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最后的防线

　　“没有想到，这游戏和《起源》居然如此相像。”

　　在这届E3上，一位亲身体验了《刺客信条：奥德赛》的同事发出了上述感慨：从色调、画风到人物的服饰，这部作品都和《起源》非常接近，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换皮。这种情况在游戏界并不罕见。由于AAA大作所费不赀，大厂总希望以有限的成本推出更多的作品。而在《奥德赛》中，开发者不仅可以直接沿用《起源》的系统，甚至连3D建模和开发素材都可以照搬。正是因此，《奥德赛》自公布以来便争议不断。

　　这种缺陷，需要另一些元素才能弥补：比如题材。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不难理解育碧为何会选择斯巴达：它兴衰沉浮的故事，它独特的传统，它的尚武精神，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将为《奥德赛》赢回玩家的青睐。

　　的确，斯巴达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罕见的例子，它位于希腊最南部，在这里，伯罗奔尼撒半岛像一头公牛一样朝着地中海咆哮而去。具体到斯巴达所在的位置，它东、南两面临海，北方矗立着灰暗可怕的大山，在西面是五座高耸的山峰，即使在炎炎夏日，它们也时常覆盖着积雪——这些地势为防守方赋予了有利条件：即便大兵压境，一座城池也可以以来这些自然屏障安稳地度过危机。

　　令斯巴达人骄傲的，不仅有雄伟的山峦和大海，还有英勇无畏的战士，这些战士无一例外，有着克己和坚忍的优秀品质。在过去几千年，他们的形象感染了整个西方世界，甚至在21世纪也是如此。在好莱坞电影《300》中出现了他们高度艺术化的形象；在游戏《战神》中一位来自这座城邦的战士血洗了奥林匹斯山；甚至科幻作品也不例外，游戏《光环》塑造了一群凌驾于常人的超级士兵，他们和数千年前的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斯巴达战士”。

　　然而，斯巴达人的真实故事远比符号化的形象更复杂。事实上，他们就像冰山，永远只把一小部分露在海面上，而它的本体却潜藏在水下，让我们认识之船不断受到撞击。也正是因此，面对林林总总的、以斯巴达人中心的作品，人们仍依旧会不断抛出2000多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提出的问题：“斯巴达人，他们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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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荷马史诗》存在可信的部分，那么，斯巴达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特洛伊战争。其中，引发战争的美女海伦就是斯巴达的王后，她和特洛伊王子的私奔最终引发了一场涉及全希腊世界的国际战争。虽然这一切更多有附会和传说的成分，但无可否认，斯巴达的历史确实比正史的记载更为久远。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1500年，斯巴达已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定居地：2015年，在希腊城市的不远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当年宫殿的遗址，它暗示着一个城邦政权已经建立。然而，就在这座宫殿罗成大约1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一场持续了三个世纪的干旱降临了希腊，在随之而来的战乱中，这座宫殿也被付之一炬。

　　随后，斯巴达的历史一度堕入了黑暗，有多少人继续生活在这个地方？其它人又何去何从？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场动荡之后，城邦变成了乡村。因为在公元前1000年的早期铁器时代，新的斯巴达城恰恰由附近的四座村庄——利姆奈（Limnai）、皮塔纳（Pitana）、米索亚（Mesoa）和居诺苏拉（Cynosoura）——共同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巴达人的本质是一群农民，一名历史学家写道：“甚至‘斯巴达’这个名字也和农业有关，它在古希腊语中有‘播种’的意思。”

　　尽管斯巴达后来成了一个军事化城邦，但最初让它闻名于世的却是耐用的陶器。不仅如此，这时的斯巴达人还热衷于诗歌——至少在残篇中，它们的内容并不像后来那样冰冷无情。作为斯巴达诗人中的佼佼者，阿尔克曼（Alcman）将他的仰慕献给了一名叫“阿姬朵（Agido）”的少女，其中这样写道：“来自神明的惩罚/有一种最为痛苦/这就是每天/我都因为她的歌声辗转反侧。”然而，情况在发生变化，这些诗篇很快和手工艺品一道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接下来的100多年，一场剧变将席卷斯巴达，让它的建筑不再繁琐精巧，让它的男男女女变成冰冷的战争机器。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剧变？答案也许同样在于土地本身。

　　事实上，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已经并非当年的原住民，这也为它的社会增加了更多可塑性。就在前面提到那场大旱灾之后，这片土地便被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占领：他们是一些后来被称为“多里安人”的游牧部落，在前12世纪，他们像旋风一样扫过希腊，并将沿途的城市和乡村付之一炬。尽管他们并非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但仍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倍感自豪。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开始为自己编造家系，以便证明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统治者。

　　很快，他们便将祖先追溯到了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身上，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对希腊的征服就不再是一次入侵，相反，他们只是一群远走他乡的神明后代，在几经波折之后、又回到了祖先们居住的地方。

　　在有谎言作为立足基础之后，他们开始站稳脚跟，并向周围不断开拓。在公元前700年前后，也就是诗人阿克尔曼生活的年代，斯巴达人已在扩张之路上小有所成。他们先头部队越过了西部的高山，并抵达了位于麦西尼亚（Messenia）的富饶河谷地带。不过，这片土地已被他人捷足先登。

　　事实上，当地人也是多里安人的后裔，而且不愿向来势汹汹的入侵者屈服。斯巴达人的军队于是年复一年出动，袭击当地的城镇和农庄，麦西尼亚人则顽强抵抗，当后者最终缴械投降时，这场较量已持续了超过五代人。

　　对胜利者来说，这场漫长的战争不仅让他们占领了肥沃的土地，还催生了一种奇特的心态。斯巴达人相信，作为赫拉克勒斯的直系后代，这次胜利正是神明垂青他们的结果——久而久之，每个斯巴达人都变得迷信且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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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战争还冲击了斯巴达人的社会。虽然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但随着资源愈发集中到上层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反而愈发无以为继了。但另一方面，为斯巴达赢得这场战争的，又不是开销惊人的骑兵，而是从普通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方阵。斯巴达人在一首战歌中唱道：“团结一致，保持阵型，绝不放弃，永不言退。”——它描述的就是后者的作战模式。

　　战场上，当数千名战士手持重盾和长矛齐步前进时，其锋刃所经之处将无坚不摧。但这种方阵也有一个缺陷——维持它需要严格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正是因此，下层社会的贫困也成了一座长鸣的警钟：如果有人心怀不满、斗志消沉，或是没钱打造合格的装备，整个方阵很快便会溃散，胜利也将与斯巴达失之交臂。

　　有识之士很快行动起来，一场社会改革徐徐揭幕，这次改革由一位叫吕库古（Lycurgus）的老兵领导——他雷厉风行的精神令人高山仰止。据说，在完成立法后，吕库古要去圣地询问预言家，他制定的法律究竟如何。在走之前，他特地跟国民立下誓约，在回来以前，立下的法律绝对不能变更。到圣地之后，预言家告诉他，他的法律非常完美——听到这句话，吕库古立刻选择了自杀，这样一来，斯巴达人就将永世遵守他立下的法律。

　　吕库古立下的法律，就和他本人一样公正严格，但也残忍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就像每名步兵需要时刻在方阵中各就各位一样，每个斯巴达人也都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一生。其中，斯巴达公民将永远成为统治者和士兵，至于所有的“低贱”工作则被安排给了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他们一部分被称为庇里阿西人（perioikoi），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是斯巴达境内的二等公民；而另一部分——“希洛人”则是农奴，他们终生要像牲口一样在皮鞭下劳作。

　　新秩序换来了和平和强盛，但也让斯巴达展现出了咄咄逼人的一面。到公元前6世纪早期，平定了西部的肥沃土地后，斯巴达开始把矛头转向北方，尤其是帖该亚（Tegea）周围的肥沃土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他们的战士不断跨过边界，零星的袭扰最终升级为全面入侵。在战前，斯巴达人特地请示了神谕，神谕确定地告诉他们——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在帖该亚平原上跳起舞来”。

　　这条消息让斯巴达人信心满满，他们甚至还带上了为奴隶准备的镣铐。然而，神谕却误导了他们：帖该亚人以少胜多——斯巴达人之所以会在敌人的土地上跳舞，不过是作为战俘给胜利者取乐。

　　对斯巴达人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从中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明火执仗的入侵有时只能燃起对方的斗志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更狡猾的策略——比如威逼利诱，令周围的弱小城邦依附于斯巴达，并加入其主导的联盟：从名义上，它们会获得斯巴达的“保护”，但又与后者治下的二等公民毫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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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入侵帖该亚令斯巴达损失惨重，但这却并未动摇他们对体制的信心，在随后的100年中，他们变本加厉地强化了它，并将社会改造成了一部战争机器——这也和其它城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年希腊的很多地区，所谓“军事训练”不过是富有阶层的一项副业，但斯巴达则不同，他们的每个男性公民不仅时刻准备着战争，而且还以战争为荣。当斯巴达士兵穿过尘土飞扬的战场前进时，他们的脚步整齐划一，让大地都在震动；只要号令一下，方阵中的每个人都会整齐地压低矛头，以排山倒海的气魄冲锋。在其它城邦的士兵们看来，这一景象简直令人闻风丧胆，也正是因此，后来一位希腊作者会评论说：“同斯巴达人作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系列的变革也让斯巴达成了一个大型兵营。和崇尚艺术的其它希腊人不同，在斯巴达，无论是住宅和神庙，你根本看不到一丝华美的装饰；因为斯巴达人不在意这些，在他们看来，只有勇士的功绩才能真正不朽，至于华美的建筑物则是一种多余。

　　正是因此，斯巴达人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准备战斗上——他们生来就要接受不近人情的考验。从诞生的第一天，斯巴达的婴儿们就要经过长老们的挑选，如果他们畸形或者过于羸弱，他们会被立刻被丢下悬崖，并受到永世不能超生的诅咒。而山崖下的累累尸骸也始终提醒着斯巴达的父母，他们必须将精力倾注到活下来的孩子身上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巴达人将在溺爱中度过童年，相反，等待他们的只是无尽的测试和考验。正如一位历史作者后来的描述：“斯巴达人的孩子没有襁褓期，也从不会在蹒跚学步时得到疼爱：给他们食物，他们就要吃下去，不能挑三拣四；他们不能怕黑，不能过于依赖大人，每个人从小都会被当成成年人对待。”

　　当斯巴达人的男孩长到7岁时，他就要离开家庭，和其它同龄人生活在一起。从此时开始，他所拥有的唯一自我观念不再是父亲和母亲的孩子，就是成为方阵队伍中的一名普通战士。他们的指导教师极为严苛，经常将这些男孩子像牲畜一样对待。事实上，这些教师的最主要任务就是让男孩们学会冷漠和残忍，也只有如此，他才不会在战场上退缩：这些男孩经常得不到充足的口粮，教师就逼迫他们去田野里偷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学会隐藏自己的踪迹；他们也无法挑选自己的衣装，无论炎热的夏日还是酷寒的冬天，斯巴达少年都身着相同的服装——一件束腰短衣，其余任何衣物都不穿，甚至包括鞋。

　　他们的交谈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为的是培养一种简洁的说话风格，这会让他们的性格不矫揉造作。在男孩们接受训练的过程中，人们还不断鼓励他们参加角力，这样长辈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他们的性格及其勇气，从而分析当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甚至连女孩也卷入其中：在年长公民的命令下，男孩会奉命脱光来到她们面前，任由她们赞扬或者嘲讽——按照斯巴达人的传统，真正的男人必须坦坦荡荡，不该有任何隐私。

　　当一个男孩到12岁时，他必须认识到一件事情，他已经可以参与男人们的社交活动——这种社交活动又是相当暧昧的。在古希腊人的传统中，同性恋并不是一种值得羞耻的事情：他们认为，既然“爱”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那么，男人就不仅可以爱女人，也可以爱男人。不仅如此，由于同性之爱脱离了纯粹的性爱，属于更高的精神层次，它在当时还备受希腊人的推崇。

　　在希腊各地，同性恋蔚然成风，但只有在斯巴达，政府对此做了强制规定，甚至将其当成了“公民美德”的一部分。在12岁后，每个男孩都要选择一个同性恋伴侣——对象往往是比他们大很多的中年男性。

　　这种做法表明了一点：在斯巴达，城邦权力会染指一切，秘密和隐私不存在于个人。无可否认，许多年轻人将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另一方面，这层关系也会成为他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台阶。这是因为他们的中年同性伴侣不仅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而且还掌握着权力，他们会更倾向于提拔和自己亲近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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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流逝，年轻人的考验也将愈发严峻。18岁时，合格的斯巴达少年将加入一个被称为“克里普提”的小分队，并只带着一把匕首被丢弃到深山之中。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战士，他们还需要时刻准备好杀人。他们的目标不只有随处出没野兽，还有那些最精明强干的希洛人。斯巴达人一直认为：强壮和智慧不是希洛人该有的品质，它们只会给主子带来麻烦，杀死了他们，就等于从源头上杜绝了叛乱。

　　虽然整个过程会让参与者抛弃所有的怜悯，但它却充当了斯巴达长治久安的秘密——事实上，在斯巴达，杀死奴隶更像是一份自白书和投名状，表明年轻人愿意无条件抛弃一切，全身心地融入到整个社会秩序中。对三名最优秀的合格者，他们将被冠以“希帕格瑞忒斯（hippagretes）”的头衔，他们的未来将平步青云。其中每个人都能提名100名同伴，并组成斯巴达国王的卫士，其余则会成为普通步兵。

　　差不多在这个岁数，斯巴达男子也可以组建家庭。他将与一个与自己大体门当户对的女孩结婚——就像他本人生来被培养为战士一样，这个女孩也需要接受各种各样的磨砺。

　　另外，和当时希腊其它地区的情况不同，斯巴达人的女人读书识字、抛头露面，言谈举止和男人一样咄咄逼人。另外，她们还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为便于运动，她们经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但斯巴达人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对于任何质疑和嘲笑，他们会严厉地反驳道：“裸体是人类最朴实的美，它根本不不值得感到羞耻。”另外，这种做法还有优生学上的考虑，因为斯巴达人相信，健美的身躯可以让女性生出更完美的士兵。

　　但他们组建的家庭最初只是名义上的，一名20多岁的斯巴达人可能已经久经考验、在前线负伤无数次，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也没有相应的权利——他们要想与自己的妻子会面，只能匆匆溜出军营待一段时间，不仅如此，他们还没有财产权，从武器装备和贴身衣物都属于城邦，这一切直到30岁后才会有所变化——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并有资格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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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同样特立独行，它和雅典人的绝对民主或是东方的强大王权截然容易。他们采用了一种双王体制，但其中随处表现出了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作为国家元首，斯巴达的两个国王同时执政，他们拥有同等的权力——如果一名国王率兵出征，另一个可以留守国内，这种安排也非常适应斯巴达频繁的战争。

　　但和东方的国王不同，斯巴达的国王更像是某种特殊的“人民公仆”。他们的王权被选举出来的监察官会议（Board of Ephors）制约，每个监察官任期为一年，都由公民选举产生：每个月，国王与检察官都要交换一份誓言，国王发誓依法行事，检察官则保证国王的地位不受侵犯；但假如国王触犯法律，监察官甚至可以对其实施逮捕。另一项制约王权的是长老会议（Gerousia），其中的28位长老都是60岁以上的公民，他们在城邦内拥有最高的地位和荣誉：长老会议负责审理一切案件，并提出各种法令，这些法令将得到公民大会的集体表决，并最终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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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让斯巴达社会变成了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正如当年一位希腊作者的记录，在这里你能找到“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奴役”：他们的政体强调民主和制衡，但公民对秩序又有着无条件的服从；他们趾高气昂地压榨希洛人，但自己也像受虐狂一样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这种体制令斯巴达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产生了一种骄傲又自卑的复杂心态——虽然他们是一个陆上国家，但心态却和一个岛国别无二致：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珍惜着自己的一切。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让斯巴达人站在了抵抗波斯入侵的第一线。波斯帝国起源于今天的伊朗地区，通过不断的励精图治、扩张征服，它逐渐上升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帝国。在鼎盛时期，它的疆域堪称前所未有，横跨了西亚和非洲。但对热爱扩张的波斯国王来说，天下仍有许多土地有待占领：爱琴海沿岸、希腊人世代居住的土地就是如此。

　　当波斯的势力延伸到小亚细亚西海岸时，当地的希腊人立刻向斯巴达人求援。但斯巴达人表示了拒绝，不过，他们却向当时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发出威胁，警告他不要对希腊的城邦怀有非分之想，否则等待他的一定是斯巴达军队的惩戒——对于波斯人来说，这种威胁看上去更像是某个小国的胡言乱语，并因此相当不以为意。

　　在居鲁士死后，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行扩张政策，他们不仅荡平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反叛，还将矛头直指欧洲。其第一次入侵发生在前492年，但不久之后便在马拉松战役中被击败，但波斯人并没有善罢甘休，在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国王发动了一次声势更浩大的进攻，其投入的部队是上次的20倍左右。这些波斯大军遮天蔽日，其中一路从海上乘船前进，另一路则横渡了今天博斯普鲁斯海峡，闻风投降的希腊人不计其数，但更多城邦决定为保卫家园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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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斯巴达被推举为反波斯联盟的首领，而整个联盟的决策者就是他们的国王李奥尼达。为抵挡住波斯人，他决定在温泉关设下防御。温泉关位于海边，同时也处在波斯大军的必经之路上。在动身前，李奥尼达特地请示了神谕，但神谕的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斯巴达不该出动大军，否则就会触怒神明。

　　李奥尼达被迫采取一个折衷方案：只带领300名卫士赶赴前线，但由于每名卫士都可以带领若干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作为辅助兵，再加上其它城邦的援助——在温泉关，最终投入战斗的希腊人达到了7000人以上。但即使如此，他们与波斯大军相比依旧是九牛一毛：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是温泉关的有利地势。

　　任何组织防御的将军都应对温泉关的地形感到满意：作为防御阵地，它几乎完美无缺。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它确实存在一个细微瑕疵，这个瑕疵出在南边的山脉上，在山峦之间有一条隐秘的小径通向温泉关的侧背。

　　公元前480年8月，波斯大军开始攻击希腊人的阵线，最初他们派出的是米底人。希罗多德写道：“米底人向希腊人冲去，但被杀得成片倒下，其他人前赴后继、毫不退缩，他们蒙受的损失非常可怕。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对波斯国王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他部下众多，但没有多少是真正的战士……”

　　在遭受重创的米底人撤退之后，薛西斯派出了名为“不死军”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由10000人组成，其中一人死亡或者退役，就会马上补充进一人，从而一直保持着这一数字。这些武士装备精良，是整个波斯军队的精华所在，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会出战。但是即便他们，也在铜墙面前败下阵来。他们在狭窄的陆上作战，人数上的优势无法发挥，而希腊人的战术又远比他们优越。波斯人不敢进攻的时候，斯巴达人就常常佯装逃走。波斯人呼啸着挥动武器追赶上来，斯巴达人就忽然回身，挥出长矛，把他们刺死在地。

　　波斯军队的惨重损失令薛西斯异常震怒，但此时情况忽然出现了转机：一名希腊叛徒把波斯大军引向了山中的小路，这让希腊守军顿时腹背受敌。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命令大部队撤退，而自己则带领剩下的斯巴达人殿后，据说在最后的战斗中，他们向波斯大军发动了决死攻击，甚至一度杀进了薛西斯的营帐，无数的波斯人命丧他们的矛头之下，但随着时间流逝，斯巴达人渐渐精疲力尽，国王李奥尼达也在战斗中阵亡，最终为保卫温泉关而全部死去。

　　但这次战斗却展示了希腊人的抵抗意志，并激励了更多人为保卫家园投入前线。在占领温泉关之后，波斯军队向南前进，一度兵临雅典城下，并且威胁到了其它地区。然而，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战役中的胜利改变了一切，它也充当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薛西斯被迫抛下一支大军逃回国内，第二年，这支残军也被以斯巴达人领导的联军歼灭。不过，虽然波斯的威胁暂时远去了，但希腊城邦之间也爆发了严重内讧，作为其中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势同水火，这种紧张局势随后几十年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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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65/464年，猛烈的地震袭击了斯巴达，不堪重压的希洛人趁机起义。情况非常严峻，斯巴达甚至被迫向周边城邦求援。其中雅典人也接到了请求：由于当时其掌权者主张和斯巴达保持友善，于是便答应派出军队。但斯巴达人却开始担心：这些援军会在境内传播民主思想，并引诱更多的希洛人假如到起义中。于是，当雅典人抵达时，他们便匆匆将这支援军打发了回去，在雅典内部，这被视为奇耻大辱。此后，反对斯巴达的一派开始逐渐得势。

　　几年之后，这种对立终于演变为全面战争，它始于公元前457年的塔纳格拉战役（Tanagra），随后，两个城邦的争霸战断断续续持续了50多年之久。

　　有时候，雅典似乎占据上风，凭借轻步兵的灵活，以及集结优势兵力，他们曾一度令斯巴达重步兵无可奈何。比如公元前425年的斯法克蒂里亚战役，在这场战役中，雅典人以轻步兵游击战术击败了敌人，甚至还有292名斯巴达公民战士投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这次事件让所有希腊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凭借武力或饥饿让斯巴达人放下武器。”

　　但在更多时候，陷入困境的是雅典，比如公元前430年，面对斯巴达人的攻击，雅典军民只能退往一段长墙工事背后自保。随后的一场瘟疫更是让雅典人元气大伤，在众多被夺去性命的人当中，就有他们最杰出的领导人伯里克利。不仅如此，随着时间流逝，原先令雅典引以为傲的制海权，也渐渐落入了斯巴达人手中。

　　之前，雅典的舰队一直是斯巴达人的心腹大患，他们经常从海上派兵登陆，袭扰斯巴达人的势力范围；几次海战中，雅典人也是大获全胜。但当一名叫莱山德（Lysander）的人被任命为斯巴达海军司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为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他甚至不惜寻求波斯人支援。

　　当时，一名叫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的波斯王子被任命为小亚细亚总督，他对莱山德的计划很感兴趣，因为这有利于波斯人重新插手希腊世界。

　　对此，历史学家色诺芬写道：“莱山德被引到了王子面前，王子说，他立刻会拨付500塔兰特的黄金（1塔兰特相当于26公斤），如果数目不够，他会用自己的钱，这些是他的父亲赐给他的；如果还不够，他愿意打碎他的宝座——这宝座是由黄金和白银铸成的。”

　　在波斯的经济支持下，莱山德建立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在前405年，他凭借计策歼灭了雅典舰队，进而切断了后者来自黑海沿岸的粮食供应。

　　雅典现在被迫按照斯巴达的条件接受和平。他们被迫拆除城墙，将活动限制在指定区域，同时，雅典人还被迫放弃民主体制，将统治权交给斯巴达指定的30人委员会，他们后来被称为“三十僭主”。此时，斯巴达已经如日中天，没有谁敢直接挑战它的权威，但一系列事件和误判又直接让斯巴达人从爱琴海的霸主迅速沦为了二流城邦。

***

　　在击败雅典后不久，斯巴达人便开始向提供援助的波斯人反戈一击，并向小亚细亚发动了一场劳师丧众的战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斯巴达人被迫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公元前378年，雅典组建了第二次海上联盟，它直接动摇了斯巴达对爱琴海的主宰地位。不过，真正导致其衰落的却并不是雅典，而是一座叫底比斯的城市：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Leuctra）发生了一场关键战役。一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虽然在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底比斯一直是斯巴达的盟友，但当斯巴达胜利之后，他们立刻开始向之前的盟友施加暴政。”

　　在这种情况下，底比斯成了其它城邦抵抗斯巴达的希望所在，而斯巴达人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一异动：在前371年、与雅典签订和平协定后，斯巴达便开始专心对付这个心腹之患。

　　这一切导致了留克特拉战役的爆发。但由于错误部署，斯巴达军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斯巴达军队将骑兵部署在了方阵前方，但他们的骑兵素质很差，根本无法和以骑术见长的底比斯骑兵抗衡。在交战之后不久，这些骑兵就被击退，并被赶向他们自己的方阵。同时，底比斯人还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术，将重兵集中在了自己左翼，排成了令人吃惊的50列纵深，在他们冲击之下，斯巴达军队阵脚大乱。

　　一场屠杀就这样开始了。一位历史作者写道：“作为斯巴达人的国王，克列欧姆布罗托斯（Cleombrotus）就像是一位王者一样带领部下拼杀，但很快被击倒，其它位于方阵前列的斯巴达人也纷纷死去。随后，这些群龙无首的斯巴达人被击退、溃败，甚至是仓皇逃命。”在斯巴达投入的一万名士兵（其中包括了盟友部队）中，有至少大约4000人阵亡，其中还包括了400名全权公民——这在斯巴达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底比斯人乘胜追击，大举进入斯巴达人的势力范围。在这次失败之后，后者无法再像过去一样从盟友和依附城邦手中收取大量的“保护费”，在军事力量衰落的同时，他们再也无法控制大批奴隶——这导致了一场源自根本的危机。

***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斯巴达持续衰落，并且被反复置于不同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威胁下，其中就包括了马其顿帝国和后继的政治势力、亚该亚同盟（一个希腊城市组成的松散邦联）以及后来的罗马。在这个衰落时期，斯巴达人被迫头一次修建了城墙——而之前他们一直认定，斯巴达根本不需要城墙，因为他们武力强大，城墙是一种多余。

　　在公元前250-公元前220年之间，曾经有两位斯巴达国王试图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包括取消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允许外国人或非公民拥有公民身份等。虽然这些改革让斯巴达的国力有所恢复，但却引发了外界的警惕和干涉，这最终导致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后来，随着罗马的崛起，无论斯巴达本身，还是它希腊对手，都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尽管光荣早已远去，但斯巴达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历史。在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保萨尼亚斯访问了斯巴达，其中一个巨大的市场引起了他的注意。保萨尼亚斯后来写道：“市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波斯门廊’，它是从波斯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铸成的。在过去，斯巴达人一直在改变它的形状，直到像今天一样高大而壮丽……在剧场对面有两座坟墓，其中一座是保萨尼阿斯的，他带领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波斯人；另一座坟墓则是国王李奥尼达的，每年斯巴达人都会在这里发表演讲，并举办在其它地方看不到的体育竞技。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石板，上面铭刻着在温泉关牺牲的烈士们的名字。”

***

　　斯巴达城邦一直持续存在到中世纪，甚至可以说，在今天，它都没有真正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现代城镇斯巴达就坐落在古代城镇的遗址上，它的人口大约有35000。

　　但和雅典等城市的遗址不同，今天斯巴达却没有多少纪念物可供追寻。事实上，当你踏上这片土地，最多只能看到三片残垣——它们是两座神庙和一片罗马剧场的遗址。而这一点，甚至在2000多年前便已经被希腊历史作家修昔底德预言过：

　　“假如某天斯巴达将变得荒芜……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人会很难相信，这个地方真曾像记录中描绘的那样强盛。”

　　不过，修昔底德只说对了一半。虽然斯巴达的废墟可能不如雅典、奥林匹亚或其他一些希腊遗址那样壮观，但斯巴达人的故事和传说仍在延续。现代人无论看电影、玩电子游戏还是学习古代历史，都知道这座城邦——尽管其中也被融汇进了许多新元素，但当被问及那个问题：“斯巴达人，他们究竟是谁”时，每个人都会给出一个自信的答案。

传送门：这才是斯巴达？《AC：奥德赛》的斯巴达漫游指南 _ 游民星空 Gamersky.com

来源：知乎 www.zhihu.com

作者：战术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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