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份，在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 NGO “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发生了一场中国是否正面临一场“水危机”的辩论，让一个曾多次引起瞩目的议题，再次浮现在众人眼前。

引发这场讨论的是 Charlie Parton （彭朝思），他是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一个创立于 1831 年的英国防务和安全智库——的研究员（associate fellow）、英国下议院中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特别顾问，在 37 年的外交生涯中，有 22 年在陆港台三地工作。在 2016 年退休前，曾担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参赞。5 月 9 日，他在中外对话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能战胜迫在眉睫的水危机吗？》的报告，在其中阐述了中国正在面临一场“水危机”的理由。两天后，中外对话发表了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地理学者 Sarah Rogers 与 3 位同事合作的反驳文章《重新审视所谓“中国水危机”》。5 月 25 日，Parton 再次发表了自己对反驳的反驳。

“中国北方缺水”是如何被定义的

谈论中国面临一场“水危机”，Parton 的理由来自数字，而这场危机，首先出现在北方：

中国人均水资源量已经很低，低于国际公认的“紧张”线 1700 立方米，2016 年仅为 1028 立方米。但是，中国 80%的水资源都分布在南方，因而北方的人均水平其实还要更低。4 个总体上属于“北方”的省，甘肃、 陕西、辽宁和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介于 500～1000 立方米之间，属于“短缺”。 而天津、宁夏、北京、山东、上海、 河北、河南和山西这 8 个省份则更是低于 500 立方米，属于“严重短缺”。 其中，京津冀地区的水平其实只有“严重短缺”标准的一半，“比沙特阿拉伯也好不了多少”，报告中写道。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报告同时指出，上述 12 个水资源短缺和严重短缺的省份，不仅有着全国 41% 的人口，而且贡献了农业总产量的 38%，发电总量的 50%，以及工业总产量的 46%，这些产业都大量耗水。此外，85% 的煤炭位于这些缺水省份，煤矿也是耗水大户。这意味着，缺水将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Parton 认为，缺水不是暂时性的气候问题，不是来自“干旱”，而是因为资源基础被破坏了。

报告提及，2015 年中国北方三大河流——海河、黄河和辽河的水资源开发率（用水量占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率）分别高达 106%、83% 和 76%，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 40%，以至于，比如黄河的径流量只有上世纪 40 年代的 10%，大部分支流长期处于断流状态。据 2015 年一位环保部官员的说法，过去 20 年中国共有 2.8 万条河流消失。地表水的短缺，使得北方地区严重依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以每年 1 到 3 米的速度快速下降。北京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地下水位已经下降了 100～300 米。而且可能终究都无法回升，因为地下水位下降会造成含水层坍塌，不可逆转。由此，未来城市的蓄水能力也变得更差了。

污染似乎也是积重难返。2015 年，监测水域中有 8.3% 属于劣 V 类水质。另一个数据是，2014 年，中国有 61.5% 的地下水属于 IV 类和 V 类污染。这些数据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些由于过分污染而无法使用的水，也被算在原本就已十分紧张的“水资源”中。

让困境成为 Parton 所说的“危机”的，是所有补救措施似乎都无济于事。比如在说到淡水资源短缺时，人们常会想提起的海水淡化，其实有着巨大的能源局限。因为无论是反渗透和蒸馏技术都需要电，把淡水从海边输送到内陆也需要电。报告中写道：“将 1 立方米海水淡化并从沿海输送到内陆，其所需的电力生产过程就需要消耗 0.5 立方米水。”

更糟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南水北调工程可能也于事无补。报告提到：即便南水北调工程 2030 年东线和中线成功实现设计输水量 209 亿立方米，并且这些水被全部送往京津冀地区，那么也只能使这个地区的人均水资源达到人均 500 立方米“严重短缺线”的 2/3 的水平。可事实上，京津冀还要和山东、江苏与河南分享这些水。因此，Parton 认为，“这项工程也只是延迟危机发作的时间而已。”

在这种局面下，Parton 认为，如果出现严重干旱，就会让中国的水资源提前耗尽。这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引发的争论：这是人口问题，还是污染问题？

相比于 Parton 的旁征博引， Rogers 团队的反驳文章看起来有点潦草。这篇两千字的文章的基础是 Rogers 与另外 8 名同事一起开展的研究计划——“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政治”。他们从这项研究中所获的发现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没有受到水资源供应短缺的威胁，且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太可能受到威胁。”

Rogers 团队对 Parton 报告的核心批驳，是他所赖以衡量中国水资源短缺情况的参照系统有问题——1700、1000 和 500 立方米的紧张、短缺和严重短缺三级划分，是法尔肯马克水压力指数（Falkenmark Water Stress Indicator）的水压力标准。但是 Rogers 团队认为，Parton 不加批判地套用了这个非常简化的衡量标准。因为，首先这个代表人均淡水占有量的指标没有考虑人对水的需求量。Rogers 团队认为中国人对水的需求显著小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因为他们住在楼房里，不浇园子，还有很多农民不用抽水马桶。据一项研究显示，北京居民的年均用水量比墨尔本少 50% 到 75%。此外，法尔肯马克指数也不考虑废水循环利用的情形，而北京恰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1/4 的水都是再循环水，以至于地下水位都已经开始回升。

因此，“这场危机可能被夸大了”，文章写道，“总体来说，华北需要的不是更多水，而是更好地管理其所拥有的水资源，这包括加强污染防治和提高用水效率。有迹象表明，这两方面都有所进展。”

他们认为，2016 年启动的“合同节水管理”和“中国水权交易所”表明中国政府正开始为提高用水效率提供激励机制。此外，“三条红线”（指 2012 年的《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水十条”（ 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河长制的出台，以及 2014 年国务院 2 万亿治污拨款的宣布，以及 2018 年的行政机构改革，都让人“有理由对中国解决水污染问题持乐观态度”。

作为一个研究南水北调的团队，他们认为，南水北调和在建的上百个连通不同水系的小型水利设施，配合水权交易，正让一张能够灵活调水的“国家供水网”铺展开来。有了它，“水供应将不会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加强说服力，文章还从政府的行为倒推水资源的现实状况。它说，如果缺水，北京就不会每年使用超过 10 亿立方米浇灌公园绿地，中央政府也不会敢于宣布建设雄安新区。雄安获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支持，并从黄河引水补充白洋淀。

但是 Parton 并没有被说服。在 5 月 29 日发表的“对反驳的反驳”中，他承认法尔肯马克指数确实有其局限性，但即便将需求差异纳入考量，华北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也还是低于发达国家太多——京津冀地区人口是英法意三国的两倍，但是水资源却只有英国的 10%。他同时批评 Rogers 团队的文章过分强调饮用水（potable water），但是饮用水仅占所有水资源中的 14%，因此即便中国人用水比发达国家居民更少，也不会省出太多来。真正的用水大户农业、工业和发电，才是问题的关键。

虽然 Parton 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到了污染给水资源造成的减损，但是他并不同意 Rogers 团队反驳文章中“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的水污染造成的”的说法，因为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只有 8.3% 监测水域是因为过分污染而无法使用。因此即便治理成功，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水资源。但他并没有提“2014 年中国 61.5% 的地下水属于 IV 类和 V 类污染”的问题，这看起来可是很多水。一种解释可能是，地下水污染非常难以治理，甚至不可逆，因此无需讨论。

与 Rogers 团队的说法相左，他所引用的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说法，只不过是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已经减缓，而水位回升还要等到 2025 年。对于 Rogers 对北京和雄安的强调，Parton 认为，北京和雄安因为其特殊地位，都不能代表华北。

远水是否解得了近渴？

双方最核心的分歧，还是围绕着南水北调工程和一张“全国水网”解决中国缺水状况的潜力。

Parton 认为，在地形复杂、幅员辽阔的中国谈论全国水网，过分“愚公移山”。戏剧性的是，他还找出了 Rogers 在 2015 年与上述“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技术政治”团队中的 4 名成员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中写道：“由南水北调工程现有路线所转移的水量必须减小，工程的进一步扩展计划必须搁置。随着其局限性变得清晰，南水北调工程很可能成为中国用大工程解决水问题的最大的失败。”《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看到论文摘要中还写着：“更好的本地水管理，而不是横跨国境的抽水，才是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的正确方式。”

为什么 30 个月前的质疑，到现在就乐观了？Parton 提出了新的问题。

实际上，对南水北调的争议一直存在，质疑的声音甚至来自政府高层。

2014 年，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博士发表在《给水排水》期刊上的论文《我国城市水安全现状与对策》指出，诸如引黄济青、引汉济渭、南水北调等“外调水”的模式已陷入困境，造成调出地生态破坏，而且调来水与流入地水因为成分差异，出现自来水管道内水垢析出的问题，相当难以治理。治理水污染、恢复水生态、提高用水效率才是保障水安全的正确思路。

2015 年，一项中美英四所大学的联合研究，据说是首次全面分析了中国 2007 年以前的以水利工程形式实现的“物理调水”，和以耗水产品的贸易实现的“虚拟调水”，发现无论是“物理”还是“虚拟”，都没有在缓解受水地水压力中扮演主要角色，却加重了输出地的水压力。而关于未来，该研究测算发现，到 2030 年，南水北调输出地湖北的水压力指数将从“中等”转为“严重”，而另一个输出地江苏原本就处于“极端”水平的水压力，将进一步加重。“极端水压力”的含义是，该省年度用水量已经大于其年度淡水更新量，因而水资源存量将不断降低。研究团队的结论是，为了缓解水压力，中国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加强用水需求管理，提升用水效率，而不是继续改变水的供给。

2009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水文水资源学家、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对南水北调也有个乐观的预期。他说：“尽管目前北京市每年仍然靠超采 3～4 亿立方米的地下水来稳定水需求，到 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的水到来以后这一问题将会解决。”

但 2014 年的时候，情况还是出现了变化。他在这年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 2011 年对汉江水源区水量情况的调查，2000 年至 2010 年的十年间水量减少了 71.8 亿立方米，让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原先设计的 95 亿调水量，“可能会出现一些紧张的情况”。

除了调水还能做什么？

刘昌明院士在 2009 年回答记者“我国水资源未来能否支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很乐观。

乐观的一个理由，与他对什么是“水资源”的理解有关。通常对水资源的理解是地表水与地下水之和，但是刘昌明认为还应该关注雨水，中国全年降水量，是全国用水量的十几倍。如果能把雨水充分转化为地下水，那水资源基础就大大增加了。

同时他认为，中国节水潜力仍然巨大，农业可以省出 3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可以从 60% 提高到 80%，通过杜绝浪费、管道渗漏和回收处理废污水，城市生活用水还可以节水 1/2 到 1/3。

Parton 承认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缓解水资源短缺所做的各种制度建设的正面意义。无论是“三条红线”、“水十条”、 《环境保护法》、河长制和湖长制，还是“海绵城市”和废水回收利用。只不过这些也都还不够。

他认为，中国必须为了应对他所说的“水危机”而开展经济转型。用 2 月他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话说，要转型为一种“骆驼经济”。

这意味着：工业应该尽快用高新技术和服务行业来替代钢铁、铝制造、服装、造纸等高耗能/水的行业。电力供应首先应该降低需求，并充分利用非化石能源。在农业上，则必须放弃对政治上高度敏感的粮食自给的强调，转而从国外进口更多农产品——因为进口农产品，特别是高耗水量的农产品就相当于进口大量的水。此外，灌溉应该变得更节水，因为低效的灌溉浪费了中国 30% 的水资源。他甚至还建议进行土地改革来促进农地兼并——一个同样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即便并未说明为何节水需要大型农场。

Parton 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水价实在是太便宜了。这是提高用水效率的主要障碍，2011 年时中国水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同时单位产值的用水量数倍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失业和通胀，涉及社会稳定，所以政府长期没有作出调整。

说了很多年的“中国水危机”

关于中国“水危机”的讨论，在此前曾多次出现。一些标志性文本的问世，无疑贡献于相关论述的形成。

早在 1999 年，资深环保工作者马军就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指出中国一味试图以水利工程治水，却忽视流域生态保护，50 年来 8 万座大坝建成，同时大片的森林却消失了，这造成中国水旱灾频仍。如果西北、华北不改变当前大量消耗水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是当时热议的从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向黄河调水也无济于事。马军当时就提出，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唯一出路。2004 年，这本书被译为英文出版。

2005 年，当时的水利部长汪恕诚就曾告诉记者，“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珍惜每一滴水，否则就是灭亡。”这句话后来被外国媒体在谈及“中国水危机”时广泛引用，此番Charlie Parton 的报告中也以这句话开篇。

2009 年初，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报告《解决中国的水稀缺：关于水资源管理若干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均拥有量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人均拥有量更是只有 757 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11，低于“短缺”阈值（1000 立方米）。报告援引世行另一份报告的数据：中国“水危机导致的经济损失已约占中国 GDP 的 2.3%。”

2010 年，世界银行旗下的“2030 水资源小组”（2030 Water Resources Group）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在 2030 年将面临 1990 亿立方米的用水短缺。短缺部分，占那一年中国全部用水需求量 8180 亿立方米的 24.3%。这在当时《中国日报》的报道中，也被称作“水危机”。

2012 年，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关于安全风险报告曾预测，中国到 2030 年将因为缺水而出现大规模的粮食短缺，因而构成一项地区安全风险。

还有为数众多的英文媒体报道、评论，都曾使用“中国水危机”的表述。

但是，“危机”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科学概念，它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态度，和对困境的容忍和适应能力。

刘昌明院士在 2009 年接受前述《科学时报》 的采访时，将中国广泛的水污染，以及地下水超采和与之伴随的地面沉降和湿地消失，都看作复数的“水危机”。谈论危机，并不需要等到水不够用了。

在中外对话的网站上，在 Parton 和 Rogers 团队的交锋之后，6 月 6 日，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研究员王姣也参与了讨论。她的文章《水压力：看待中国水危机的另一视角》并未没有进入有关 “有没有水危机？”的辩论，而从数据上看待中国地区间的水压力变化。

不同于法尔肯马克指数用一个“人均”数据笼统地描述一个国家或省份的水资源量，王姣的研究采用更丰富翔实的数据，呈现出水压力在空间上更复杂、真实的分布状况。

她对比了 2001、2010 和 2015 年三年的中国不同流域水压力的数据，发现 2010～2015 年间，中国高水压力地区面积还是在增加，但是增加速度要低于 2001～2010 年。同时，这五年间，水压力加剧的地区的总面积仅为前 10 年的 35%。

如果这种“加剧速度减缓”的回答还是给人一种喜忧参半的感觉，那么下面这个更像个好消息：2010～2015 年间，水压力得到缓和地区的总面积是 2001～2010 年总面积的 10 倍。

但是地区间的反差还是十分强烈。这后 5 年与它前 10 年相比，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地区的水资源压力有所减轻，而黄河下游地区的水资源压力还是加剧了。此外，华北平原在这 15 年中始终处于极高水压力下，虽然农业灌溉用水不断下降，但是工业用水持续上升。

但是从全国而言，王姣仍然认为这些年来的变化是积极的，表明国务院 2012 年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条红线”以来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初见成效。这所谓的“三条红线”，分别对 2030 年时全国的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污染物控制划出了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2015 年，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另一个研究团队还发布过一份 2040 年全球水压力最大国家的排名，其中前 33 名主要是中东、中亚、北非国家，没有中国。但是报告同时指出，届时中国和美国、印度一起，都将面临持久的高水压力。

题图 Petar Petkovski on Unsplash、Ezra Comeau-Jeffrey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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