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说起 40 年的改革开放，着眼点总在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清单可能包括中国模式，GDP，大国崛起，富强，中国速度。当然，质疑也越来越多：分配不公，贫富不均和利益集团。

这或许是审视蛇口这个改革开放博物馆的话语背景。

一些问题很容易被忽略：比如蛇口——为什么是在蛇口设这么一个改革开放博物馆？而逃港，为什么会被排在展览的最前面？

最简单的原因，是“活不下去，要找出路”。

1979 年之前，中国南方的行政区划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海南岛属于广东省的一部分，深圳尚未成立，它是广东省下辖的县，叫宝安县。

宝安临海，住着不少渔民。从 1950 年代开始，这里还成了几十万底层冒险家的聚集地。他们由此出发，游到香港去。香港就在对岸，但有时没能成功，溺水者被浪推到堤岸上，有时游到一半就在蛇口镇上岸了，他们误以为到了香港。1978 年在宝安县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员超过了 4.6 万人，他们从这个国家的大小城乡赶来。游过去，就是两个世界。

“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真正解决好富国强民的问题。”1978 年 12 月 18 日到 22 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和搞活。“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 1979 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那些拼了命选择偷渡到香港的人一样，这个国家也选择在蛇口、靠香港自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答复说：“除地方行政按国内一套办，在经济上要搞点’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待遇，进出自由。”

蛇口与香港新界西北部隔海相望，除了适合逃港，这里也同样适合建港口码头。两地相距 27 海里，即使一刻不停也需要游上十多个小时。而开船从香港的招商局码头出发，一个多小时就能在蛇口靠岸。招商局在 1950 年后是中国交通部驻港代表机构。

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时间，比深圳经济特区获批成立还要早那么一点。

在官方的描述中，它诞生于 1978 年 10 月《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和 1979 年 1 月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在这两份递交给国务院的文件中，这个新鲜的工业区声称要“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如今成果丰沛，高歌是容易的，好似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先念大手一指，划一个圈，中国从此就走上了不同道路。实际上在蛇口开头很困难，比想象中更困难。时不时就会有人质疑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和外商共享利益，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到底来自哪里。

而且，所有这些可能都是权宜之计——是不是能做，是不是能成功，谁知道呢？中央政府决定少见地不干预：“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李先念本来打算把宝安县南头半岛的 30 平方公里区域都交给招商局。但考虑到开发 1 平方公里的时价大约在 1 亿元人民币，负责人袁庚决定只在 2.14 平方公里的蛇口试试。

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万一失败，“也是肉烂在锅里”，“就那么一小块地方”，只是一根“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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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如今是深圳市南山区下辖的街道，一个摩登、当然也房价高企的区块。除了“工业一路”之类的路名，这里罕见工业区的迹象，深圳的工业气质后来是靠大公司华为和华强北这个终端来完成的；但和早年一样，在深圳工作的香港人和外国人喜欢住在这里，他们在圣诞期间还能享受一条专门的道路，车辆禁行，好方便他们上街狂欢。

去年 12 月 26 日，这里开出了中国第一家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博物馆，冠名为“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它坐落在望海路和工业二路的交叉口，一尊显眼的女神像旁。女神像 1989 年开始立在这里，它是补天的女娲，人头蛇身，一张阴阳脸：朝向山的一侧喜悦，朝海的则面带愠色。海的对面就是香港。不过，除非读到过这段解释，从 12 米高的石像旁走过，没人会注意到这些，体会到一阵当年的紧迫感。它看起来就和任何一尊海边塑像没什么两样，通常是白色的，有飘逸的线条。

历史被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言说方式是审慎（或太审慎）的。在博物馆里，几个沙堆被摆在入口处，是第一个展区。沙堆试图重现历时二十多年的逃港运动。政府并不希望在今天重提旧事，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它被描述为到香港“再就业”。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我们没有夸大它，也没有非常惨烈的照片”。

关于这座在 40 年后姗姗来迟的改革开放博物馆是如何建立的，说法基本维系在 2017 年招商局 145 周年这件事上。

招商局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发生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希望在全国发展工业，“师夷长技以制夷”。1872 年 12 月 23 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招商局，意为设局招募商股。1873 年，招商局轮船从上海港出发，驶进停满外轮的香港海面。到了 1978 年，招商局在香港的码头只剩下几艘破败的船。但很快，招商局迎来了“第二次辉煌”，它是蛇口工业区的实际管理者。

1978 年，袁庚主导建立了蛇口工业区，并在这里尝试了经济和政治改革。蛇口在当时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和土地使用权。袁庚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去世，博物馆纪念计划被招商局提上日程。

接近博物馆的人则称，这样一座关乎一段重要近代史的博物馆无疑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授意。应该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议的，他在参观了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后说，蛇口需要建一座改革开放主题的博物馆。

博物馆顺利地赶在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前开馆。开馆当天，官员众多。招商局集团党委副书记、总会计师付刚峰发言说，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一段新的历史。新历史是什么？“努力把招商局（这家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野心勃勃却平白无奇，如果你看过博物馆里藏着的旧历史，就能明白其中的差别。

一张李先念在 1979 年 1 月勾画过的《香港明细全图》。灰黑色的铅笔画出了南头半岛，在蛇口和香港的几处码头上打上红星，并估摸着连出了出口航船的路线。

一把奶咖色的藤椅。1984 年邓小平南巡视察蛇口工业区时会见厅的座椅，坐垫和靠背是皮质的，藤把手的颜色经年加深。两种材质的搭配倒不是出于时髦，而是受限于当时的皮家具制造技术。邓小平这次来访表露了支持继续改革。

几个镶边的餐盘，过去用于明华轮上的餐厅。明华轮是一艘退役的法国游船，在 1983 年停泊蛇口，被改造成一家豪华酒店。在那之前，蛇口无法为短期的来访者提供住宿，也没有可招待的餐厅、酒吧。情况在 90 年代得到了改善，另一份针对香港台湾商人的《蛇口生活指南》显示，他们已经有更多可供消费娱乐的选择了。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大量展品也被迁到这座新馆。它们大多是历史影像和文件批示，关于蛇口历史上的大事件。比方说，蛇口在 1979 年开始炸山填海，袁庚请人拍下了当时炸山的一段录影，现在它透过投影仪打在展厅一块超过 15 平米的白墙上。

还有大量的蛇口证件。这些证件通常有生动的排版，并同时印有中英文。其中包括日常的证件，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广东省人民医院联合医院的健康检查报告，薄荷绿的封皮，和深圳市自行车牌证，是墨绿色的。也包括几张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出入证，蛇口在当时设置了特殊的关卡，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这缓解了一些人对改革的担心，就算它失败或出现动荡，也只是小范围的，且不会对外界造成干扰。

就像一个乌托邦，员工开始能通过额外的产出获得“定额超产奖”，他们也参与了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工资制”，这在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一些在蛇口的员工分期付款，购买工业区的福利住房，这是最早的住房商品化。全体蛇口的员工都可以通过民主投票选出蛇口工业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管理委员会，“干部”职务不再是终身制的。工资单、购房证明和选票都被纳入馆藏。

但这些制度改革都需要在“工业”的背景下展开，一位早期的蛇口管理者在博物馆筹备期的一场小规模座谈会上提醒说，工业是蛇口的准生证。它被寄希望于靠加工厂赚钱，最早兴建的是工厂。在 1979 年招商局和外商签订了在蛇口工业区合资经营的协议，此后合资公司华美钢铁、合资的华益铝厂、浮法玻璃工厂，外资独资的远东面粉厂和日本三洋机电的分公司，后来改组为 TCL 的陆氏彩电厂都在蛇口建立。博物馆划出了一块专门的区域展出在蛇口生产的双卡收录机、电视机和印有工厂标识的员工物品。

不过这些工厂如今几乎都不见踪影，蛇口留给世人的反倒是工业园里另外的东西，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和海运集装箱公司中集。少有例外的是大成面粉厂，它的旧址尚未拆除，立在一面高楼和工地件，标志性的米白色外立面和历史感为它赢得了 2015 年深港双城双年展主展馆的资格。在博物馆里展出的是一位捐赠者保存多年的大成面粉厂的面粉袋，策展者往里倒入了大量的填充物，看起来就像刚刚从工厂里出产。

同样纳入展览的还有记录改革变化、及其引发的争议的报纸。报纸不在少数，有兴奋，也有批评和犹疑。其中包括一篇《蛇口通讯报》的向蛇口工业区最高管理者袁庚谏言的报道，也包括香港人担心蛇口的发展会对香港造成冲击。

韩耀根是《蛇口通讯报》创刊的总编辑，他认为博物馆借助旧报纸还原历史的做法很难得，特别是一些报纸上刊登的重要人物如今在官方话语中饱受争议（指赵紫阳）。他听闻，蛇口所属的深圳市南山区宣传部曾对此有过疑虑，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没有对展品进行改动或修饰。“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哪个博物馆有这么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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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负责撰写展纲的是招商局历史博物馆，这所企业性质的博物馆前身是招商局档案馆“史料陈列室”，史料陈列室在 1992 年就成立了，收藏了齐全的官方文件资料，包括清朝创办招商局时的奏折。但在新建一所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时，团队没有把握。

他们邀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蛇口的十几位老人一起讨论展纲，他们大多还住在蛇口，或者至少一年里的部分时间会呆在这里，包括袁庚的儿子袁中印，他是多家公司的董事；育才学校的创校校长陈难先，育才学校是蛇口在 1983 年为了解决工业区职工小孩念书问题创办的，现在是个庞大的教育集团。

也包括谭子青，她出生在 1950 年代，早年在风格激进的《蛇口通讯报》做过短时间的编辑，报纸被关闭后，她在招商局负责土地的产权交易。2015 年，蛇口街道成立蛇口社区基金会时，她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这个民间组织有清晰的愿景“传承袁庚精神”，组织成员有意模仿当年蛇口民主的议事风格，在内部讨论时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最长的讨论会议持续了八小时。

蛇口社区基金会在 2016 年 5 月被正式委托，为新筹建的改革开放博物馆征集展品，他们和招商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很微妙的组合。”谭子青在今年 4 月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一家区域历史博物馆通常是政府筹建的，现在交给一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时央企又把征集环节交给了民间。

这次民间委托事后被证明非常明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征得了 5000 多件展品。人们彼此激起怀旧热情。过去蛇口人一度是全国的焦点，但事实是已经很久没人再对他们产生过兴趣。 2016 年的这起大规模征集活动重新提醒了他们的重要性。他们中有 48 人被选为顾问，参加了 16 场沙龙，并摄制了 50 多个视频。

他们将过往的证件、文件和收藏的微不足道的小册子送往位于花园城附近的收集点，并在那里碰到同样来捐赠“文物”的老朋友。有时候，他们在家里等一辆运输车，车子会把不能再过时的自行车、或者早就无法播放的四喇叭收音机抬走，不久，这些老古董就会出现在一座新建的——似乎专门是为他们而建的博物馆里。

韩邦凯，蛇口工业区第一期企业管理培训班的英文老师，在澳洲和蛇口两地定居。在蛇口时，他几乎天天来，“今天捐一张照片，明天再捐一张”。

这些展品将如何被放入一个空间，并引起更多人的兴趣，策展团队开始时跃跃欲试。策展团队里的成员大部分是在 1980 后出生的，有建筑学的背景，他们努力想让历史博物馆摆脱一点说教意味，和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联系。

这并非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改革、开放向来是新鲜年轻的词汇，三四十年前的蛇口对当时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更自由的言论气氛，更高的收入——可能是内地的五倍十倍还多，这里还提供见识，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娱乐活动，不管是从哪里获得的，可能是图书馆、新闻沙龙、免费的露天电影院，也可能是挤满外国人、模仿香港兰桂坊的酒吧群。

招商局通过竞标的方式寻找设计团队，虽然最后中标的团队是招商局年长的官员们投票决定的。除此之外，前期策展团队也几乎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招商局管理层的明确指令，比如展览需要遵循什么风格，突出哪些重点。不过，展纲是事先就确定好的，它确定了基调。他们参考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北京青年报》称，这个展览“通过 1280 多件套珍贵文物和 870 多张历史照片回顾了近代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间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艰辛拼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走过的光辉历程。”

更多设计上的参考来自一个墨西哥博物馆，记忆和宽容博物馆 (Museum of Memory and Tolerance)。这是个无论从建筑设计还是展品内容上来说都相当出色的反种族屠杀主题博物馆，一些人认为，它存在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个奇迹。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的策展团队看重它在处理宏大主题时不过分沉重，“调性刚刚好”。

展馆的设计施工从 2017 年年初开始，最终呈现为计划中的现代工业风格，大量的水泥石灰面，射灯模仿美术馆的照明，策展团队希望这能让整个展馆看起来更酷。但还是有一些地方打了折扣，比方说相片框的材质使用了铝塑板，在宣传展中，这是最常见的材料。策展团队认为设计施工方有时候很偷懒，他们太熟悉中国各类近代史展馆的通常做法了，没有更多的新想法。

不过，包括招商局的高层官员和参观者现在都反馈说，展馆的灯光太暗了，同时走道设计得太窄，人流高峰期时很不友好。他们倒没觉得展览在材质、字体这些设计细节上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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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批评者认为，问题不止于此。

谭子青一开始就意识到这座展馆是个政治任务。在后来访问美国尼克松博物馆时，谭子青认为她看到了一个不错的政治展馆模板，但她明白，同样的做法可能很难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实现。问题不在设计上，谭子青觉得问题出在，到底要呈现什么。展览馆里太多领导合照了，它们盘踞在好不容易收集来的民间记忆之上，几乎是注定的。

在展品征集阶段，蛇口社区基金会曾向招商局提交一份详尽的计划书。“这已经是展纲了！”谭子青转述甲方招商局一位工作人员的称叹。不过，这没能说服甲方改用这份更“有人味儿”的展纲。基金会保留了这份民间展纲，把它用在一本精装大开本的纪念册《记忆蛇口——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展品征集实录》里。这本纪念册不对外发售，只在小范围内流通，但同样获得了招商局的经费支持，同时在内容上也应招商局要求，删改了一些不合适的说法。

纪念册选录了超过 100 份口述，它们来自展品征集过程中十几个小时的采访和十六场座谈。这些谈话还被收录进一段不到 1 小时的视频。视频中，头发已经花白的蛇口人说，那时候在蛇口工业区做的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人得到解放。那时候的改革，给人的感觉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

去年开馆当天举办的“思想者漫谈”活动上，博物馆策展团队邀请了前《南风窗》主编秦朔、已在中国内地下架的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和主持许子东、窦文涛谈谈蛇口。今年“思想者漫谈”活动尚未有明确的计划，因为还没有获得明确的答复，是否可以进行。

今年 6 月 2 日，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开馆不到半年，开始“闭馆升级”。除了解决照明和过道的问题，还会增加更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关的内容。

事实上，这里只是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的临时展厅。招商局希望把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建在“微波山”上。“微波山”是南山脚下一个不到三层楼的小山包，即便深圳人也不熟悉它的叫法，但它一度意义重大。 1981 年，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微波通讯站，顶住了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批评，蛇口、深圳、香港之间的电话开始可以直拨。当时中国内地的电话系统还在使用需要话务员的老式交换设备。

与博物馆一起的，还有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公园”计划。不过，因为一家山顶餐厅的合约尚未到期，所有计划都被搁置了。

蛇口当时备受争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就立在微波山的山脚。这个口号被做成过各种不同材质的标语，立过山头，也在国庆花车上现过身，现在涂上金色看起来也不太起眼，还不如它的衍生品——两块“别影响我的”“效率”的冰箱贴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博物馆策展团队在开馆前征集的文创设计品。

作为临时方案，改革开放博物馆被暂时放进了一个有设计感的现代风格建筑里，建筑由 1993 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日本建筑师槇文彦设计，外立面是三个扁平的盒子。分布在这些盒子里的，最出名的要数 V&A，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命名的博物馆在展览界素享盛名，它选择在中国深圳开了一个分支机构，与招商局旗下的设计互联团队合作，合约为期两年。

早年的“工业城市”深圳为了改变城市气质已经做了多年努力，它把工厂外迁到了周边的城市东莞、惠州，欢迎互联网公司，和时髦的 Fin-tech 公司，现在它还打算借由南方的广告传统重塑一个设计之都。

我们最初就是在探访 V&A 时发现改革开放博物馆的。但大多数时候，没人会大胆想象一楼的 V&A 展览和二楼的改革开放博物馆能互相带动人流，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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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6 日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后，最多的时候一天超过 2000 人前来参观。人流量远远超出了博物馆策展团队的预期，他们本以为最多每天也就几百号人。参观者的来源很多，除了个人访客，党政机关和国有单位会组团前来，学校也认为这是公共教育活动不错的选择。

在深圳，可供公共教育的历史博物馆不多，这座城市的历史本身就很短。在蛇口工业区筹建一年多后，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才获批成立。

这个城市如今拥有超过 1250 万人口，在 2017 年创造了 22438.39 亿元人民币的 GDP，和香港的 GDP 差距缩小至 611 亿元。它的城市中心从罗湖转移到福田，现在更多的地标建筑正出现在腾讯总部的所在地的南山区，这个区在 2017 年的人均 GDP 超过了 5 万美元。但所有这些东西与蛇口都没有太大关系。

实际上大约在 1980 年代末之后，它就是另外一个地方了。1992 年，蛇口被归入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在行政区划上不复存在，尽管招商局还管辖着这个区域里大片土地，它的权力随处可见。

 4 月 23 日是袁庚的诞辰 101 周年。蛇口社区基金会在这天组织了一场本地的论坛，讨论蛇口如今是否还是座宜居的城市。这是一些人理解的袁庚精神和蛇口值得传承的部分：如果剥离形而上的讨论，蛇口在建立之初就是希望让人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余昌民曾是蛇口工业区的政策办公室主任，他在蛇口社区基金会制作的一段视频中说，早年他想到了一个关于蛇口的比喻，蛇口就像爱迪生的灯，只亮了 8 分钟，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之后世界一片光明。袁庚也认可这种说法。

题图摄影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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