而来

来自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发明家谢鲁波夫（Cherubov）更为雄心勃勃，他一口气提交了三个版本，分别称为X-1、X-2和X-3。上图展示的是X-1，其中还包括一种携带炸药与敌人同归于尽无线电遥控版本，在设计书中，谢鲁波夫没有给出这种战车的明确尺寸，只是说其直径在“3-6.5米”，相应重量在18-45吨之间，“在战场上，X-1可以做到绝对安静地移动，陆地最大行驶时速约为600公里/小时，水上速度为129公里/小时（原文如此）”，同时，该车还安装了至少6具机枪和火炮作为武器。

X-2具有大致相同的技术特征，直径6.5米，重18.2吨，设计载重能力40吨，陆上速度估计在600公里/小时，水面速度高达80公里/小时，行驶里程为16000公里，但X-2没有安装武器，多余空间被用作货舱。

X-3同样也没有武装，它对速度的估计更为“保守”一些：地面时速只有420千米，它使用的是ZIS-5卡车的发动机，内部可以容纳52立方米的货物。

莫斯科381工厂工程师施瓦列夫（Shvalev）和谢尔布克（Scherbuk）开发的“高速跳跃式两栖坦克”，乘员为两人，安装的武器不详，动力系统是一部航空发动机，至于弹跳则准备依靠安装在钢瓶中的压缩空气实现——据说，它们可以让这种数吨的战车翻越“一切壕沟和混凝土障碍”。

1942年12月，沃特金斯克（Votkinsk）第253工厂工程师加尔佩林（Galperin）设计的“单兵战车”。他在方案说明中写道：“作战经验表明，反坦克炮、反坦克手榴弹和燃烧弹是对付坦克的有力武器，但敌军坦克拥有机动性和灵活性，上述反坦克武器和它们的使用者却不然。实施攻击时，士兵们经常置身于危险中，同时，这些工作还需要挖掘堑壕、构建伪装、并派遣更多的士兵担任掩护——这都需要额外的时间，而且将让我军陷入被动。为此，我设计了这种单兵战车。”

上图展示了加尔佩林“单兵战车”的使用思路，这种战车安装了三种武器、反坦克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焰喷射器，在战场上，它们将利用超过100公里的时速绕到敌军坦克后方，用上述武器从后面实施攻击。

加尔佩林“单兵战车”还有一种安装25毫米锥膛反坦克炮的型号，这种火炮可以在100米外击穿73毫米的垂直装甲。

1942年，工程师米科夫（Mikov）设计的“球型战车”，他宣称其时速可以达到250-300公里，动力系统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驱动球体中央的大型钢铁车轮，另一部分带动后部的传统履带，武器为车体侧面的两门火炮。

楚索维廷（Chusovitin）是苏联远东地区的一名设计师，据说，他在1941年6月战争爆发后便向上级建议过建造球型坦克，甚至直到1942年、调往一家飞机引擎制造厂担任实验中心工程师时都没有放弃努力，这是他绘制的蓝图之一，他后来向上级提交的设计文件都被驳回，连专利申请都没能获得通过。

　　在各种球型坦克的方案中，有的尺寸相当巨大，并准备安装重型火炮，显然设计师们是把它当成了“决战兵器”，并试图让它们滚向柏林。其中之一是来自劳改犯穆克鲁索夫（Mokrousov），按照在提案附带自传中的描述，他曾在哈尔科夫“红星”工厂“担任首席工程师”，后来因为在采购时收受贿赂而被判刑。

　　入狱期间，穆克鲁索夫自称开发了一种“能放大10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这种显微镜“可以造福整个人类”。同时，他还设计了这种重达500吨球形的“反坦克坦克”，这种武器“可以扭转战局”，在信文的最后，他写道：“我充满了对祖国的热情，随时愿意为击败侵略十月革命故乡的敌人奉献自己。”

穆克鲁索夫“反坦克坦克”设计于1941年秋天，其直径为10米，最高速度可以达到90公里，引擎为2000马力，战斗重量为500吨；最大装甲厚度可以达到250毫米。按照穆克鲁索夫的说法，它可以有效摧毁敌方的重型坦克、战略要地，并配合大军突破敌军防线，为此，该坦克将安装4门火炮，其中两门超过155毫米口径，另外还配备了8挺双管中口径机枪和2挺防空机枪。

　　值得注意的是，穆克鲁索夫的生平经历很可能是编造的，他的设计也注定不可能实现，这一切的举动都有很强的功利目的，这就是让自己获得减刑。无独有偶，另一个类似的超级球型战车设计也出自一个几乎怀着同样心理的人。这个人就是生活在车里雅宾斯克地区一所国营农场中的米哈伊尔·泽列宁（Mikhail Zelenin）。这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业余发明家希望以此吸引上级的注意，并拖延被征召入伍的时间，以下图纸就出自他提交的设计。

泽列宁设计的球形坦克直径10米，据称最高速度能超过150公里/小时，全部武器包括24门火炮，其中有6门重炮和18门中口径炮。另外，该车辆还安装了8门迫击炮、4门高射炮以及8挺机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图纸非常简陋，这表明它可能是被征召参军前匆忙绘制的作品。

　　除了上述设计之外，还有一些另类的“球型坦克”方案，它们的外观很像压路机的滚筒，有的甚至由2-4个类似的结构组合而成，重量达到了上百吨——如果建造出来，它们将成为不折不扣的陆上堡垒。其中一些的尺寸和规模是如此夸张，以至于工程师们相信，这种坦克根本不需要安装武器，只要依靠自身的重量，它们就可以摧毁一切敌军。

本图展示了1941年秋天，由居住在卡卢加（Kaluga）的两位工程师：里亚施钦柯（Lyashchenko）和巴拉耶夫（Balaev）设计的滚轮坦克。其中这样写道：“战场经验表明，现代坦克最脆弱的部分是履带。这导致坦克不仅会被各种火炮击毁，甚至一捆手榴弹就会让它瘫痪，类似的缺陷还存在于油箱，它很容易被燃烧瓶点燃……”于是，他们设计了这种球型坦克，“其中抛弃了履带设计，并将油箱、发动机、火炮、高射炮、机关枪和火焰喷射器安置在了厚重装甲保护的圆桶内。另外，它也可以扮演车头的角色，在进行纵深突破时，一部分这种坦克可以拆掉武器和动力系统，并装进大量士兵或给养、被同类坦克牵引前进。”这样，它们就可以像移动的堡垒一样，成为插入敌军后方的钢钉。

位于北高加索地区别斯兰市（Beslan）工程师萨夫琴科（Savchenko）设计的作品甚至被直接呈交给了斯大林。其中写道：“前线经验和各种见闻让我得出结论，现代坦克，无论它属于什么类型，都是一台相当脆弱的机器！
”为此，他设计了这种由四个滚轮组合而成的坦克，这种坦克的每个滚轮直径为4.5米，宽度为8米，上方安装有炮塔，侧面安装有机枪。

李森科（Lutsenko）是苏联境内中亚地区的一名工程师，他的设计重量将超过数千吨，其本质实际是两个压路机的滚筒组合而成，李森科相信，仅仅凭借自身的重量，它就足以压毁所有德国坦克，因此，该设计没有安装任何武器。

　　以上只是当年的冰山一角，按照不完全统计，类似的球型坦克设计总数超过了70个。同时，我们可以想象职业设计师们看到上述创意时的表情，也正是因此，在1944年后，苏联的军事工业部门内部已经暗中形成共识，这就是将涉及“球型坦克”和“永动机”等设计的文书，归入不予理会的一类。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联人对“秘密武器”的兴趣已经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事实上，采用传统设计、但无比可靠的T-34坦克几乎已经帮他们打赢了战争——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何要将资源投入到业余发明家的狂想上？正是因此，“球型坦克”在1944年后销声匿迹。

结语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球型战车”就是一出科学闹剧呢？过去100年中，情况似乎如此，它们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在和平和军事领域的价值都非常有限。然而，将它们遗忘明显为时过早。在60年前，飞翼式战机曾被认为走进了发展的死胡同，但现在采用飞翼式设计的B-2轰炸机和各种无人机却翱翔在战场上。50年前，人们认为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是无稽之谈，但现在每个人都在从这些发明中受益——也许当未来，人类的足迹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前往那些被液体覆盖或是重力条件截然不同于地球的外星时，能保持浮力和抵抗强压的球形车辆将会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事实上，在“球型战车”销声匿迹的这几十年以来，我们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二战期间，硬面公路只存在于大城市和少数主干道上，但现在，它们在最偏远的乡村都随处可见。由于越野性能不佳始终是球型车辆的短板，这种变化无疑扫清了一些不利条件。

　　另外，虽然球型车辆的颠簸和狭窄视野会恶化驾驶体验，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球型车辆未必需要人工操作，自动驾驶和遥控技术的运用会杜绝上述问题。也正是因此，在今天，一些企业又开始重新拾起这些被遗忘的概念。

　　其中最有趣的产品是GroundBot，它们是由一家瑞典科技公司在2008年开发的小型安保机器人，它在球型车体的两侧配备了两个摄像头，可以将拍摄到的目标传回监控系统内。它的直径不到半米，还有更小的版本，内部电池可以让它以10公里的时速运作8-16小时，同时，GroundBot还配备了塑胶防滑齿，让它可以很好地在逆境和积雪中前进。

　　另一个例子则众所周知，甚至在大城市的街头都可以见到——这就是比如赛格威(Segway)自动平衡电动滑板车——它实际上是球型车辆的近亲，至少在现在，这种有趣的车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意义。退一步说，即使球型战车是科技发展史上的闹剧，情况又如何呢？至少它带给了我们无限的欢乐，想象一下它们在流行作品中给我们添加了多少印象深刻的元素：

　　《星球大战》里的Tsmeu-6单轮车和BB-8机器人是如此……

　　《坦克世界》2016年愚人节活动里的IS-360球型战车是如此……

　　《守望先锋》里的新英雄哈蒙德也是如此（它很快将在下次大更新中出现）……

　　在创意领域，没有真正的“不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荒诞的创意也有可能呈现出惊人的魅力。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游民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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